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才仅仅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干部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做过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106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严文井之女）：“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6000余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进行“重新学习”和“深刻改造”。在他们中间，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陈翰伯、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
我不能不去——为了上一辈人的过去，为了下一辈人的未来，历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oC，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相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陈白尘留下的《牛棚日记》。
1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无他，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当年位于“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但四处却打扫得干干净净。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猛然间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并新奇地用录相机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好像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终于开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心中反复思考的，却是欣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这个地方？”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著名的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许许多多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其中，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自治区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黄宗英当年属于上海市作协，她的心情同样如此。她说：“作家这行当成了多余的了，成了社会的累赘。干校中的我们便只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守部队’！”……
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开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为坚定，爱憎最为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这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跑到商店里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1800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年青力壮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一些？”不料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挑水浇田，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60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以后，记者曾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位于河南淮阳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干校中，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目的是：“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插秧时，他们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为了防止“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经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五七干校的历史！我的心头一阵发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都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给你一个‘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青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再到后来，就连老牌的”黑帮分子“们也无不暗自”庆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仅仅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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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集体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五七干校能否称为‘流放地’和‘集中营’？”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原本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却变成了“军事管制”的对象，不是“集中营”又是什么？持否定意见的人则认为：他们毕竟还带有工资，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刚刚搬进新落成的宿舍还不到三个月的他，被派往湖中的大田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伶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能够彻底脱离那个令他窒息的“集中营”。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即便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从表面上看，它虽然不同于俄国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也不同于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是从实质而言，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强制分成5个大队、26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不仅平时根本不准请假，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时不时地被哨声唤起，强行“拉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要挨批评的！”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位于河北的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哪个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请示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竟然也被强行拆散了——当初有些“学员”是将整个家搬下来的：或是因为夫妻双方均在一个单位里，或是因为夫妻二人不愿长期分离。然而进得干校后才得知：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不管你是夫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我不敢拿太平天国时期的“男营”、“女营”作比较。干校这种做法，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去“野合”；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是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等到妻子赶来时，看到的只剩下这样一幕了：“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6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结果还没到达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嘛？”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是其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热情地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窄小，面积最多不超过十平方米。根据记载，当年每间房间都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始终在前前后后地奔跑着，却又一脸的茫然，虽说“×××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曾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的心很沉很沉，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庄子的一句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难道生存空间的狭小最终将一定导致出精神空间的狭小吗？可他们毕竟都是文化人而非封建家庭中的“妇姑”啊！
我不能不再一次地细细打量这排平房。当年在它里边，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代它们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人群”。其中的成员，按照当年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类人物、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
记得当初读到这段“故事”时曾潸然泪下，却又不明白人性究竟是怎样被扭曲了的，怎样被异化了的。难道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吗？就是在这种“室无空虚”的环境中吗？——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残破的世界》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针见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恶之所在！正是“集中营”的罪恶之所在！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人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人是需要关爱，需要温暖的，尤其是在那个畸型的年代里和畸型的环境中。然而，在干校的这片“土壤”上又能产生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有什么了不起！”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有人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道：“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然，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并非始于五七干校，但干校的这种形式却无疑助长了人们之间的冷漠与无情。牛汉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那些年 / 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 / 没有邮过一封信 / 没有被人握过手 / 没有叩过谁家的门……”那天，当欣久面对电视台的记者重新朗读起这首诗时，我的心在暗暗流泪，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内涵。
3
参观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的最高学府——咸宁学院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作为上山下乡的两支重要大军，为什么到后来“知青文学”收获颇丰，而“干校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问得好！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话题——它是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而被提出来的——即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虽说它并不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却与前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早在1998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否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说“是”，那么这群知识分子便真的无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那么当年的他们又为何要争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来呢？固然，有人是为了“战天斗地”，有人是为了“脱胎换骨”，有人是为了“政治避难”，有人是为了“顺从大溜”……但不庸置疑的是，在最初的阶段里，确实没有一个人去怀疑过它，去反对过它。就这样，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究竟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呢？还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
我想寻找真正的答案——这也是我约欣久等人前往咸宁的又一个目的：难道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就真的没有一个清醒者？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重新苏醒过来？
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书房。小伙子年纪不大，刚刚四十出头，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199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一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相光盘，满满当当；一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挤挤挨挨；写字台上堆放着他亲自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整整十二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了“个人档案库”。于是乎，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当年那批“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即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当年那批“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等人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们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们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 / 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 / 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 侧着身子挺立着 /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 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 春天来到的时候 /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 半棵树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 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当年那批“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更加顽强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侯金镜也算是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坚定地摇了摇头，“死要‘死得其所’——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1997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
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没有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颓然倒下；有了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死得其所”！
那么，这一切又是否能够称为“干校文化”呢？——有人将它总结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的风骨；乐天知命，战天斗地的精神。”但我更愿意挖掘出它的精髓——令文化人安身立命的精髓，令知识分子傲然挺立的精髓：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青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撰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地里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青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著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一旦获得解放，便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投入久违的专业，重新完成久置的计划。李城外发言了，他缓缓地讲述起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不曾想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便足矣！‘……“有过切身体会的他，思考要比别人更”现实“一些。
他们不愿回顾这段历史，不愿触动这个“伤疤”。这究竟为了什么？作为他们的子女，我和欣久深深懂得他们的心思，深深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自己以往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忏悔，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聂绀弩曾经说过的话。更何况，要想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更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灵魂上的严肃拷问，没有理论上的深刻反省，是根本无法落笔的。——臧克家失败了，他败就败在太急躁，太匆忙了。他迫不及待地拿出诗集《忆向阳》，又迫不及待地总结出干校给予他的“收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不管如何评价，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思索实在是太浅太浅了……
那天，是欣久打破了这个沉寂，她发言了，但声音很低很低：“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是的，当他们终于经过了“沉痛的反思”、“认真的忏悔”和“全面的总结”之后，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而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是遗憾？是悲哀？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校园里非常安静，学生们正在进行期末考试。从校长的介绍中得知，咸宁学院的发展正在蒸蒸日上——校园的面积达到1800余亩，师生的人数也已超过2万。但更加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这里并不是一方沃土，却屹立着一块无字的丰碑。……六千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向我们这样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鼻子也禁不住阵阵发酸——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总结这次的咸宁之行。我们返程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鞠了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