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三味书屋”跟大家探讨一些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包括许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做过讲座，。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最深，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十年的各派社会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国的改革反思年”，从2006年以来，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着反思。而现在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各个方面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这意义是很重大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教育的层面，或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层面等等进行总结。我今天是想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一些总结，。但是我觉得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总结，并不是把思想与工业、农业、经济、医疗作为并列的一个门类来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过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思想也产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会问题的东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总结30年来的思想变化时，大家可能是把它作为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门类，。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思想变化处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利益，都会反映到思想上来。我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思想总结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思想”，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中国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宣传机构认可了的、批准了的才是思想。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一些有公共关怀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观察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可能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响力不会很大，因为它不会见诸于主流媒体，但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真实性很强，主流媒体不讨论、要回避的问题，它都在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南方巡视以后，强力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滞的趋向，要不要改革开放？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来都是左派挑起的，他们总要质疑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实际上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受到了极大的干扰。邓小平后来干脆就来一句“不争论”。这句“不争论”我觉得从客观效果上是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在中国总有这种惯例，一旦争论起来，凡是先进的、进步的东西，总是争不过保守和守旧的东西。所以一句“不争论”就让改革开放可以排除干扰继续进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引起了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正，以及涉及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越来越复杂，不论知识分子还是一般人的看法都与以前不一样了，有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邓小平非常英明、非常有用的“不争论”，实际上是管住了党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虽然党内那些左的人还不断地写“万言书”，不断地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总的来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管住了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把那种对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进行根本性挑战的力量强压下去了。这是一方面，而且这也是我非常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人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没有分歧、没有争论。人们实际上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只不过这些争论没有出现在最主要、最显赫的媒体上，其实我们日常的报刊、杂志也充满了这种争论，这些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思想。而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这种思想也非常丰富。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这二三十年以来，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甚至不同的派别。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思想派别。

这些社会思想，80年代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熟并自成体系，它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不同的争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每天也都在感受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形成了理论、形成了体系、形成了流派的思想，它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呢？它们的看法与我们的感受之间，有多少差距或多少契合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当然为讲的更系统一点，我想还是从这30年社会思想的变迁，从最开始到现在，我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我把这30年社会思想的流派、分歧、争论，分为五个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奠定改革开放的共识

很多人包括在座的一些朋友，都不是非常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思想状况。我自己从80年代开始就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活动，也属于其中某一个思想派别的一员。我自己当时就有很多观察，客观地说，除了我自己的专业，研究西方哲学以外，我也把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当作自己的专业，也积累了很多材料，写了不少文章。所以我想与大家分享。

现在好像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有个前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只能按照以前毛泽东晚期的那种左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所以必须有个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前提，而思想解放运动有个客观的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当初文革结束，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整个中国弥漫着一种普天同庆的气氛。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大家都相信官方的一个说法：打到“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那时候人们天天念叨的就是这句话，总以为中国从此就会走向一个美妙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法治遭到践踏、经济濒临破产的状况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许多人“文革”时期遭受的苦难，我想把它形容成一场噩梦或一场浩劫是毫不为过的。大家常举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他作为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那么中国还有什么法治可讲？但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志新，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只因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不认为刘少奇是叛徒，就被判处死刑，而且她的死是非常悲惨的。当初在辽宁省执政的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就是他要求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张志新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了避免发生她在刑场上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尴尬情况，在行刑前，她的喉管就已经被割断了，就不让她在临死之前喊出口号。“四人帮”垮台以后，《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谁之罪》，就问的是这个问题，它最后就说是“四人帮”的罪，但未见得是“四人帮”亲自杀掉张志新的。那么这个事件，就要一直追问到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上来。

当粉碎“四人帮”、我们获得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都觉得中国的未来将无限美妙，但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自己的感受是，“四人帮”垮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变，渴望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说“四人帮”的罪行是什么呢？说“四人帮”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根据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根据毛泽东特别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既然“四人帮”是大坏蛋，那么它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所以，当初批判“四人帮”的同时也在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跟批判“四人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同时进行的。批判刘少奇时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林彪时也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邓小平也是这个理由，结果到了批判“四人帮”时理由还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虽然我们把“四人帮”宣判为是我们的敌人，而他们作为敌人的属性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犯的最大的罪过就是搞了资本主义。所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中国仍然要沿着反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这样的话我们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把“四人帮”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往前走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和起点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是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什么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有个人我特别佩服，但宣传的太少，他就是当年的元帅，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他是第一个在党的工作会议上站出来说：“还把‘四人帮’说成是资产阶级是不够的”他明确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准。像刚才讲的迫害刘少奇、张志新致死的那种悲惨的案件，如果说是封建法西斯我就觉得特别准确。所以叶剑英在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叶剑英在他的讲话里还说：列宁说过，我们不仅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因为民主主义跟封建法西斯思想，跟“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那一套东西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现在应该提倡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打倒、反对资本主义。他说我们不但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迷信，从进步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所以思想解放不是把我们从资产阶级思想里解放出来，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东西。

我对那时候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念研究生，我的导师也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有我们所长邢贲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中也是冲锋陷阵的，所以当时党内整个情况我也是比较清楚的。除了叶剑英有这种思想以外，还有很多在文革里受过极大冲击的领导人都有深刻的反思，比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也感到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李维汉先找胡耀邦进言，胡耀邦说这件事可能要邓小平才能拿主意，然后他就去跟邓小平促膝谈心，非常诚恳地谈了几个小时。他诚恳地对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弯路，犯了这么多错误，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东西，是法西斯的东西，是跟专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思想战线反对的应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法西斯的残余。”邓小平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最后形成党的决议和共识。

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曲曲折折，而改革之初的这个共识未见得就始终贯彻了30年，尤其是现在。其实在30年的前期、中期，甚至后期经常出现的主旋律仍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全党全国形成的共识重新提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这30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极左的思想，封建专制的思想，甚至法西斯的残余思想力量是相当大的。我刚才介绍的改革之初的共识，我敢肯定地说，在这30年里完全没有得到始终贯彻，甚至在很多时候主旋律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

现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一提到80年代都是用一种无限缅怀的口气来说的。当时的思想文化形势，可称为“文化热”，那时候文化确实特别热。现在读书界在回忆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情况，那时候好像全民都在看书，刚入校的大学生要排一整夜队到新华书店去买各种各样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真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或许这也是人们的一个心理作用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把以前的东西加以美化和缅怀。但是不论怎么说，80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确实有其美好的一面。

80年代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独立探索和发展，而且这种探索和发展在社会形式上有保障。比如当初最大的思想文化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它不是以社科院、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为单位，而是完全打破了这种界限，由一群非官方的、意气相投、思想认识一样的一批人结成团体进行的。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形成了共识，然后结成了一个团体，用俗话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山头。这群人又跟出版社形成民间的合作关系。因为出版社没有那么多深刻的看法，也没有那么大的学问，而当时一个人要想出本书或发表文章也非常难，那么两者正好结成联盟。所以80年代文化界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文化学术团体跟出版社结盟，所谓的策划选题、编辑校对以至出版都是由这些民间文化学术团体自发地代替出版社做了。当时众多影响非常大的学术、文化、思想团体做事情都有自己特色，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在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规划蓝图。这在当时中国还没形成民间社会的时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海内外的研究者在回顾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把这些团体分成三个很大的学术文化思想山头，但我自己认为三个是不够的，我认为有五个。我觉得，他们每一派的研究都不只是一些学理上的问题，而是紧扣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问题，并且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一个派别是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一批人，他们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而自从1949年以来，传统文化长期受到压制与摧残，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而加以排斥。这批人的思想非常丰富，比如里边有李泽厚，有庞朴，最具有刺激性思想的是杜维明。杜维明当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像西方，像英美那样搞现代化，因为美国英国是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不但不会反对现代化，甚至会给现代化提供一些特别独特和特别好的东西。他最强有力的论据就是当初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搞的就不是西方的那种现代化。比如当时日本被认为马上就要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最了不起和最有前途的国家，而日本的公司文化、制度与美国的就不一样，日本企业是家族制，这种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儒家文化来的。他总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妨碍现代化，而且我们如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一些精神和思想的支援的话，我们的现代化就会比已有的现代化好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点，我们当然更应该这么做，因为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主体。所以，第一派我把它叫做中国文化书院派，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

第二派别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这其间还有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王若水。有一个人没有加入这个团体，但我觉得他应该包含在这个派别里面，他就是周扬。他们思路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占主流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精髓？这个极大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甚至是决定性的。比如文革就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解释成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就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曾说过，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阶级敌人在哪儿，就在共产党内找。当时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但仍觉得荒诞的不得了，但中国的实践确实就是这样。在中国有一个大的背景与前提：那就是孙悟空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中国遭到浩劫，经历了一场噩梦，就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学说，而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是充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学说。他们也找了很多根据，比如《共产党宣言》里就说到：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公社。共产主义是这样的制度，在其中个人的自由是实现人性自由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灾难是因为几十年以来用一种极左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如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解释为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那中国的前途就很美妙了。

第三个派别是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这一些人。这些人又有另外的特点。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每派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与别派、别专业不一样，第一派是搞国学的人，比方汤一介、庞朴、杜维明，他们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一流的专家。第二批人是中国最优秀的、独立进行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批人是中国科学院的一批研究者，以金观涛、刘青峰为首。当初组建的时候其实包遵信起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批人经常接触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他们最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闭关锁国了三十年，导致中国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的落后首先就表现在与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大大脱节与落后，因此中国要搞现代化首先要吸取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因为他们研究的是思想文化这个层面，并不是说他们要引进一些具体的专利、技术。实际上当时在全球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背后，已经出现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了。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当时他们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每一本都很薄，但内容十分丰富。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闭关锁国，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的情况下，那代年轻人基本都是靠这套丛书接触到新知识的，比如中国人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发展并不是无限与无止境的。这套丛书中有一本书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里面就谈到了发展的危害，谈发展引起的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还有一本书是谈人口问题的，这些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当时中国是一无所知的，都是通过他们的介绍，人们才了解到的。

第四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我当时就属于这个文化山头。这派人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我们这派认识到，前面这三大派别的思想体系并没有覆盖当代人类、当代世界的思想文化的所有版图，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20世纪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人文主义的思潮，中国与这种思想是完全绝缘的。所以这一派思想与前面三派都不一样。我们首先介绍的有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这是当时的中国所不知道的。我们又介绍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介绍维特根斯坦，也介绍英美的语言哲学。我们要告诉中国人，实际上从20世纪初，整个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不知道这种语言转向的话，对整个西方就没有把握。所以这个文化山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

最后一派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没有多做研究，但我个人特别重视它。这个派别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所在的这个文化山头，介绍的是什么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伽达默尔，按照中国的分法，这些已经是属于社会科学了，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社会科学呢？严格说来中国的分法是很粗糙的，如果你在西方的大学里，你就知道，前者叫做人文科学，英文是humanitas，后者叫做社会科学，英文是SocialScience.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社会科学是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学不是。社会科学与经验科学是有关系的，它像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对象化的东西，而研究解释学充其量是以人或者人的精神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际上是处理外部世界的。所以第五个文化山头，也就是《二十世纪文库》研究的主题就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其中的活跃份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在90年代以后在80年代，我把它排在第五位的社会科学是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出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靠弗洛伊德，靠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这些争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在90年代以后中国的显学应该是经济学和法学，而这些属于社会科学。

这些就是我对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介绍。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可以看出80年代思想的特点是，它研究的是大问题，整个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大谈主义的时代。比如那时候就争论马克思主义到底是阶级斗争学说还是人道主义思想，还谈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当然存在主义也是与人结合的非常紧密的思想，那时候很少谈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李大钊与胡适就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这一派是自由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研究问题，觉得李大钊这些人老是谈主义，但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李大钊就批评胡适，说中国最苦难深重的大问题没解决，你去研究这些小问题，就像晏阳初或者是梁漱溟在农村办一个小学什么的，是根本不行的，首先中国社会要有根本的改造。所以，那时就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我就觉得后来中国思想界又走上这条路是非常有意思的。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时代，大家争论的问题都是主义，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到底成不成立？中国所有的左派都在围攻这个，说人道主义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另一边一定要说人道主义是好的，因为它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到了90年代谈主义的人就很少了，因为主义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一个农民工谈主义是不成的，一个下岗工人谈主义也不行。所以那阵就只谈问题了。

我现在总结一下，80年代是一个谈主义的年代，但是那时候谈主义我觉得是非常自然和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里走出来，有很多基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解答，人到底成不成其为人？人有没有个人天生的自然的权利？这些问题确实是终极关怀与个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确实都是一些主义问题。人能不能为自己？那时候就讨论的很多。所以在80年代谈主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关于90年代出现的社会和思想转型

基本上以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为分界线，之后中国的整个发展状况，社会状况，以及反映社会状况的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所以90年代中国人考虑问题与做事情的方式与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种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一直延续到现在。

首先一个转型是，80年代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到底还要不要改革的非常现实的危机与危险。那个事件之后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政治上是反和平演变，在文化上是反全盘西化。当时在党内，在高层，在社会中，80年代本来已被压制下去的反对改革开放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社会力量一下子就都活跃起来，好像觉得经过这场政治风波证明他们是对的，中国搞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是错的。所以他们就要问了，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搞改革开放是不是又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否定的，也想来一次拨乱反正。所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实际上，当时的很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已经开始走“回头路”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全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都感到非常担忧，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停滞了，而且明显的是在往回走，往回走的势头还非常强，那时我们每天就是学习反和平演变。

但突然之间，让中国人和全世界都意料不到的是，邓小平突然搞了一个南巡，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他在南方就说改革开放好，这就把反对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回头走的路给强行扼止住了。当时我对此体会很深，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整天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是在学什么反和平演变，学得脑袋疼，一下子整个事情就变了，而且改革开放的势头比原先还要猛得多，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的。而且邓小平当时就说：“谁不搞改革开放谁下台”，已经把话说到这地步了，那种严厉性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可能很难体会。而这话是针对哪个级别的人说的？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也配合邓小平把话说明了，说中国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就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势头往前发展，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所有的理想光辉都没有了，天生所具有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面性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改革开放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尤其明显的是贫富悬殊，有人大发不义之财，社会不公正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分析这种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从2006年以来，大家也都在谈这件事，我自己也有我独特的解释，我认为80年代的改革，从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到知识分子，他们基本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想法，就是为中国好，为民族好，为老百姓好，但是那些守旧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惯性逻辑，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习惯于搞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套。所以这一种思想上的斗争是很严重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邓小平一直到胡耀邦到老百姓都是希望改革，真正对改革形成阻力的是中间的一些干部，他们觉得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习惯的道路、习惯的政策、习惯的行事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他们认为变动会给他们造成威胁与损害。所以当时事情非常明显，最高与最低的人都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但是中间这些掌权的干部，现在称为公务员的人不喜欢改革，但是后来之所以改革会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滚滚洪流，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启动的改革终于使这一部分对改革持怀疑、观望甚至是抵制态度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对改革的理解是个错误，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根本方针是要放权让利，而中国的改革不像俄罗斯搞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双轨制给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们手中的权力能与金钱进行兑换。而这个转轨过程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使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复杂，而且对中间掌握权力的人非常有利。那些掌权的人终于发现，他们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位置。所以我觉得90年代重新启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一下子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因为利益驱动。说的不好听点，人性都是有恶的一面，利益的驱动一定会比理想主义的驱动力要大得多。所以80年代的改革会有那么多反复，有那么多斗争，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形成不可逆转的洪流，就因为曾经反对、观望和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然而90年代改革开放固然是不可阻挡了，但由于这轮改革开放的根本驱动力是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道义力量，道德上的光环全部没有了，民意的合法基础也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它的民意基础全部丧失了。

在80年代支持改革开放的知识阶层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是支持改革开放，他们的对立面就是保守派。那时候最有意思的说法是，要问一个高级干部或者一个知识分子，首先问的是他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大家都知道于光远是改革派，邓力群是保守派，大家都这么看的。到了90年代再问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就没有一点意义了，也许有一个天天高举改革旗号、天天高喊改革开放的人，其实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所呼吁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那种根本性的社会思想立场的区分，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这个区分，实际上是没有意义了。同时80年代争论的最大的问题即要不要改革开放，在90年代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要改革开放的人可能是为全民族谋利益的人，也可能是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益的人。所以90年代有意义的问题是从要不要改革已经明确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它的实质意思就是说改革的代价是由全民公平分摊，还是由一部分弱势群体来分摊？

这种变化在文化上反映在那些方面？首先由于社会不公正，贫富悬殊这些问题非常严重，由于贪污腐败的治理也不是非常有成效，所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社会问题成堆，而思想文化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起作用，需要的知识是法学的知识，经济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五个山头研究的内容。所以把90年代跟80年代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问题取代了主义，社会科学取代了人文科学，关于制度安排的问题取代了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这个转向是非常明显的，我身临其中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最好的对比是这样，如果说80年代我们要找一个象征性的人，他应该是李泽厚。那时李泽厚非常自豪地说，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受他的影响成长的，当然这么说是夸张了一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80年代文化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学热，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美学爱好者，大学生对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简直是津津乐道。因为大家关心的都是一些比较形而上的，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审美情趣，怎么做人，终极关怀这些东西。90年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我觉得有两个人，一个是何清涟，一个是孙立平。何清涟写的书是《现代化的陷阱》，跟她比较接近的是秦晖，他们以90年代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揭露国有资产在重组中间发生的大量流失这一类问题著称的。孙立平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中国社会的阶层冲突的，他有两本有代表性的书，一本叫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自从1949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被描写成高度公正、平等的社会，但是9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分层，有社会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矛盾，甚至有社会阶层的冲突，而且这种分层已经严重恶化。孙立平的另外一本书是《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面说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以前表面上的和谐大家庭断裂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们处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上，他们的感受与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把李泽厚与孙立平、何清琏的思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90年代与80年代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到了90年代，我刚才谈的那五大学术文化山头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当然89年那场巨大的社会风波已经把这些文人学者的山头在同一瞬间就给摧毁了。但是这种种思潮它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呢？我来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看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研究的国学后来得到了很大发展。我觉得89之后的形势对于国学的发展客观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反和平演变在思想上就是反全盘西化，整个思想学术界除了传统文化以外，别的的东西都给摧毁得一干二净了。当时认为西学就是配合和平演变的，谈西学肯定不行，但整个文化也不可能完全是真空，89之后由于政治力量彻底批判和平演变和全盘西化，于是使得国学在90年代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发展机会。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解释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争论得很厉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人道主义的思想还是阶级斗争也在争论。90年代这种争论实际上就完全停了，因为邓小平说了：不争论。这个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上万言书的人特别多。其实那些残渣余孽我觉得力量挺大的，但总的来说让邓小平压住了。这种情况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07年谢涛先生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套东西呢？还是谢涛先生的更加人性化的、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传统更多的承认民主自由的东西？到底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这也在争论。虽然我非常欣赏谢涛先生的立场和道德勇气，但是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确实在学术上可以争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精髓是专政理论跟阶级斗争学说呢？还是提倡民主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争论的。

而科学世界观这方面，“走向未来”这个山头我觉得也非常之萎缩，因为他们这派的头目也流落到海外去了。当时这派人出了一个电视系列片叫《河殇》，因此在政治上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河殇》在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后来赵紫阳把它送给李光耀，因而又带上了一些政治色彩。他们这派是搞自然科学的，本来问题应该不是那么大，但是由于他们的代表人物搞了《河殇》，赵紫阳拿去送给李光耀，这就跟政治牵扯在一起了，所以这一派也给打得完全没有了。另外他们提倡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他们构造的东西是宏大的叙事，他们希望给中国人提供一些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对历史的解释。所以，他们最有影响的东西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思想发生了转变，大家由于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于宏大叙事不感兴趣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体会，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谈那些大的东西他是非常没有兴趣的，而第三个山头，也就是谈科学世界观的这些人，他们宏大叙事的特点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一派后来的影响就非常小。

第四个山头，也就是我所在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我觉得受批判全盘西化的影响，这派在90年代之后也不怎么样，也是比较萧条。但这一块由于离政治比较远，现在说说反正也行，跟90年代不太一样。

最要提到的就是第五派，社会科学思潮，我觉得这一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为中国社会问题成堆，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来解决，所以，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是当今非常吃香的显学。

90年代：社会文化思想呈现三大特征

与80年代相比，我觉得90年代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后现代主义一度代替了对现代化的追求，它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最喧嚣一时、最时髦的主流。后现代主义传到中国来应该是1986年，当时西方有个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叫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但是他那次讲演基本没有影响，因为80年代整个中国的气氛是我们要走向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我们对现代性是肯定的；80年代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提倡的是科学、民主、理性、启蒙。所以86年他到中国宣传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气氛不一致，所以没造成什么影响。90年代情况相反，因为89年以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对80年代有一个彻底的否定。所以90年代最流行的思潮就是后现代主义。当时北京有三个“后主”，北京大学的“张后主”张颐武，现在北京电视台，特别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陈后主”陈晓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后主”王一川，他们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趋向基本持批评的态度，它的整个价值取向和思想文化取向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对现代性的东西都认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后现代思潮当时影响非常大，我到各地去开会时就发现大家都在谈后现代，好像谁不懂后现代，谁就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一批评什么都用后现代的词句，比如说我念一篇小说，他说这是解构一个文本；你讲大道理，他说那是宏大叙事。当初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出来反对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没有过失的，而现代性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启蒙，但后现代连这些都要进行消解，它最后还要对意义进行消解，这种意义包括我们伦理学上的生活的意义的追求，包括语言的意义。他们就跟你胡搅蛮缠，因为他觉得你说话是按照固有的意义在说，他把你的意义消解了之后，再附加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我觉得这样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所以我当初就提出来，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西方社会过分发达的理性，科学讲究的太多了，遵守规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打破。但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乏规则，我们还处在要建立规则而没有规则的时候，现在中国消解意义怎么可能呢？我当时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当西方最有名的后现代主义大师知道他们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且被很多人信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忧虑，比表现出来的喜悦要多的多，因为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走向后现代》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后现代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基础，它对于还在追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我觉得在中国推行后现代思潮，就相当于西北特别落后的边疆地区的一个农民，吃饭都吃不饱，有一天他跑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白领都在减肥，谁不减肥谁就跟不上潮流，然后他回到家乡去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现在要减肥，你们现在是营养过剩。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能说明问题。幸好这个思潮现在并不是特别流行。所以，90年代社会文化思想的最大转变就是提倡后现代而反对现代化。

90年代社会思潮的第二个特征，是激进主义的思潮受到了极大的批评，最重要的批评者是80年代思想文化界最著名的领袖人物李泽厚和刘再复。刘再复89之后流亡海外了，现在又可以在国内发表东西了，最近他又写了几本书，也写得很好。80年代的时候他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影响也很大。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一般地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革命的激进的东西是好的，保守的东西是坏的。在中国长期的传统里面，谁坏就说谁是保守份子，有些人曾经很好，后来变坏了就说他曾经是激进的革命的，后来变成一个保守份子。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宣传主张的都是激进的东西。后来有人反思，认为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分析的话，中国的事坏就坏在革命思想太多。他们认为，本来中国可以走一条很缓慢的道路，很多历史学家跟一些人回顾中国的道路的时候，觉得中国最好的道路是君主立宪，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实现了君主立宪那是最理想的，那样社会就不会有动乱，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建设积累，这样我们的法治发展了，经济也搞好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不过瘾，实行急速的变法，激化了跟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矛盾，结果搞不下去了。后来康、梁这些思想又被说成保守的，孙中山的革命一下就走的非常之远，再后来对孙中山这套又不满意了，于是又有了共产革命。所以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像英国的光荣革命这种保存旧体制，在原有体制思想文化内部一点一点生长新东西是最好的，而我们传统长期的教育就是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他们觉得这种思潮，这种革命的传统思想跟激进的思潮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中国要做很深刻的反思。我不属于这个思潮的人，而李泽厚、王元化当时就在进行反思，他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他们觉得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还不是李鸿章那套吗？无非是引进外资、兴办实业这些东西，但在这中间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中间折腾我们的东西全是激进的东西，这些东西以后全部不要。这种思潮我觉得是80年代到90年代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思潮。

90年代第三个特征是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很多人没搞清楚，它实际上是从1994年开始的，89之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是一片萧条，后来邓小平南巡以后，大家逐渐可以说一点话了，各种学术会议开始恢复了，这些文化人也开始进行交流了，大家感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学艺术的萧条。上海的知识界对时局是比较敏感的，他们跟《读书》杂志合作搞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一共出了大概有六期，这种讨论一直到最近还在进行着。当初上海的学者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觉得现在中国的人文精神没有了，文学艺术没什么值得一谈的东西。他们就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认为是中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政治上的压制以及对知识分子歧视、奴化教育使得人的精神萎缩了，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能说话，一出作品就受到批判。所以他们最开始谈到中国人文精神萎缩的原因时，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中跟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的摧残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灵创伤。他们说，人都不是一个扬眉吐气、顶天立地的人，又怎么可能写出好的歌颂人的作品呢？但后来的说法又给人另外一种印象，后来又说中国人文精神之所以会失落，中国的文学艺术之所以会凋敝，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拜金主义，低俗的大众文化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因为金钱压倒了艺术，所以马上开始声讨拜金主义。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整套现成的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析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文化跟低俗文化是怎么泛滥的，那种高雅的艺术和文化是如何没落的？所以中国讨论人文精神时，就把这些思想拿过来，但王蒙先生首先出来说：你们说中国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以人文精神没有了，金钱压倒了思想艺术，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精神，请问是哪一个时代？是57年反右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全面专政的时候？你们的意思是不是中国的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一个如日中天的时代，这才会形成一个失落？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站在王蒙这一边的。后来，两边的争论就变成市场经济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到底是起了摧残作用还是别的什么作用，其实这个问题从卢梭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深刻和重要的问题。

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争论应该是中国这30年间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争论的背景是9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得到了急速的发展，改革开放也从倍受争论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大概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条就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二条就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这些我觉得是基本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否定。那么争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产生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原因。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产生问题的根源在哪？两派有不同的争论。所以我觉得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争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这一点。新左派认为问题根源出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因此他们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而另一派的回答则不是，他们觉得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这个问题：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和不受监督、不受制衡。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是非常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受到权力的干扰与控制，正是由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间所起的超强作用，才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所以两派最针锋相对的首先就在这个问题上，一派说出现这些问题应该由市场经济负责，所以他们大量地批评市场经济，大量地说市场经济不好的一方面；而另外一派说是市场经济受到了扭曲，需要的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国还应该深化改革，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法制，中国光有市场经济绝对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法律、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这样中国腐败问题、社会不公等问题才可以解决。这是一方面的争论。

第二方面的争论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中国还没加入WTO，争论的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浪潮到底应该怎么看？对全球化是持正面的评价、欢迎的态度、积极参与的态度呢，还是持批评和拒斥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应不应该加入WTO.新左派有个最明确的回答说：全球化浪潮会给中国带来灾害，如果中国迎接全球化？就会把自己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其中有个说最明显的，是一个叫陈燕谷的，他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他也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他把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加入WTO组织，通过国际合作方式来走现代化道路明确称之为自杀式的道路。他说，为什么西方愿意输出技术，愿意跟第三世界进行合作？因为他们工业是高度发达，但他们继续在本国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会造成污染；实际上资本的出口，就是环境污染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性发展。所以他提出的方案是先革命后发展。他说：现在明摆着世界呈现的是不平等的经济与贸易体制，世界经贸规则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制订的，他们掌握了主导权，掌握了霸权。中国参加这个不公平的体系，就是把污染引进中国来，这岂不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

而自由派认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不论它有多少弊病，全球化都是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你想卷入也罢，不想卷入也罢，最终都会被卷进去。这样的话，与其被动地不情愿地进去，用抗拒的姿态进去，那还不如以积极的态度进去，因为只有参与进去以后你才能去改造这个制度。实际上WTO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它的经济合作体制是西方建立的，但经过乌拉圭回合、东京回合的谈判，在这框架之内发展中国家也还是有争取自己权益的余地的。最明显的事例是，当代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参与了WTO之后发展起来的。我也参加了这次争论，我觉得中国最痛苦的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时就讲要有个世界革命，所以我对“先革命后发展”这种说法非常反感，这种要先把不平等的制度打碎，并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之后，再参加进去，再去发展中国经济，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争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的国情判断的争论。新左派的判断是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断，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来诊断。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中国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有中国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权力的垄断和权力不受制约引起的，也就说中国的问题还是斯大林主义残余的问题。所以两派诊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按照新左派第一个说法，中国贪污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与跨国资本。我相信跨国资本肯定也有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贪污腐败主要不是由别人引起的，新左派说法我觉得实际上是转移矛头。我从来没看到哪一个经济腐败案件的背后没有权力在起支配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引证一句说的最好的话，前湖南省纪委书记2007年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他是中国高级官员里，而且处在这种敏感部门里唯一敢出来说真话的人。他讲了自己很辛酸的经历，他说自己搞了十多年反腐败工作，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失败的，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自己实际上是在跟旧体制作斗争，所以中国反腐败的出路应该是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化的经济。我觉得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说的话，远比一些读书人在那里瞎争论的分量要重的多。我的判断是跟这个人相同的，而且我自己比较自信，我的判断没有错。

还有争论就是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争论的两派分歧也非常大。新左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表明了，中国所谓新派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被殖民化了。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在这方面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陈独秀、李大钊高举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倡导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启蒙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话语。而中国的鲁迅、李大钊、胡适这些人，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西方的话语自甘屈服、顶礼膜拜，他们只是把西方的话语横向移植到中国来，而且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新左派觉得我们到现在还要提倡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早已被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了，中国社会不应该用这些价值观，这些思想实践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应该明确认识，这是资产阶级的话语霸权的表现；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则明确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没有达到。在这点上他们认同李泽厚的观点，认为“五四”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中国搞启蒙运动，要提倡理性和科学民主，但中国很不幸，内外交困太多，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那李泽厚有个著名的观点叫做“救亡压倒启蒙”，他说我们正在思想上搞启蒙运动的时候，正在把以前那套“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礼教变成对科学民主自由的追求时候，正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的时候，却陷入了战争，而战争一来，思想就变成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套东西了，要聚集国家的力量，那些科学民主自由就要靠边了，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必须要有另外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此后民族存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截断了启蒙的进程，使得“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是个未完成的事业，现在提倡科学民主理性仍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只有实现了这些价值，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够完成。而另一派就认为这是西方的话语霸权，你们这些人就是被殖民化了。所以有一个新左派写文章明确提出，鲁迅、李大钊、胡适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已经殖民化或半殖民化了，批判他们没有自己的东西，他们就是屈从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

还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自由主义认为提倡阶级斗争、专政理论这些极左东西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方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使法治荡然无存，使中国一亿多人被牵连到冤假错案里去，从国家主席到普通老百姓被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这些左的思想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害。所以，他们主张否定这些东西，批判这些东西，而且他们认为现在批判得还远远不够。

而新左派则认为毛泽东的很多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理想是美好的，在他的思想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合理因素。所以他们认为对方轻率地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他们觉得现在应该是恢复这些遗产价值的时候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代表是崔之元，他发表这种言论的时候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提的最多的是现在改革开放搞的那么好，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根本不可能搞这么好。这其实也是中国老左派的一个理论。他们甚至有个观点说：宣传各种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说当前改革开放好，实际上是说的是以前共产党的领导不好。在他们心目中共产党领导就是毛泽东左的那套。1996年崔之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因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在我们这些人心中这句话是非常令人心惊胆战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真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按照毛泽东当年那个说法，无产阶级又要抡起铁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说要把大学中学的校长教师全给抓起来批斗。所以“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句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提到这句话就使他们想起那时候个人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残。但对新左派来说，他们认为毛泽东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理想，这个理想虽然失败了，但其中还应该是有合理因素的，所以“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应该在中国形成一个制度。当今两派思想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大家从我介绍中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这两派的观察和他们的判断以及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尖锐对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十分重要，不但在国内重要，在海外也非常重要。我记得1999年，2001年，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那里开了两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题目都是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

我补充讲一点，为什么这次争论叫做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呢？至少新左派这方面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们说：你给我们贴了标签，扣了帽子。我觉得严格来说，简单化和标签化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由主义跟新左派这类的词都是从西方来的，但在西方不同的国家，它们的涵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提到自由主义跟在欧洲提到自由主义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引来到中国后，可能概念又会发生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谨慎小心是必要的。如果有些问题与此无关，我最提倡的就是就事论事，不要给别人贴标签，说你是自由派或自由化分子，或者你是新左派，你就是跟左的东西一样的。如果有这些联想，就会非常糟糕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前面所提到的说法大致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首先一点，新左派和自由派用来观察、判断中国问题的依据都是来自西方，他们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都是这样的。比如看新左派的文章，他们引证的东西都是萨伊德，乔姆斯基，多斯桑托斯，还有福兰克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引证西方当代新左派；而自由主义同样也是这样，比如自由主义提倡规范的市场经济，就要讲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现在觉得光提市场经济不对，亚当。斯密也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提出要用法治的道德的观点来规范市场经济。自由派也引证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最讲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也引证洛克的东西，觉得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是必须受到保护的。所以两派的分野很明显。新左派的文章也发表在西方的杂志上，英国有个杂志名字就叫做《新左派评论》，像王辉很多的谈话与文章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所以这种联系与分野，从思想渊源上看是很清楚的，从基本立场上看也很清楚，比如自由派就主张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化的一个出路，主张权力的制约与分离；而新左派主要偏重谈市场经济的弊病和不好的方面，他们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国家干预而不是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我认为新左派跟自由主义的分野是成立的，但我们随时要记住标签化与简单化是有问题的。关于标签的问题我觉得至今还在争论，很多人说自由主义跟新左派是幻想出来的，是为了把对方说成是什么而贴的标签。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觉得从理论上来看，只要中国社会弊病存在，就会有争论。

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要克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走？我们究竟是完善市场经济，还是批判市场经济？现在自由主义跟新左派已经争论了十多年了，我觉得未来他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问题。

关于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

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争论是中国思想界最主要的问题，但从最近的事态来看，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论，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传统文化跟民族主义影响面会更大一些，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能看出来，从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法国不是要拍卖中国圆明园的宝物吗，那两个兽首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它？其中就夹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的东西在里边，最近几年国学的兴起和提倡读经的说法，从于丹、易中天的红火来看，我倒觉得现在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势头比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个非常有趣的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在意识形态里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地位的。被西方列强侵略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有过一轮高潮，后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也出现过民族主义的高潮，但那时候民族主义也有些很糟糕的东西，比如义和团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这是非常正常、正面的东西，但是49年之后，民族主义变得非常暧昧和尴尬，当时中国的思潮是很清楚的，正面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负面的是封资修。那么民族主义呢？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的地位，从来没有人说民族主义好还是不好，是提倡还是不提倡？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用民族主义还是不用民族主义？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但是自从89年之后，民族主义就被人主动提出来了，最早提出来的应该是何新吧，当初他的思路很明确，在《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很清楚。他说：89年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紧接着又出现了苏联东欧的剧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信仰的真空，这个信仰的真空证明了我们以前政治课所教的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是行不通的。那种东西，你不能打动人，不能让人真信，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一遇到问题，那套说教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他就给中央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维系这种信仰、在维系人们意识形态的时候，应该把民族主义利用起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提出：要弘扬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教育和宣传的核心内容，要着重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灌输这种以民族利益为崇高本体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弥补当时出现的信仰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以前那套灌输给老百姓的说法不那么让人信服了，所以你看中国就会出问题！但中国又需要个大一统的东西，如果那套东西不够的话就用民族主义来补充。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更好，那个人叫萧功秦，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萧功秦是个著名的人物，在80年代就很著名，提倡新权威主义，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南萧北吴”，吴就是吴稼祥。这篇文章说的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有民族主义。他是这么论证的，他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有两大要素，第一大要素是马列主义，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我们代表马列主义，所以我们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政权是合法的；第二点合法性就是我们有政绩，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带领人民建设，GDP增加了，取得成就了，因此我们是合法的。基于这两点，你们不能反对这个政权，也不能反对这个制度。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马列主义毕竟是一些干巴巴的东西，GDP数字也不能打动人心，现在要维系人心，让人们思想上信一个东西，应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这一重要的资源，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当然就会增加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萧功秦的说法，我觉得比何新的说法更清楚。

90年代，民族主义急剧膨胀，我觉得负面的影响居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96年出了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是一本特别狂热的、非理性的鼓吹民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偷换了一个概念，它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与爱国，把爱国就简单地等同于反美。提出我们绝不参加世贸组织，绝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等等这些言论。书中的论点是美国人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这本书里提到，美国人为什么是愚蠢的？因为美国的大学生对美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不如中国的中学生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它说美国未来的执政队伍，也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大、中学生，从他们在吸毒问题、性爱问题、玩电子游戏机问题上的态度，就能看出美国未来执政队伍怎么样，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堕落的一代。因此说他们既是愚蠢的，也是堕落的。然后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叫《现代化阴影之下的中国》，写这本书的人的观点跟写《中国可以说不》一模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问题，他批评的已经不是一部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甚至间接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它说中国现在的整个政策是：忘记了在国际上是讲究实力的。我们中国人只是想在国际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守规矩的国家，但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讲实力，越守规矩，它越看不起你。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上争取平等的地位，就不能当守规矩的好孩子，我们就是要敢于做坏事，越做坏事，别人越怕你，而现在中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在国际社会上调皮捣蛋的阳刚之气，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唤回和恢复这种阳刚之气。

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著名学者孙立平也发表了一些很持平的言论，对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比较狂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为什么9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不一样？对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因为80年代西方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当时想到西方的时候，只想到它比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者是经济建设的成就。他认为90年代以后，中国由于在建设现代化方面做得越来越具体，跟西方接触越来越多，而且90年代中国真正卷入到全球化，西方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化的目标。西方与中国之间大量地发生贸易关系，所以经济利益摩擦就会出现，实际上这种摩擦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会有，相关国家都会拼命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不会把它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时候90年代一旦与西方发生什么问题，全国人民脑袋里想的，包括报纸上说的，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以前我们把西方想的那么好，现在西方天天跟中国做生意了，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孙立平提出：我们进入全球化以后，与西方打交道时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既不应该美化它，也不应该丑化它，西方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觉得这个看法比较好。

另外还有个叫王中江，他说：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遭遇到民族危机的时候，外敌要侵略我们的时候，它能起到提高凝聚力的作用，抗击外敌的入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容易发生像义和团那种排外主义的东西。而且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绪，但民族主义又非常容易把爱国主义情绪引向另外一个方向，把爱国等同于爱执政党。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把传统文化政治化的问题。因为要爱国，因此要爱传统文化，甚而把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糟粕、落后的东西也说成是国宝了！其实爱国是个政治概念。所以现在有一批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说我们爱国，我们会有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爱这个民族，但我们是爱宪法和法律的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法治国家，我们要使它变成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推进这个社会制度改革，我们是爱国的，你不能把改革说成是捣乱。但我觉得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在中国很难做得到，我是非常悲观的。

还有个问题是最近几年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浮现，这可能是个在某些时候超过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而且是长期连绵不断的问题。国学热的出现一般人觉得是2004年或2005年出现的，因为2004年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那一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大事。其实在这之前，在2003年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有五百万个家庭在提倡少儿读经，有五十个大城市在进行少儿读经的经验交流。2004年之所以会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因为那年有个叫蒋庆的年轻学者提倡少儿读经，并且编了12本一套的少儿诵经的读本，然后紧接着2005年人民大学又建立国学院。建立国学院本来是个教学事件，中国本来天经地义就应该有国学院，对这一点没什么争论，但是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他趁着人大建立国学院，就在媒体上高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那种文章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很浓。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搞坏的，打倒孔家店把传统文化也全部摧毁了。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人民大学应该建立国学院，但是像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他是坚持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他说：建立国学院我不反对，但是把建立国学院与否定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说中国搞坏事情的人，都是过分提倡科学民主的人；把传统搞坏的这帮人，成了把中国搞坏的人，这说法是错误的。纪宝成说的这一点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2005年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有人要纪念孔子的诞辰之类的，他们不是把这叫做儒学，他们把这叫做儒教，他们觉得儒学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干脆就是一个宗教，还有人就提出应该把儒教设立成中国的国教。我就出来反对这种提法。我觉得政教分离是人类好不容易才有的历史的进步，要把儒教设作中国的国教恐怕也有问题。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2008年，2008年还有个事情，以前封建专制王朝都把孔夫子的直系后代封成“大成至圣先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官，现在海内外也有人提倡这个。去年孔子76代传人在台湾死掉了，大陆就有人说，我们还要去找，把孔夫子的第77代孙找出来封他当“大成至圣先师”。这些事情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中国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大概一个多月前安徽电视台到北京来做节目，它把人分成了两个阵容，一派是支持把孔夫子传人立为世袭的官职，或者支持儒教的，另外一派是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包括我也是。两边几个学者辩论，结果从观众的反应来看，绝对赞成国学与提倡传统文化。我们这一派人，不说被臭骂吧，至少是没有多少人赞成的。

其实最大的一次国学热的浪潮是1994年，那时候《人民日报》就开始发表文章，题目叫做《国学在燕园悄然升起》，燕园就是北大。那时候有一大批最德高望重的，研究传统文化的老教授，最著名的是张岱年，包括温总理经常去看望的季羡林，他们当初有一个想法跟前面介绍的一样，觉得你光是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做意识形态是不行的，应该充分利用国学，国学可以帮官方很大忙。所以1994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浪潮，开始提倡国学。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人，是我们社科院的，他自己也是搞国学的一个教授，他就指责这些搞国学的老教授，说你们提倡国学有个不可告人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妄图利用国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这么一扣帽子，那些老先生真是吓坏了，胆都吓破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后来给中央写的信，表明自己根本没这意思，我也相信他们没这意思，他们其实特别想帮官方的忙。但官方的人又太教条太左了，他觉得我不需要帮忙，我已经掌握了真理。提倡国学的是一帮中青年，比方像蒋庆，他不怕这套，你说我反马列主义，我甚至连辩白都不辩白，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提倡国学是越提倡，越热闹，不像那些老先生被一个帽子一扣，马上吓得狼狈逃窜。

我觉得现在国学热里面实际上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我把它叫做文化儒学。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一样。因为我认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叫做封建主义的毒素与糟粕，遭到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中国人，我敢大胆的说，包括在座的人，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欠缺的。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太少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前几年台湾的几大政党领袖到大陆来访问，比如宋楚瑜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送一个字画给他，然后清华大学校长照惯例要念一遍，结果他念不下去了，因为他不认识那字体。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多起，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那么多年的摧残和破坏，我们现在恢复、增加我们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合理的。传统文化里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它讲究亲情讲究邻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究诚信。当前，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这些是作为文化上的补课，把以前严重的损失捞回来。这种文化儒学，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做得还不够。照我的标准，最起码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学《论语》。但一般人只看到这一面：觉得我只是捍卫五四运动，是专门跟那些新儒家打仗的人。其实在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我完全不是。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提倡新儒学、国学的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学，还提倡政治儒学。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蒋庆和康晓光。蒋庆最明显，他就明确提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应该推行中国古代那种贵族制度。那种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区分贵族与平民，区分君子与小人，用孔夫子的话说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现代政治讲什么？讲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一个六十岁的教授跟一个十八岁的待业青年，他们在人格上、在知识上、在见识上是根本不平等的，所以讲平等的现代政治是不对的。他还说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讲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权神授，地就是历史血缘的合法性，人是讲民心的拥护。而现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这是不行的。有人问他，大家在读经书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可不可以提出疑问和批评。蒋庆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他说圣人有天生的教化的权力，老百姓只有天生的盲从和接受的权力。于丹总的来说，我觉得她普及国学还是好的。我不想像一些学者那样用很清高的态度去挑她的毛病。但是她把孔夫子的学问总结成安贫乐道，就是说社会再不公平，再不公正，你受再多的苦，你退后一步自然宽，不去想这些就好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大量弱势群体和需要维权的群体绝对是一个精神上的鸦片，再不公正，你退后一步不就行了嘛？其实在孔孟思想里面，孟子那套反抗强权、反抗不公正的思想，甚至都到了舍生取义的地步，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治儒学中有很多问题，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就讲到这里，讲得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指正，讲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大家有什么心得，我们可以交流和磋商。

主持人：

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做的思想流派的分析和梳理。可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就像在听历史课。徐老师在讲座当中多次提到由于年龄的关系，很多地方可能你们听不懂，这也就能看出：封锁、禁锢和洗脑的威力，以致人们不能思考，从而更容易被驱使。从文革至今，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究竟有多大的反思、批评与改变？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追问，必须从思想文化和体制方面思考。下面我们进入交流时间。（摘录）

提问：目前来讲，中国学术界好像有一股热潮。像刘晓峰先生等人就介绍列奥。施特劳斯的学说。但是好像从学术界来看斯特劳斯对自由主义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施特劳斯学派目前在中国不正常的热，您是怎么看这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高中生，对大家都在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按我自己理解自由主义是搞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观，而新左派说要搞大民主。我身边很多同学对毛泽东搞的这个大民主一点认识都没有。请您讲讲这是不是说当年文革诱惑人的时候，不是以现在这些被妖魔化的东西来诱惑人呢？就是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只反思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没有一个更深入的批评。

徐友渔：我非常吃惊你说你是高中生！这两个问题的深刻性跟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高了，但我只能简要回答。你说施特劳斯学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人也未见得能知道。刘晓峰提倡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我觉得在纯粹学术上做的贡献是很大，他们毕竟还是值得研究的人。但坦率地说我是非常忧虑，我觉得它负面作用很大。因为他们虽然有些独特的观点，作为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值得研究。但是他们提倡我们看待整个西方哲学、文化跟文明都要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这比较片面，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批评他们的东西。姑且不谈它对中国的自由、民主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也有一种误导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名牌大学最有思想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批年轻人都跟着这么走，觉得我对西方的理解必须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而且他们又主张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他们觉得研究西方的经典看字面的意思还不行，还要看字里行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做法。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它对中国实际起的负面作用要大一些。虽然仅从学者来说，他们大量翻译、推广这种研究，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我觉得应该提倡，但负面作用是太大了。我非常痛心中国名牌大学的最有才能的学生确实是在跟着他们跑。中国人以为：我要了解西方文明，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拿了这把钥匙什么都能打开，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整个思想文化是个百花园，你进去以后可以对个别的东西感兴趣，最后成为那方面的专家，但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吊死在施特劳斯这棵树上注定是没前途的。如果在座的对西方的哲学跟思想感兴趣，千万别走这条路。你可以看施特劳斯的书，比较重要，但他绝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如果你有精力跟兴趣看了也有好处，但是千万别以为这把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太糟糕了。

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我自己有个专业就是研究文革。我们一般说它是一场噩梦一场浩劫，法治荡然无存，无数的冤假错案，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人几乎没有例外的，亿万人都卷进去了呢？而且当时是狂热的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当时作为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真的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就是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里面除了林彪搞的对毛泽东的的个人崇拜，盲目的、迷信的这些东西以外，毛泽东很高超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文化大革命历来有一个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到工厂去，那种做法是个标准的漠视程序化的做法。把人分成四等，左派，右派，可以团结的对象等，然后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抓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那次毛泽东玩了一个花样，他把那个事情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做，邓小平和刘少奇就按传统的做法这么做。做了以后，毛泽东马上回到北京说，你怎么把群众搞得那么惨？你怎么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我是要保护群众的。而且当初提的口号给人的印象是整个建国以来1949年到1966年干部跟群众的矛盾极其尖锐，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欺负人民的这么一个阶层。毛泽东自己的原话是“形成了一个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用人民对公平、民主、自由的渴望，给我们许诺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跟亿万人是一样的，除了那种无知、盲目和迷信以外，煽动文化革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群众当家作主，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现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中间，我认为我是彻底反思过来了。我对那种大民主持批判的态度。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反思过来，他们现在仍然持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个态度在现在越发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要把他一部分政治上的对手清洗掉，就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个非常可笑的说法。刘少奇干了几十年革命，他凭什么要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他已经当到国家主席了，为什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大搞以权谋私。按照现在对文革没有反思的那一批人的看法，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再看毛泽东提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觉得特别合他们心意。所以不光是一般群众，还包括一些经历文革的人，比如我们所一些人都有这想法：“毛主席老人家就是英明，早就看透了邓小平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所有的贪污腐化份子就是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反对贪污腐化的成效又相当小，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用那种大民主的方式，就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的方式反腐。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反对这种贪污腐败和特权。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很多人就不知道文明的做法、法制的做法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我非常忧虑，比如每年春节的时候，像郑州这些文革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下岗工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时那些造反派的领袖，他们会出来游行示威，他们打的标语、提出的口号都跟文革时所提的一模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中国官方只是简单地说文化革命大民主是个欺骗人的东西，但是他们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是对民主本身的恐惧，这点老百姓是不认可的。作为我个人，一个学者来研究，我也是彻底否定大民主的。我也是坚决不主张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复杂的问题就在这里，由于文革在中国是个禁区不让研究，像我这种对文革大民主有彻底批判和认识的人，我的说法不可能得到传播。所以现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身上，他们对文革的怀念，特别向往再来一次文革来清除他们认为的不公正。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正在酝酿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向当局恳求一下，说清楚研究文化革命不一定是跟官方对着干。实际上我觉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这是最重要的，至少我觉得像我对文革造反和大民主的研究是有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轨道的。但是现在非常遗憾，现在仍然不让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出问题则罢，万一出什么动乱的话，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接触到那些更文明的东西，他脑袋里的东西就是他唯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文革斗走资派跟大民主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这些东西。万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出点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感受到这个问题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本文本文转载自三味书屋的博客，全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文字整理：陈源，柳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