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日“5.16”的到来，中国大陆举国上下所有媒体的集体失声和海外华文媒体的强烈反应形成巨大反差。不过遍览海外华文媒体的评论、报道无数，话能说到点子上的委实不多，读罢标题即已经感觉作者思路十分到位的评论文章只有一篇，那就是《世界日报》五月十三日的社论《大陆热捧文革：上有钟情下有土壤》 。
文章中说：5月16日文革发动50周年即将到来，”56朵花“少女合唱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曲目多是文革时著名红歌，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导致红二代马晓力指“文革文化再现”，上书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中央严查。之后，陕西左派在西安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5.1期间也举行纪念文革座谈，网络上更有人自发办纪念毛主席发动文革50周年。一时之间，“文革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该文章还没有总结进去的至少还有：众多“民间人士自发”到江青墓地献花；大连举行的国际徒步日的游行中，竟然出现一横排毛泽东像被“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标语”拱卫的游行队伍；新华社网上居然刊登多幅照片报道南昌某工厂的一男一女“新婚之夜，铺开纸张，工整地抄下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
《世界日报》的社论中说：对文革的追捧和正面评价，在大陆一直有深厚土壤和市场。但是下面的土壤没有上面的播种施肥，不可能长出苗子来。
近年中共高层对文革态度，较邓小平时代暧昧，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后。虽然中共中央没有否定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习近平对中共“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为另类解释“决议”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将文革等灾难称为“探索性的失误”，言下之意，那不是制度问题，只是政策失误而已。
“上有钟情，下有土壤”，一语中的，标题即是社论主题的简练而又精确的概括！
该社论的最后一段说：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或文革是否再次发生，都是假命题。文革不是不会再次到来，在中国政治和生活中，文革其实一直没有消失和停顿过，只是烈度与方式有程度的不同而已。大陆目前的“文革热”，不是个别人士或小圈子的事，也不是今天才冒出来，它是中共制度与文化的必然和永续产品。在现今习近平高度集权和重整朝纲的当口，文革遗风只会滋长，几乎没有消停的可能。
所以，问题症结不是因为“下有土壤”，而是因为“上有钟情”。德国至今尚有纳粹的“土壤”，但就是因为制度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制度了，所以德国的“司马南”、“孔庆东”之流若敢公开活动，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法律制裁！
读罢《世界日报》的精彩社论后，即又在某海外华文媒体上读到一篇最不靠谱的报道文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官方对文革定性 毛左派诉求受挫》。
说它不靠谱，是因为中共《人民日报》并未就“文革”发表社论，而只是在“5.16”次日的第四版上不显山不显水地刊登了一篇胡锡进以“任平”笔名写的短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其重要性和代表性不要说和“社论”远不是一个档次，和所谓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都差着好几个重量级！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与笔者讨论此话题时感慨说：海外华文媒体真是够敬业的，被人民日报故意安排在第四版，以至国内绝大部分读者，甚至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都没有注意到的，在标题中都不敢出现“文革”字样的内容是关于“文革”的一篇小文章，居然也能够引起海外华文媒体的如此强烈的关注！
笔者注意到，几乎是所有关注人民日报这唯一的一篇提及“文革”的文章的海外华文媒体，都只注意到了作者胡锡进原文引述了三十五年前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对文革的定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而笔者为此浏览到的海外媒体所有相关文章都没有注意到的是，胡锡进的所谓“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其主旨并不是要“代表中共官方”达到让“想給文革翻案的人死心”的目的，恰恰相反，他胡锡进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告诉所有想要对“文革”从根本上进行否定和清算的人士：我们说的“否定文革”和你们所要达到的“否定文革”的目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胡锡进文章的如下一段，才是他“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宗旨：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仔细读罢胡锡进的这一段，就应该明白，胡锡进文章的主题应该是“不准借否定文革否定共产党”。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的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锡进上述一段内容肯定会給不明就里的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段话是来自于三十五年前的那纸“决议”。但事实并非无此。笔者再次仔细研读了该决议，根本没有这两句话不说，即使是对文件内容所作出的理解和分析，也是对该文件所有与“文革”相关内容的有意曲解。
也需要说明的是，如此曲解“决议”中关于“文革”的评定内容，并非胡锡进的原创，他基本上也是原文照抄。八哥学舌而已！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司马南：从薄熙来知己到习近平知音》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网传曾经与孔庆东一起被薄煕来“包养”，薄熙来倒后移民美国的“高级五毛”司马南早就说过：“有人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叫反思，而是反攻倒算”。
司马南在今年初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您提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习近平十八大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有一个新说法，或许能够回答您。他讲，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平常，事实上很重要。它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国之后全部历史一个总的态度。这个很著名的论断建立在前后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基础之上。
习近平原话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这就是前面引述的胡锡进文章中为什么硬是要说文革“运动”和文革“时期”不是一回事。作为“运动”的文革被否定可以，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的重要口号之一就是“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之类，当今，天天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习近平当然要否定文革的这类运动内容，但是，时间意义上的“文革时期”习近平已经下令不容否定，因为共产党对中国的正确领导是持续的而不是间隔的，更何况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这就是习近平认为当年的那纸“决议”中没有解释清楚的关键问题，并在他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就是胡锦涛向他交权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经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