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平律师（网络图片）
2015年7月10日中午12点，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在北京家中被二十个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男人带走，其中有两个人亮了警官证。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记住了证件上注明的单位——天津市公安局。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王峭岭与律师，亲人一起踏上了艰难的寻找丈夫之路。后来，一起参与寻找的、李和平的亲弟弟春富也“被失踪”了。寻找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王峭岭本人也担心自己被失踪，预先将两个可怜的孩子“托孤”于亲朋。
7月中旬，湖南的蔡瑛律师和河南的马连顺律师接受了王峭岭的委托，向天津市警方的办案接待单位河西分局预审支队递交了委托手续，并无数次去天津，向接待人员赵旭警官了解案情。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马连顺律师发出信息说：“好消息！和平律师找到了。据警察李斌介绍，李和平律师于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经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批淮，执行逮捕。以第二十三号被逮捕人家属通知书通知家属，但是，家属没有收到。这说明和平律师生命存在，也就是活着，健康状况达到看守所可以接收的程度，不会因为身体被刑讯逼供到不能入看守所的地步。”
几天之后，王峭岭从邮局查到了迟迟没收到的一门两兄弟的逮捕通知书。两兄弟涉嫌的罪名都是可怕的“颠覆国家政权”（昔日“反革命罪”的升级换代版本）。李和平的助手、年轻的女律师赵威也收到了逮捕通知书，也是涉嫌这个让人揪心的罪名，而且《环球时报》还撰文，攻击赵威是“蛇蝎美人”。后来，传出赵威在狱中遭受性侵犯的消息，官方不作任何回应和澄清。
王峭岭以“中国709大抓捕事件李和平律师的逮捕证的合法持有者”的身份发表了一份声明：
我拿到逮捕通知书时，对我弟妹讲：“好好存着，这个太宝贵了！”
这份通知书，是我丈夫近二十年律师生涯的最高奖赏。他曾是亚洲周刊某一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中的一位，也获得过欧洲的人权奖项，但是哪一项都不能超过这张逮捕通知书所给他的荣誉！
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下中国，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
他不是伟人，他是个凡人。他做了什么？他在整个中国司法体系习惯拿平民老百姓的性命在法庭上下做交易的时候，选择了说“不”！
在他的人权律师生涯中，他再有雄辩之才，也大多是败诉！但是我知道，上帝喜悦的是我们看见人软弱压伤时，愿意去搀扶！
所以，当有朋友愿以千金购买这逮捕通知书以示支持时，我心存感激。我们视这逮捕通知书的荣誉如性命一般，美名胜过大财，恕不能出售，但在此也恭敬感谢朋友了！
也邀请朋友，愿有机会共赏！
李和平和王峭岭夫妇，是同一天（2003年圣诞前夕）跟我在同一个北京的家庭教会中受洗的弟兄姊妹。此后，李和平代理了诸多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件，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某些有异端色彩的教派（但其公民权利仍然应当受到宪法保障）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从而成为官方的眼中钉。李和平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曾被国保警察绑架、毒打并扔到穷乡僻壤。他却百折不挠，风雨兼程，效仿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精神，爲冤屈者和底层民众提供法律帮助。李和平是法律的捍卫者，而制订法律的中共政权却悍然践踏法律。2015年7月9日的全国性大搜捕，李和平也成为牺牲品之一，他比他的若干当事人更早失去了自由。
以前我所认识的王峭岭，是一位专心于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每当我跟李和平等朋友讨论中国的人权、法治问题时，她都兴趣不大，时刻忙于整理繁重的家务。这一次，丈夫人间蒸发，她不得不挺身而出。中国女子的坚毅顽强，很多时候都是专制政府逼出来的，当我读到王峭岭描述寻找夫婿的光荣荆棘路的文字，不禁有跟当年的鲁迅一样的感想：“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而马连顺律师和王峭岭将收到李和平的逮捕书视为一个“好消息”，更是让人感慨近年来中国人权、法治状况崩坏到何种程度！文革之后三十年来，经过两代人荜路蓝缕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法治土壤，至此已被十八大以来的中共当局全部铲除。对于中国的人权律师、作家、记者、上访者以及各类异见者而言，被正式宣佈逮捕居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因为，如果没有遭到正式逮捕，就意味著你处于被失踪、被失联、被酷刑的生不如死的状态。有过与李和平相似经历的我，非常容易理解王峭岭以及其他人间蒸发数月之久的人权律师的家人们，在得知亲人被正式拘捕之后，反倒松了一口气的奇特感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能比地狱好多少呢？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昔日军政权统治下独裁专制的拉美国家。据《拉丁美洲史》记载，将军们解散了国会和最高法院，并发起大规模的谋杀和折磨行为。仅仅在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有不计其数的、想像中的颠覆者遭到绑架，在大约三百四十个秘密拘留所裡受到折磨。一万多名被杀害者的尸体或从飞机上扔到山谷中，或从船上扔到大海中。有些被杀害的政治异议人士的孩子，居然被杀害他们的警察所收养。一个新的名词在阿根廷的词彙中出现了——消失（desaparacido）。如今，“被消失”成了中国的人权工作者们的随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噩梦。从“被消失”到被正式逮捕之间的那段时间，就是酷刑和暴力肆虐的时间。那段时间越长，受害者的境况就越糟。暴力和刑求是丧失了意识形态生产能力的独裁政府维持权力和秩序的最后手段，德国学者索夫斯基指出：“暴力摧毁意志和精神，迫使受害者在哀嚎、害怕和求饶的哭泣中失去尊严。”刑求将人变成一个生物体，一块有生命的肉，一个可以任意“操作”的对象。在施虐者成为疼痛的创造者以及主宰者的过程中，他已经将受害者推向纯粹的“物体化”。
还有更多的人权律师、异议者、上访者和中共视为“潜在颠覆者”的人士处于“被消失”的状态。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反失踪宣言》，“失踪”第一次在联合国被宣布为一种犯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在联大获得通过，“强迫失踪”被作为侵犯人权行为予以禁止。该公约把“强迫失踪”定义为：政府部门或官员，或者代表政府行事、得到政府支持、同意或默许的团体或个人，违反当事人意愿将其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其自由，最后又拒绝透露他们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公约》就预防强迫失踪以及保障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权利作出了详细规定，并要求各国将犯有强迫失踪罪的人绳之以法。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拒绝签署此《公约》。若联合国坚持实践人权价值，就应当将中国除名。中国在联合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联合国所张扬的一系列崇高精神和价值的羞辱和颠覆。
习近平似乎乐意以拉美的军头们爲榜様，他却假装看不到皮诺切特等独裁者晚年被送上国际法庭的丑态。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对于习近平政权试图从肉体上消灭人权律师群体的倒行逆施的做法，西方多个国家的律师协会会长、著名律师以及前法官们发表了一封强烈谴责的联署信。这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质疑说：“您曾一再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然而逮捕律师事件似乎全然违背您的承诺。”这封公开信明确指出：“这些被拘留的法律工作者中没有人获淮会见律师或亲友，实际上已‘被’失踪。……我们担忧上述人士因缺乏法律代理或其他法律保障而面临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的待遇。”然而，这样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习近平早已练就了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充耳不闻的本领；而中国国内的民间社会几经扫盪之后，习近平能听到的全是阿谀奉承、山呼万岁，就连强悍的政敌都被他扔进了监狱，他的感觉大概好极了。
然而，习近平不是历史的主宰者，李和平和赵威们终将获得自由。李和平和赵威们的遭遇，并没有让其他的人权律师和公民所有的中国公民从此沉默，更多的人站出来爲他们辩护和呼吁。“关了李和平，还有后来人”，十三亿中国人必将享有免于恐惧、免于被消失和被酷刑的自由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