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戈扬

导语：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当戈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 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 \”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己走我的流亡之路。\”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 \”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