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1906～1947）冤案并未彻底平反——未恢复党籍，这对众多国人来说，怕是一个多少还有点爆炸性的新闻。当然，这只是一则旧闻，旧闻成新闻，乃是因为它一直被有意无意捂着盖着。

众所周知，1982年2月，中组部发文〈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集团”只平反了四位，缺席最主要的人物——王实味。王实味的平反，一波三折，延时十年。1992年1月7日，由公安部派人至湖北十堰王遗孀刘莹处，当面交送〈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与一万元慰问金。83岁的刘莹（1908～ ）对姗姗来迟的〈决定〉出奇平静，未发一语，其子王旭枫反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刘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将此金交十堰文联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以纪念丈夫。但是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相当一批研究者）都未注意到：这项影响如此巨大的平反要案原本应是中组部的差事，何以由公安部完成？而且，既然平反，何以没有恢复党籍？绝大多数国人也认为冤案已经昭雪，完成“大团圆”。

笔者也是最近读了《温济泽自述》，才豁然开朗，探得谜底。温述关键一段转录于下：

 

我在1988年给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后了解，1991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次，再也没有人提起。1

十几位老人，想来是邓小平、陈云、彭真、习仲勋、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诸老。说是中组部复查，最后还得老人画圈，并按老人的“集体意志”定夺。十几位老人都同意平反，故有公安部的平反，公安部出面只证明王实味无罪，只负责刑事部分的错杀，但不涉及组织关系。恢复党籍，只有两位老人画圈，因此不能恢复，不能由中组部出面，表明王实味仍然有错，说了写了不利党的话，拥有不利于党的思想，做了不利于党的事，犯有仍须批判的政治错误，不能让他的灵魂回到“党的怀抱”，即最终不承认当年批判王实味有错，错杀不等于错捕，错捕不等于错批。至于开个小型座谈会，大概都认为毫无必要，翻检这桩没光没彩的陈旧老账，有那必要么？竟无一人画圈。

十几位中共老人的批示，不仅说明他们对王实味冤案的态度，也说明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认知水平，尤其说明他们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无一人表示应该开个总结教训会，即无一人认识到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意味深长且含蕴多多呵！就是从情理上，冤枉人家49年，开个会，请遗孀来一下，安慰安慰，让当年打过王实味的尚存者表示一下忏悔，而且向外界树立“不回避历史错误”的光辉形象，政治得分多多，能花几个钱？能费多少事？笔者认为，十几位老人的这一“集体”态度，其实表明中共的一大通病：不愿认错。除了痛及全体老干部的文革，无论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清污、六四，就像王实味案一样，没有一桩彻底认错。就说反右，至少打了55万余人（最近有资料表示右派总数实为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2 认一声错又抵得上人家22年的受得罪么？但至今坚持“扩大化”，仍然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五人平反，因为还得留着他们证明只是“扩大化”。

不愿认错，表明中共不愿授人以柄的敌对思维定势，不肯开启反思的逻辑起点，坚守第一雄关——我们没错，毋须反思，更毋须忏悔。然而，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态么？

说来不信，如此轰轰烈烈的惊天大案，王实味家人居然20年后才开始得知。文革初期，女儿王劲枫从高音喇叭里听到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方知父亲的“下场”，但不敢也不愿将此讯告知母亲。不久，儿子王旭枫也从一本书中得知父亲被杀的结局。最后，王妻刘莹于1978年从广播中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听清已于1947年处决，顶着三项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

中共建党老人、长期担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81年向中组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并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提出“一个悬案”，确认王实味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而非敌我矛盾、与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而非现实问题、是个人问题而非组织集团活动。饶是有李维汉这样重量级人物出头，王案平反仍被长期搁置。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去世，临终前向温济泽托付王案平反。3 被搁置的原因是1981年11月托派骨干王凡西在境外出版《双山回忆录》，内有这么一句：“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最后被杀害了。”就这么一句不负责的晚年回忆，却坐实了王实味的托派身分！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月刊《九十年代》再发表《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详细交代自己与王实味的交往，尤其1930年春重逢上海的细节，在他与另一托派分子陈其昌交谈托派观点时，王对某些观点表示同情，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又因王已结婚，生活拮据，依靠写作翻译度日，因此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王凡西在文中着重表明自己在《双山回忆录》中的那段话说得不准确：“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原文着重点改为下划线——编者）”“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4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旋正式进入整风。5月27日，在康生（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长）授意下，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开始“纠偏”，最初几天还局限于思想偏向，态度尚温。6月1日起，会议中心从批评转入批判，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帮劝转入急风暴雨的敌我斗争；王实味抵抗了几天——称病缺席，后被抬着担架至会场接受批斗；6月4日王正式提出退党，6日被迫收回退党要求；1943年4月1日被捕，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正式下令，戴上三顶大帽：“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最后一项罪名牵连到赴延不久的两对夫妻——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乃是为了突显这一案件的反革命组织性，从而证明整风运动之必要与抢救审干之实绩。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王实味被押解撤出，行至山西兴县，7月1日由康生批准秘密处决，推尸入井。

铸成王实味冤案除了中共内部的“敌情思维”，还有一些外因。王实味两篇最著名的“反动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被国民党印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四处散发，油印、铅印，还加按语：“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便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国民党来说，王实味的杂文可谓递了攻击延安的炮弹，乃是求之不得的“内部异声”。这也是王实味自己都感觉抬不起头来的致因。他对前来帮劝的温济泽痛哭流涕：“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爱党的好心啊！”5 抢救他的温济泽、李言也认为王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但康生批评他们是“温情主义”，指称王是托派分子与国民党蓝衣特务，要他们“不要麻痹”。温济泽躬身自检，觉得当然是领导看得远见得深，撰文《谈温情主义》发表于《解放日报》。

王实味案说明延安时期的中共，就已沦入“两个凡是”的毛式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延安整风其实是1957年反右的前期预演，形式、程序一模一样。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向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即最初的动员鸣放，属于“布饵”阶段。王实味在院内墙报《矢与的》上发表短文，提出“绝对民主”、“必须有大至大刚的硬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6 当然，王实味的所谓“托派言论”今天已被证实完全正确，而且发出预言般光芒：“斯大林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责”、“苏联对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7

历经半个世纪，1992年的中共对王实味案仍不能直面正视，说明什么问题呢？一粒水珠折射阳光：承认错误的难度自然就是距离真实真理的差距。


2008年秋于沪·三湘


注释：
1、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6页。
2、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页。
3、黄昌勇：《王实味传》，第254页。
4、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3页。
5、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145页。
6、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页。
7、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