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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的领域内，一种区别于已有形态的民主意识正在形成其可观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当我们探讨民主在当下时代的特征时，在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为了考量所谓的民主秩序或其一般性表现方式。以民主是否具有稳固的可视性（言下之意民主应该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使用的材料来源又只是民主进程中已经成为历史的冻结部分，这样简单而乏味的判断方式，能够获得的只能是很小的一点可以进行比较的元素。然而，当社会学理以足够的空间容纳民主的发展而形成现代式政治景观时，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来自）现实场域的进行时态，也就是通过具体的抗争事件对非类型化的专制及极权体系进行甄别，以获取不断被卷入之后脱离主观意识的存在之物。这种视野，其重要的启示是，不会简单或主观地将当下的民主成败视作真实的政治困境，也即，作为一种社会性量化的阐述，我们所讨论的民主并不是为了要去追求绝对的自由，而是在于，民主的重点和所有努力，要在最大限度上拓宽并达到制度和人权状况的超越界限的真实。
平等不是自由之后的产物
这就与极权下有差别的对待和权力营造形成了民主在时代脉络中的优势，区别于一种表面形态的观念，也即对平等及自由的考量所形成的社会性思维体系，在通常情况下，不是要将平等理解为自由之后的产物，而是应当在针对性的澄清后，确立平等与自由互为依托的深刻关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混合着极权与专制的政治空间内，将某种狭隘的观念如大陆社会互害现象从一般范畴引入到深层的视野之中，因为平等并非仅是衬托自由而来，尤其在民主主体的领域中，平等即意味着自由的最终实现。这种化解与甄别，既能跳出陈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冷战框架，又可以获得更为直观的制度性理解，由此，仅着力于“免于被强制的自由”（这一点对于大陆而言太奢侈，）不可能形成对平等的实践，更不会就自由的意义和内涵，在通过民主通道的转化后，获得社会民众及族群的共鸣。
敌视平等的自由不是自由
换句话说，在特权盛行的时代，奢谈消极自由其实是一种病态心理的映射，而确立平等对于民主进程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自由对于民主的意义。不平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同样，缺乏平等的自由也不会根植于民主形态的社会体系中。然而，出于一种广泛的误解，人们更倾向于谈论一般含义上的自由，而却对平等保持一种与生俱来的敌视，想当然地认为平等不过是形而下的粗鄙存在，甚至将平等直接理解为民粹主义，此种表现，如果仔细判断，你就会发现这与中共一向引以为豪的血统论、出身论有着惊人的本质关联。由此，不注重平等的自由，自由就不仅是孤立的，甚至一定是危险的，并且很可能是自由的反面，是特权潜在的忠实奴仆。
民主精神的诚实与背叛
现代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实践，也同时作为人群社会的空间下，一种思想和行为相对应的现实表现，兰蔻风波即是这种形态的具体事例，也就是通过跨国界的社会性运动，展示民主的世俗活力。风波的起因是在政治极权的体制下，西方商业体系对中共政治压迫的屈从，从而引发了超社群的抗议。在另一方面，验证的则是民主思维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能够得以跨越种族与地区形成现代性共振，并且不但如此，还打破了像诅咒一样地缘界定的冰冻状态，一种深具国际自由主义群体特征的民主地理已经形成，也同时生发了全球民主阵营突破专业、职业、文化的身份隔离。
而在此议题中，随着主动卷入争论的民众人数密集增加，单一的话题就必然会触发深层次的有关民主与政治、自由与压迫的深刻反思，由此，何韵诗与兰蔻之间就不再是一般层面上的商业合作纠纷，而是作为一种民主思维的分化与更替，呈现了在全球网络时代，人性状态与民主进程之间紧密生动的转折与深入关系。而这，也同时考量着平等与自由之于民主的不同层级和要义。这一点，对于在风波中发起抗议联署的法国退休教师格朗热（Béatrice Desgranges）来说，则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在所有寻求真相的行为背后，一定是包含了对文明现状和现实困境的考察，包括对一个可能非常陌生的中共大陆区域的审视。毫无疑问，以西方个体的眼光面对这种现实存在，必然意味着对处于恐怖政治漩涡中的中共形成动荡的压力。而这只是第一层面，在这起风波中，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元素，那就是西方文明中的商业体系，在与专制达成妥协协议的同时，作为来自民主阵营的一方，如何因为政治原因而对专制妥协，这种反问应当是致命的，它要衡量民主的宽广度和生命系数，更要面对基本良知和人性的不断拷问，而最后的结果是，兰蔻市值大幅缩水。
同样，继续追问何韵诗与兰蔻风波，则又延伸了当下一个至关重要的论题，也就是针对所谓的民主合法性以及民主在全球时代的困境与危机，其实际意义是指，民主在当代遭遇到了某种不可避免的挫折，并且很有可能，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这种挫折是无法克服的，但事实的真相在我看来却并不在这一层面，而是在于，由于兰蔻事件，我们需要看到，就本质而言从来就不是民主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是对民主的了解和坚持不够，才是此一时代最大的问题。民主应当适用于全球任何一个区域，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商业与文化层面，此次风波正是因兰蔻作为商业性运营机构，放弃了其在政治领域内必要的坚持和争取，放弃了对中共说不的可能，放弃了以民主的身份与极权进行抗争的时间和机会，由此，才会滑向与民主精神相反妥协、势利、绥靖的一面，直到最终变成连自己国家的民众都要极力抵抗的对象。
而无原则地和极权进行某种被迫交易，或出于对政治压迫的回避、宁愿牺牲自身在权利范畴内的坚持，对兰蔻来说，既不是明智的选择，也不是恰当的态度，因为网络时代的特征包含了所有的现实场域，它不再是局部或者片段的反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对所有人产生影响，而这，即是民主形态要高于专制框架的原因，是在于兰蔻事件不但没有挫伤民主的意义，反而促成了全球形态下世界民众对自由与平等的深入对话，换句话说，一次欲以牺牲民主原则、为达成经济利益的毁约事件，在最终的意义上，它只可能是无效并且是反面的。
这就是有关于“免于被强制的自由”和“有界限的真实”之间，民主思维在时代格局下的事实呈现，尤其是作为一种超越地缘格局的民主场景，对专制形式的政治体系来说具有着强大的制约力量，因此，当下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来源于对民主合法性的困扰，而是恰恰相反，民主合法性作为人类当下文明的实践成果，并不会因为专制极权或暴力恐怖的阻挡而消退。真正的问题是，之所以民主合法性成为某种类型的忧虑，是因为在民主地理的层级之下，知识阶层故意忽视了民间社会已经包含了民主主体的特征，而试图通过对既有秩序如国家政权的鼓吹寻求社会主体的恒定，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必然是失败的，但为了要自圆其说，才会编造出诸如民主是否合法的危机，然而，这种处心积虑将很快会被另一种更高形式代替，那就是当下世界中商业及经济体系在政治压迫下天然地具有退出机制。而世界知名的制造企业相继宣布撤出中共所统治的领域，一方面表明了专制下经济的不可合作性已经到了极其紧张的地步，在另一面，则意味着民主所具有的纠错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环境，它同样开始作用于其他重要的经济、民生与政治领域。
敌国中共自造特洛伊木马
由中共专制之手划下的大陆对民众而言是一种敌国形态，其二，中共是区别于在权力让步和自我约束下民众存在的特权体系，但尽管如此，泛道德化的教条主义和伟大神话在大陆区域内已经被民众打破，因此，中共在频繁采用颠覆罪名抹杀反抗者的同时，也一样为埋葬自身作为特权者而铺就了走向崩溃的药引。这就是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也即共产主义病毒经过变裂后所形成的特洛伊木马。中共不但是制造敌国的主体，又是敌国的对立面，同时更是木马要进攻的对象。因此，民众的一切维权活动才会作为反敌国存在的行为而得以进入法律（党法）和自由的禁区，吴良述律师的遭遇映射的就是这种敌国思维的对立程度。而以煽动颠覆之罪对周世锋、陈树庆、黄文勋等维权人士、律师、及社会良心进行构陷，则又呈现了中共专制在特洛伊木马的陷阱中不断挣扎的哀嚎，因为这首先还不是滥用颠覆政权罪名的问题，而是说，大陆特权阶层无法面对并陈述被颠覆的到底是什么，继而，则又不打自招，承认了党的政权已经到了要被民众颠覆破败而凄惨的地步。
同样，颠覆政权的罪名日渐增多，不但说明了中共的心理防线已经跌破至历史最低点，也预示着在物理形态上，中共专制之于敌国心态的崩溃。从人权角度审视大陆作为木马病毒的扩散区，则又意味着对民众与特权集团双方而言都已揭晓了答案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虚无的，而是民主生命纵贯线的形成，这和陷入在困惑思维中暧昧的民主心理不同，也区别于某些民主或宪政的教条主义者（这些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希望民主实现），而从大陆现状及未来形态看，有太多预设的立场早已和民主生命的力量无关，举例而言，如果大陆依然存在共产党派别，那么大陆的民主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也不会再从这个角度进行民主进程的考量和分析，因为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换而言之，大陆民众争取实现民主，不是还要和专制共产进行新一轮的恳谈。而颠覆政权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既能够邀请共产特权早日结束自身不正当的权力来源，接受审判和清算，摆脱噩梦，也不用再得抑郁症，大陆民众亦可以早日开启当下中国的民主之门，这就是在面临诸多困境时，一种自然轨迹在当下和时代中的现实澄清。
因此，在梳理了民主根本不存在合法性的危机之后，再来呈现大陆阶层固化的本质就会好很多，因为在事实上大陆不存在阶层问题，而是政治特权集团与大陆普通民众之间简单、二元、高度尖锐、对立的矛盾，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共再次开始铺垫美好的空想专制时代时，尤其显得刺眼，但是，这并不像默克尔走马观花、小清新一样宣扬法治那样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非人类存在的区域形态，也就是大陆在实际状况中的负人权事实，这种危机和别的危机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人会对此景像习惯性失明，也就是既（假装）看不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也（故意）看不到大陆民众悲剧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到了宁愿谈论美国枪杀案的死亡人数并引申出民主制度非常糟糕，但却避而不谈在中共的镇压和暴政下，大陆境内每年因人权和民生问题而遭到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要远远超出他们想像的地步，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依然沉浸在八十年代的地板上数着改革开放的星星，虚构一个就要到来的共同富裕的时代那样，是因为，专制改换了它作为病毒的空间，而我们要做的，既不是批评，也不是仅止步于对真相的寻求，而是要解构党权，继而确立人权的现实定义。
谁颠覆了谁：对抗的最终意义
因此，无论是夏霖律师的零口供，还是赵威、秦永敏、董广平等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是声援郭飞雄的绝食接力行动，都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指向一个严峻而直接的事实，那就是在无人权的边界内，永远不会因权力让步而获得自由，同时也是再一次以明确的方式，提醒我们民主主体与合法性的根本存在，尤其在中共以暴力治国、既与己为敌又与民为敌的形态下，我们所有的努力，不应该只是为了继续沉浸在民主虚无的无力感中，不应该单纯地以感性思维，八卦民主前景的模式，而应遵循以当下现实作为争取自由的线索和起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面与极权专制进行对抗，但在另一方面，又并非简单地以对抗获取信心。对抗并非目的，实现大陆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基础，才是所有努力的重要准则。
颠覆政权之罪在一方面呈现的是大陆区域内民众追求自由的坚决性，又在另一方面，通过专制体制的强化，折射出了中共政权的不合法特征，否则，中共根本不需要用或要求颠覆自身固有政权而获得心理上的补偿，中共脆弱到了仿佛只有通过判决颠覆罪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这是因为专制本身就是恐惧和分裂的来源。而在起诉或判决民主人士的行为背后，则愈加明确了中共自身反社会的事实。因此，这与我们一直在寻求的实际人权的元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也是达成大陆民主途径和信心的依据。
区别于中共的抗争大陆
尽管专制集团通过对民间社会的权力制约和资源垄断来达成一种形式上的特权机制，但是中共忘记了社会形态下民众自身所具有的无限爆发力，垄断一切所造成的仅仅是一种浅层次的危机感，并且就实际而言，在信息社会的网络互动中，这种垄断已经不可能形成进行控制和镇压的力量，这也正好说明了，决意要将中共颠覆的人数越来越多的原因，并且这是被中共自身所证明了的，是因为人本身在趋向民主的过程中，对自由和平等机会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特权暴力的恐惧，尤其是对长期处在维稳压力下的中共来说，这种社会性的大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远景，而就是我们当下日常生活的全部，也即存在着一个具有民主动力的大陆，并以此，区别于中共的大陆和反人权的大陆。
因此，从抗争的意义而言，以及从如何突破既有现实出发，就不能单纯地在狭隘的层面上理解大陆民主进程中有关于未来和现实的判断，同时也必须从现状中挖掘出民主抗争的新因素和高质量的民主价值，用以逃离玄学、调侃、戏谐或绝望状态。民主不是思想的扁平产物，而是现实社会的具像发展。一个何韵诗的价值在本质上就等同于香港自由的价值，就如同一个维权人士、访民或律师，就等同于大陆的未来一样，在这一点上，既没有退路可供回避，也没有绝望可资消极。
有人说，在大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昂山素姬，有千千万万的曼德拉，有千千万万的哈维尔，但我要说，在大陆，我们有的是千千万万比昂山素姬、曼德拉、哈维尔更优秀、更具智慧和毅力的反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