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专访《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

田大畏（以下简称“田”）： 翻译《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主动找人翻译的。后来于浩成说是他的想法。我和他是华北大学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他那时候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们开始是想从英文翻译，找到北图。但他们找的那位懂英文的同志建议直接从俄文翻译，于是就找到我。

陈：《古拉格群岛》的中文版是1982年出版的。距它的法文初版只有9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不久，全书53万余字，你们也译得够快的……

田：实际上这个工作是1979年完成的。我和一个好友（陈汉章）共同翻译了上、中册，另一个同志（钱诚）翻译了下册。交稿后一度被搁置。后来胡耀邦批准每年出版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的书，《古拉格群岛》被列入名单。到1982年才出来。作为“甲类”内部书发行，就是要登记购买者。其实后来也没控制住。作协四大，也就是被认为最“自由化”的那一次，群众出版社的人蹬了个三轮到会场卖，就没什么限制了。结果一版再版……

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和翻译苏联文学的工作开始活跃，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对苏联文学，重新产生了好感。在我国“文革”浩劫之后，更感到人道主义之可贵。但有人（后来成为很有分量的人）反对，发生争论。1980年在哈尔滨开会，陈冰夷讲话肯定赫鲁晓夫的贡献，与会者对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是一致称赞的，哈尔滨文学刊物（好像叫“文艺百花”？）大胆登了详细报道，结果被查封。

在这以前译载苏联当代作品还有顾忌，如王金陵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时，加了一个批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前言，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残酷，褒扬苏修忠实奴才等等。因此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译载苏联作品是搞“曲线的反苏主义”。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盲目的反华主义蒙蔽，看不到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风向，不懂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苦衷……

陈：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很容易把中国想象成“铁板一块”。如果这样，中国“解冻”时代的思想洪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且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表达仍然很顽强。有一篇叫做《关连长》的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它讲述的是解放上海时，一位连长率领战士摧毁国军据点的故事。不巧这个据点是一所学校，房间里挤满了孩子。敌人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

1957年，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还在文艺理论界掀起过一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巴人呼吁文学艺术恢复人道主义传统。他指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呼声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它只不过是被压到了地下，一遇机会，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以后，又出现了象《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类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人道主义论战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周扬和王若水。1963年正式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囗号，王若水是被“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刘少奇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个任务落到了日后另一位“起义”者——周扬的肩上。我想，正是这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收集古今中外的“人道主义”资料，并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田：苏联的解冻，我觉得还有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前面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已渗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灵魂，始终未能改变。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国领土大部在亚洲，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欧洲的”与“文明的”是同义语，而“亚洲的”代表落后、愚昧与野蛮，如他们往往说“亚洲式的残忍”，“东方式的专制”。西方古典文化从来受崇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包括美国）现代文化涌入苏联势如潮水。三是被压制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复活”。小说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皮利尼亚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大量的文学、戏剧、电影方面大师级的人物的恢复名誉，成为受人热爱的新的经典，我读过和翻译过其中的几部作品，感到俄罗斯的文学长河是由他们延续的。在最严酷的年代里，这条长河变成了潜流，但从未中断。四是长期流寓国外的俄侨作家（作品）的“回归”。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非离开中国大陆的文艺家们所能比……

陈：看来，一方面是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中共“以俄为师”的传统，一方面是中苏弊症的同构性，这三重因素，造就了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必然要以苏联“解冻”时期的风格作为楷模……我的朋友中，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麦德维杰夫”自任者，不乏其人，可见其示范效应。而您是这个过程最早的铺路者，却很低调……

于：群众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大字本的《新阶级》，是彭真让搞的。我写的序言。后来，领导说我的序言不能用。这篇文章后来在张显扬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

陈：当时中共党内的“苏联问题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

于：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我们能看到各国党的讲话。我说，铁托的讲话讲得最好，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当时是党内一批，社会上民主墙一批。我当时讲，邓小平说：毛泽东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在英、美、法等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去做，所以才犯了文革的错误。我说，由此看出，邓小平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出来澄清，明确反对“三权鼎立”……

陈：是不是因为邓看了您的讲话以后，才发生有针对性的澄清的？

于：那倒不一定。因为后来引用他的这段话的人很多了……

陈：也可能这些引用是从您开始的，因为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法治问题……

陈：是吗？还真讲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于：这句话没有收入毛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语录，《人民日报》当年有传达，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文革中广州有个小报也刊出了，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毛大概是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这么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陈：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现在有人说毛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何好。但没有这两块基石，就不在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大道上。  

2008年2月，作者（右）与田大畏先生（左）一同看望于浩成先生（中）。（本文照片，均为陈小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