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25日
蔡楚按：他究竟是个“卧底”，还是个地道的反革命，已经不重要，但可以确定，他是那个惨无人道的年代的产物。那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绝对崇拜统治下，人们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因此都争先恐后地献身革命。即使像董麻子，也活在一张假面孔下，成为暴政的附庸。而且，五十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没有质的变化。
董麻子，男，名字和年龄不详，荣县人，贫农出身。其身材矮小，枯瘦如柴，一张麻脸上总是堆满笑容，逢人便让在路旁，作九十度鞠躬状，连连请罪不已，令人不生憎恨，反添同情。
那时，正值“一打三反”的高峰时期，我因参与成都地下文学组织“星四聚餐会”，被石油筑路处革委会揪出来批斗。突然，一天董麻子被从荣县中队调到我所在的成都中队，与我一起被批斗，而且还安排他晚上与我隔床睡觉，引起我的警觉。
我想，董并未与我同案，而被安排来与我朝夕相处，必然有原因。因在筑路处“军管”初期，我还在处机关驻地“红旗村”，“革命造反派大联委”担任勤务员时，曾偶然看到一次董麻子被军代表用军用皮带反复抽打。当时，我很奇怪。经过打听，才知道董麻子骗了军代表，把他自己参加大饥荒年间的“劳革党”的经过，结合文革中揪出来批斗的“走资派”名单，如罗瑞卿、李井泉、李大章之流并在一起写成“小说式交代”。在其“劳革党”全国的分布网络及其骨干成员名单上，居然还写上了当时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和当时内江军分区司令员等一系列现役军官。可见董麻子对“文革”现状的了解，而军代表立功心切，以为抓住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组织人员内查外调了3个月，结果一无所获。军代表恼羞成怒，便当众殴打董麻子。军代表没有想到我了解一点董的情况，把他派来卧底，自然就不起作用。
董来后，假装对我很关心，多次对我说，晚上睡觉要警觉，以免说梦话泄露天机。他就是担心晚上睡觉说梦话泄露了秘密，才一直保持半梦半醒状态。我回答他我没有秘密，所以睡的好，但我半夜听见他不断地挫牙齿，知道我们双方都很紧张。他还要对我像对其他革命群众一样，早上打开水，晚上打洗脚水，被我严词拒绝。
董应对批斗的功夫异乎寻常，他除了在小型的批斗会上低三下四、丑态百出，引得群众发笑，使批斗会流产外，还能在“公捕会”上，作九十度鞠躬时打鼾流鼻涕。其鼾声如雷、流鼾口水的经典行为，严重破坏了“公捕会”的形象，当场被保卫科长王富春踢倒在地，引起全处革命群众哄堂大笑，使“公捕会”会场秩序大乱。
经过董与我几次较量之后，军代表见把董放在成都中队有负作用，就把我和董，还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程总工程师，三人单独关在一起，集中到“红旗村”旁的小农场副业队，边劳动边写交代，这才使我对董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副业队时，减少了对我的批斗，然而，更大的威胁接踵而至。白天三人一起劳动，程总从不吭声，而董却絮絮叨叨，寻找话题来与我交谈。晚上，程总主持三人小交代会，每天都是同样的话题，即他俩都是老“运动员”了，只有我是“活老虎”，必须彻底坦白交代我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组织，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大概董需引蛇出洞，给我讲了他的经历。董说他出身贫农，苦大仇深，父亲和哥哥都是党员，担任过公社的负责人和民兵队长。1961年他在自贡市读中医学校时，由于吃不饱，有一天中午，用蒸的米饭到校门口换红薯吃（当时一斤米换五斤红薯，可以感觉饱一点）。没有想到，一个中年男子招呼他到旁边，听他诉说他的饥饿和家史，而且该男子表示非常同情他，还给了他几斤粮票和几角钱。从此，他便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原来中年男子已观察他多次，以后又多次来找他，每次都给他几斤粮票和几角钱，久之使他产生了依赖和信任感。慢慢地，中年男子告诉他，国家不是困难，而是党内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如果我们贫下中农不起来革命，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变色，或者都被活活饿死。董问中年男子怎么办，该男子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劳动者的“连心联盟劳动革命党”，一旦有机会就会起来革命。董很激动，表示愿意献身革命。董再问：今后怎么联系？该男子说，他住在内江市，以后会与董单线联系。之后，该男子又来过一次，给他讲解“劳革党”的纲领和加入的手续，并叫他填写了申请书，说他已被批准入党，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要他到农村去发展基层组织。从此，该男子就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董按男子的吩咐离开了学校，利用他熟悉中草药用途的特长，到乡间走村串户，当走方郎中。开始由于农民喝大锅清水汤（一勺稀饭里只有几粒米）普遍饥饿，他顺利发展了几个成员，也是单线联系。后来，他胆子越来越大，但农村情况有了变化，农民已能自家生火煮饭吃个半饱，他却急于求成，欲成立自己的组织，不久就被检举揭发，锒铛入狱。董麻子被荣县公安人员断断续续拷打了一天一夜，也交代不出他的上司。他只知道上司是中年男子，内江人，中等身材，单眼皮，其他就一问三不知。关了半年，公安人员见一无所获，但念他根子正，而且能言善辩，就派他到农村去“卧底”，专门破获“称神称帝”的土“反革命组织”。董麻子自吹曾破获几个小土“反革命组织”，有立功表现，所以没有被判刑，释放回家。不久，石油会战开始，他就混入筑路处做临时工。
我见董麻子语焉不详，就追问他调到土建中队的原因，同时追问他到筑路处做临时工时，被编在哪个中队，认识些什么人。董不肯回答，但以他的狡诈劲儿，显然已知道我不会上当受骗。于是董麻子从此改变了主意，开始关心我的案情。他对我说：你的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新的材料，很快就会解放，最坏就是遣送回家。过了几天，程总被军管会宣布解放，原来他笔记本上的反动诗《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被一位爱好文学的军代表发现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抄录的唐朝罗隐的诗，所以用此诗来证明他反党，显然是无限上纲。
由于主持批斗我的程总已解放，只剩下我与董俩人，我猜测自己不会入狱了，而董则说话更加大胆。他问我成都的地址，说今后到成都找我。我问他找我做什么，并表明我与他不是同路人，他一再说对我们的地下文学组织“星四聚餐会”感兴趣，而且他非常爱好文学。我明白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我一再拒绝告诉他我的地址。他说不告诉地址他也能找到我，我说：你来了我也会闭门谢客。但我对他无意中产生了好奇和同情心，虽然我明白今后绝不能再见他。
没过多久，没有料到，我这个临时工会被开除临时工队伍，真是个大笑话。我被遣送回成都后，董麻子没有来找过我。后来，听说他又被收监，也许又被荣县公安人员派遣到什么地方“卧底”去了。
至今，董麻子消失于人海中。他究竟是个“卧底”，还是个地道的反革命，已经不重要，但可以确定，他是那个惨无人道的年代的产物。那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绝对崇拜统治下，人们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因此都争先恐后地献身革命。即使像董麻子，也活在一张假面孔下，成为暴政的附庸。而且，五十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没有质的变化。
迄今，董麻子当年的一脸苦笑和流鼾口水的经典形象，依然萦回在我心中。
2016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