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网络图片）
中共革命和太平天国类似，某种程度上说，毛的“新中国”是得胜的太平天国。这两场革命就主体都是传统的流民造反，其成员主要是底层农民，骨干多是乡村流氓无产者。太平天国与传统流民造反的区别是其宗教性——中国山寨版基督教，欲建立虚幻的“天国”——乌托邦，因此对中国传统的制度、社会、文化、习俗进行全盘摧毁和革命，因此更残酷、更具破坏性。中共革命也是要建立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被宗教化了，太平天国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并且中共革命也是实行对传统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全面的摧毁和革命。
中国底层民众有宗教需求，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和社会破碎，国家动荡，民生艰困，人心恐慌，民间对集体性宗教有了更强烈的需求。太平天国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延续十数年，这种民间宗教需求提供了土壤。宗教是人性的需求，是盲目、非理性的，甚至可达至迷狂。宗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集体性宗教。因此，成熟的宗教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秩序与传统。宗教没有传统——如新创宗教，或离开传统是很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宗教所导致的战争、灾难比比皆是。当今恐怖主义、ISIS，究其根源也在宗教。
基督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旧约》，历史则有4000千年，经历了无数苦难、挫折、战乱、鲜血、失败、错误、暴行、死亡，乃至自身的黑暗、残酷、腐败、恶行，有如此漫长丰富经验的积蓄，而成为成熟有益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并非仅是一部《圣经》，更重要的是稳固的世代延续的教会、训练有素的教士团及其所储备的经验。没有后三者，《圣经》就可能被山寨出太平天国、“人民圣殿教”。
近代以来，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带动中国步入现代世界，可以说正统基督教为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了基本元素。别的不说，中国现代医疗、教育体系，即由基督教所奠立。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文化的吸收，乃是学习西方文明之本，在“德、赛”之上。
洪秀全数次参加科举，数次落地，人生的失败摧毁了他内心，在极度绝望中，他接触了《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据此创立了拜上帝会。无疑洪秀全很有宗教天赋，如果当时他有机会进入正宗基督教会，会成为了不起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于是自创拜上帝教。就他的意愿，其所敬拜的上帝和《圣经》中的上帝是同一位。以后，洪秀全研读了《圣经》（马氏译本），并按照自已的意愿对之删改，如他说：上帝是一个老男人，满口金须，不光有妻，还有许多妾。上帝不光生了耶稣和他两个儿子，还生了许多女儿。儿子都娶了媳妇，小妹们有些也成了亲，等等。他还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同一部《圣经》为什么会演绎出太平天国？而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却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福音”？
人世，没有比宗教更复杂、更困难、更不可思议、更危险的事情了，宗教一旦离开正统的教义、教会——包括教士、经验传承，就可能跌入歧途，甚至走上邪恶。异端，如果仅仅限于精神层面，应可宽容；但是如果其采取行为，就很危险。美国人民圣殿教是一例，ISIS也属于此类。如果将人民圣殿教、ISIS放到中国150年前，就是太平天国；或者说洪秀全150年在中国就做了二者的事情，而且规模远比它们宏大而“成功”。太平天国的教训是：中国民间需要宗教，但是需要正统宗教的引导和纳入。宗教也是有传统的，传统意味必不可少而有益的经验，其关涉人所存在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它是任何理性、思辨、想象、理想、激情、情操所不可取代的。
天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但是打败太平天国的不是朝廷，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乡绅组织起的团练和地方武装。这说明当时中国，儒家道统还占统治地位，为士和多数民众所信奉，太平天国毁孔庙焚典籍违风俗，滥杀肆掠，致使儒家士子率民抵抗。这是一场中国儒家道统与太平天国邪教的战争，最终前者获胜。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共产革命在中国兴起，儒家道统已经势弱。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外交的失败，士人心衰志丧，返身质疑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五四”运动，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体反叛中国传统，批孔子弃儒学，倡科学，要民主，求自由；中国的旧传统可谓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五四”运动之所以气势如虹，势不可挡，乃是因为其后是先进的、强势的、必将统领世界的西方文明。但致命的是，当人失去传统之后，也就抹去了其以往的经验记忆和衡量砝码——价值判断的准则；而一旦没有了经验和价值准则，人也就丧失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不是西方文明不好，不是自由、民主不好、不是学习西方不好；而是摧毁了传统，抹去自身储备的经验积蓄，人即丧失了识别、判断、汲取、融汇的能力。一个没读过书的本分老农即知道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得，平白杀人、分他人的田财要遭报应；但是一个“五四”热血青年，却会献身其中；二者的差异在于人的内在经验和道德准则。摧毁传统即摧毁看护文明的底线。
“五四”之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从科学、民主，转向共产主义；没有他们，中国兴不起共产革命，其更成不了神话；中国的共产革命是由从这批“五四”知识青年兴起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是经由“五四”新文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五四”新文化导师，径直带领一批新青年投向苏俄，何其悲哀；另一位“五四”旗手鲁迅先生，率领左翼文化阵营，为共产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知识界即使是一批自由、民主派，以“七君子”为代表，也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倒国民政府。所幸“五四”另一领袖胡适先生与一批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持守欧美自由精神。他们与另一批文化保守派成为中国近现代文明建设的支柱。
从“五四”到延安，再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逻辑：理想、革命、破坏、反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和极端化的过程；文革最终实现了“五四”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知识青年敞开了接受共产主义的大门。事实说明，唯持守传统，方可更好的汲取西方文明，得其精髓。各种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尊重传统，乃是持守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经验——传统之核心；而抛弃兮二者，人即陷入迷茫，易被“美丽”的口号所迷惑，而步入歧途。近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激进青年的经历，值得我们反省，汲取教训。
如果共产主义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不一定是坏事；思想自由即意味各种思想并存，有好有坏，有黑有黄，彼此间可冲突，亦可竞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思想文化的革命，有之弊端，但亦有其贡献，它打开了文化大门，使西方思想文化全方位涌入中国，其所倡导的白话也是中国迫切所需的文字语改革，非此中国没有现代文字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以自由为前提，激进、极端的思想、文化即无可避免，如果文明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激进、极端将被保守文化所平衡，并最终被消化掉，而成为激发文明活力的因素。因此，越是自由，也就越需要保守传统，由此与激进、极端构成平衡，这是自由中保守主义的意义。反之，如果保守传统的力量过于薄弱，文明就将被颠覆；或传统所积蓄的道德和文化贮备消耗殆尽，文明也将解体。自由本身是一个不断激进、放大的过程，因为人的欲求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尤其是当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体，高调理想总是更有鼓动性，而理想的不断拔高，越来越超越人性和现实的可能，就将颠覆文明，法国大革命、共产革命正是。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势微，逐步走向崩溃；二十世纪的中国远没有，曾国藩时代那么幸运，儒家道统已经破碎，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是中共革命之成功的潜在文化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其间更需要的文化保守的力量；但是，失败的中国传统是破鼓乱人捶，加厉了其倒塌，从而为共产革命腾出了空间和力量，促生了一大批“五四”知识青年，投身其中。他们在中国燃起共产革命之火，而这场大火也最终将其焚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