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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瑞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

 

稳健的回归路线应是:「先繁荣富庶,再回归」

  

以邓小平的经改名言为例:「先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对待经改重点城市区域态度都是希望他们先富庶,先繁荣,先辅助小康阶层,再处理政治问题,然而,唯独对待香港却是一个「例外」。举例来说,上海作为第二波经改的橱窗城市和国家重点建设城市,它的建设经费几乎直接来自中央的拨款和辅助,处理大型外资投资和地方基础建设等,也都有中央地方共同对策。换言之,上海作为经改重点,它应付全球化的衝击,有中央政府一同规画和因应。因此,即便是在全世界金融风暴和危机四伏的状态下,上海作为华东地区的新兴金融中心,拥有全世界前五十大金融企业总部进驻,也不怕美国二次房贷的衝击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动盪。上海以这样气势磅礡的姿态,跟无任何配套的香港竞争,后者当然完全不敌而退败。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就是家族父亲),没有做好这个华东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控制,放任了市场残酷竞争,反而牺牲了香港。或许,如何让香港更有政治决策主体性,拥有参与大国计划经济的权力,以及,如何以大国有计画地和公平地政策干预失控的市场,才是让香港起死回生的重要策略。

 

检讨香港的「去方言和去地方化」政策

 

再举一个例子,香港回归之后中共当局在传媒文化政策上实施的「去香港方言」和「去香港地方化」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八O年代,香港以四小龙之姿在经济上掘起,因而有足够的新兴中产阶级起来争取公民权益,他们曾有强大的反帝与反殖民的文化认同运动,争取普选和自治,鼓励市民重新认同香港本土的「抵抗型本土化运动」。在这个以本土来抵抗外来文化侵蚀的运动中,他们重新检讨帝国的强制性英语政策,重新认同香港在地方言和在地市民文化。也因此,这个有强烈的反帝和反殖民意涵的本土化运动,曾缔造了八O年代香港文化高峰与盛世。像是香港的电影产业,八O年代以本土文化和小市民市井生活为描述关注对象,诞生了许多流传东亚且令人惊豔的作品。换言之,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却跟大英帝国一样地去「矮化」当地语言和文化,这是误解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和历史重要性。换言之,中国应该重新检讨对待香港时,去在地文化的政策是否複製了西方帝国文化霸权问题?! 再者,同一个民族的「中文」进入香港的形式和过程,不应该跟「英文」一样霸道,而应该想办法去「接合」(re-articulate)这个于社会底层存在已久、又充满社会文化生机勃勃的「香港本土抵抗文化」才对。

 

因应全球化危机,应强化「地方自主性」

 

当今以高科技和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导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治理遭遇莫大的挑战。除了超国家大型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体逐渐成形之外,民族国家的治理系统也因之作出巨大的因应改革。大家如果还记得,八九年苏联应声倒台崩解的事件,就会知道那种二十世纪初期人类期待的大型民族国家体制,在本世纪都会成为危机四伏的政体。而苏联瓦解之后,中国出乎意料地没有随之瓦解,主要的关键在于中共与时俱进地改革,很快地让政党「放权让利」,不但在权力上下放地方,同时也把经济主导权的风险分散到地方政党和地方政府手上。从这个发展趋势足以明显看出,因应全球化危机最好的策略,不是集中权力于中央,而是加强地方自主性,以保持灵活因应危机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改的成功,乃是在于他以「城市」、「区域」和「地方政府」为改革基础,而不是传统上以整个国家为规模的改革(如六O年代的大福利国),它分散了许多经济改革的风险。而如何让经济和产业在地方拥有比较稳定的根基,让人民拥有更多参与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更是本世纪治理成功与否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来,香港回归之后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与它的地方自治基础不够完善有很大的关联,这或许是中共在治理上应当检讨之处。

 

中国需与时俱进地提出民主和媒体改革议程

 

香港未来的发展,在在成为台湾评估中国治理优劣的参考,也会影响台湾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因而不得不严肃的面对。香港的衰退,有很大的主因来自中国对香港的区域定位错误,它不应该被中国失控的区域发展变成另外一个「边陲」,反而应该被当成一种「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窗口」,成为中国进一步掘起成为东亚大国的「东西文化交界点」和「对话性基地」才对。再者,与其複製大英帝国的去地方化策略,还不如珍惜这个殖民地曾自主求生的自我认同运动,接合「进步性的地方力量」,并将之反过来用来改革中国自己,借力使力,营造一种新民主时代该有的改革思潮。换言之,香港,不是传统破败的殖民地,而是一个大帝国曾经建构最先进现代性的地方,这种先进现代性,应当在回归之后被好好善用才对。

  

最后,假设中国的崛起和成长不会停止,未来二十年它将成为亚太平洋区域中最大的东方国家,与美国并驾齐驱。那麽,中国也应该转变过去第三世界国家的心态,从贫苦悲情转为正面积极的领导者态度。也因此,它必须对东亚地区的新秩序、经济成长和东亚诸国消长,负起真正的政治责任。以及,在市场经济理性的前提下,尽速提出适当的民主化改革议程,让现代化的治理体制与世界同步,包括:民主化改革、媒体自由、言论思想自由、司法正义等,让东亚地区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华人政治、经济和文化鼎盛的世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