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清末民初的自治运动作为立宪之本（网络图片）
到了“刺杀立宪五大臣”的时刻了
六四就是改革之死，政改之死。之后的改革，对于官方来说，就是把不政改的代价转嫁到政治以外的所有领域，就像污染源继续污染，但需要稀释以避免恶化可以维持。对于民间来说，就是自己没法革命的遮羞布，跪下投降劝谏说成跪着造反，自我安慰的虚假希望，用来欺骗他人自己做导师先知的神主牌和邪教教义。
时局的内在结构又回旋跳跃到戊戌变法之后晚清，改良派成为保皇党，打着虚假希望维稳，革命派在清廷和民间改良主导倾向中逆水行舟崛起。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改良派，是真正的改良派，掌握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例如张之洞就是湖广总督，例如袁世凯掌握新军。而当代中国的改良派，除了嘴巴很改良之外，在政治上是穷光蛋，而且一凸显就立即出局。我真的不惮于得罪体制内改良派，甚至太子党红二代变出的，与他们唱对台戏，因为他们注定归于历史的虚无。
而革命派当时与当下也是不同的，因为存在满汉矛盾，革命派是有生存和行动空间的，可以刺杀暴动捐款动员，当下除了口炮隆隆于小圈子之内，就没啥可以革命的。
虽然没法行动，没法暗杀，没法刺杀立宪五大臣，但是早就到了需要击破击碎虚假希望的时候了，用口炮虽然没法击破，但口炮党表达了这种渴望。
在辛亥革命之后，产生挫败感，觉得还不如晚清立宪改革，甚至不如不改革的晚清。这种挫败感没什么用处。就像几乎大部分的女孩，嫁人后都会后悔上错花轿嫁错郎。圣经中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亡频频想回埃及。所有的革命，成功后都会如此，失败了更是如此。八九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对端方的同情，对立宪五大臣的遗憾，对革命暴力的谴责，其智商不高于少妇，智慧不高于出埃及的以色列奴隶。
改良与革命，其对象聚焦于中央政权，在当下来说，是无尽的无底黑洞，资源的内耗和浪费。既然没条件革命，那么就逃离革命，逃离对中央政权，逃离体制和对体制的反对，需要反击的时候，仅仅限于体制追上来要咬一口的时候。就像埃及军队追到红海，结果会被上帝消灭于红海之中。
对于民间和知识分子来说，在改良改革舞台上，积累道义资源，不管其意图是否真的推进政改，是否相信政改，其结果只能是给自己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积累政治影响力，只有在将来历史舞台上可以一展身手，现在的权力舞台上，一伸手就立即不死也废了。那么即使是改良派，本质上还是革命派，现在的改良推动是假惺惺的表演，一种潜伏而捞取资源的保护和利益最大化，就像李自成投降了做大了又叛乱，然后又投降做大又叛乱。这种改良意识形态下面掩盖着真实，同样是改革已死的症状。
与刺杀立宪五大臣毁灭虚假希望相呼应的，是各省独立，真正终结清王朝的行动在于此，否则没有袁世凯的火中取栗和退位诏书。终结对中央政权和体制改革的虚假希望，之后应该督促民间把有限的资源转到地方独立的倾向中来，告别政改，关注独立。
改良派幻想着自己有晚清到民初转型中那种立宪派历史地位，时机到了转变为革命派或者与革命派合作，把持转型的主要事务，完全是穷人把自己当做富豪了。就从行动和能量来说，晚清立宪派的，来自于地方各省的独立自治，主持地方洋务运动，而不是参与中央权力的争夺和中央性体制的改善，在后者中没有立足之地，资政院仅仅花瓶，皇族内阁就是证据。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成立的城市自治公所超过850个，镇自治公所超过530个，乡自治公所在1970个以上。
从维权到独立
如果跳出既有的革命史观来看，美国革命之前有维权运动，辛亥革命之前也有维权运动，人所皆知的是四川保路运动。还有不大知名的，例如林森在九江把涉外纠纷打到英国伦敦法庭等等。维权运动与革命不同，革命倾向于夺取政权以及政权在当地的分支，而维权运动是保护市民社会和本土性的，维权运动的再升级，是地方独立自治运动，而不是直接革命，夺取政权。人权运动之上有地方和民族独立，例如美国，台湾和香港民主化进程所显示。在中国大陆，由于维权运动一直有着合法性暧昧的依附，因此维权运动被用来倒逼政改，没法实现维权运动自己健康的升级，几乎在2003年之后对维权运动的升级，政治化，零八宪章，新公民，政治反对和民国当归，都是变态的，扭曲的，受到中国特色影响的，从而成为维权运动—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病态的例外。
从2003年开始，我一个人孤军坚持维权运动的地方本土性，坚持维权运动与地方自治的结盟，分析观察到维权运动存在于央地关系的夹缝里，我认为维权升级的制高点不超过地方独立自治，而用来倒逼政改是拔苗助长，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翻开我十余年的维权理论文章，比比皆是。
维权之民运化，是一种异化，它说明了原来的路径锁定还在，也就是在共产革命之代表权阶层主导统治，而底层维权之从属被统治的路径里。从西单民主墙到维权民运化，都是维权在先，然后升级到民运，维权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抗争的炮灰，聚焦于政治体制改革之总体转变。我们从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抗争历史进程来看，台湾的人权运动的下一步并不是提升到政改，而是提升到逃离独立，然后在统一性与分裂独立，向心力与离心力拔河中，最后转机因为美国与大陆建交才出现。而香港先天不足，已在大陆统治之下，切断与英国的法律性纽带关系，与民国的法理性纽带关系，因此与大陆一样，把人权运动当做倒逼，如今已经惨败无功，于是再由香港新世代再回归到人权向分裂独立的正确轨迹。
有人会很严厉地批评说，把维权运动从关注推动政改的“中央集权”品行上拉走，裹挟逃离到地方自治独立上，还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彻底的脱支。应该这么说，国共两党党国体制的形成，是在太平天国之后晚清之地方自治独立联邦的基础上，用钢筋水泥覆盖了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就像一个中央政权在塔尖地方政权在塔底的金字塔，越往中央，党性越强，越往地方，本土性越强，人性人道色彩越重，因此逃离对中央政权抗争的“大一统极权品格”，越到地方，自由的色彩越重，越有本土性，对抗极权的力量越大。自由和对抗极权的力量，不在于组织之内，也不在于代表自由和抵抗的组织之内，而在于组织对抗的缝隙里。组织，就是追求自由化的组织，一定是对自由的剥夺，或多或少而已。打个比喻，福建广东的宗族，在过去的时候，是专制的象征，但到了中共国内殖民征收掠夺的时候，就成为对抗的堡垒，与自由沾边。所以维权运动需要升级到地方自治独立，增强地方力量，与中央政权博弈，这样自由的空间就更大一些。
孟浩然律师说，前苏联就是这样完蛋的，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种种要求忍无可忍。一开始三小国认为苏联其他地方占了它们便宜，要求补偿，事情还可以挽救。一旦俄罗斯也这样认为，事情就无法收拾了。苏联解体实际上是俄罗斯把其他国家踢出局的结果。孟浩然律师还说，今年这次高考名额的问题很可能变成中国彻底破碎分裂的前兆。 一旦汉族主体省份出现分离倾向，维护中国统一的力量本身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由统一和分裂的争论变成如何分解的问题。变态辣椒在推特上说，之前反台独的一个小粉红因为高考名额事件，由小粉红转为支持江苏独立。
向陕北“打土豪分田地”学习
2014年6月1日，在陕西省靖边县杨虎台西沟村，部分村民强行进入并分配了当地土豪劣绅王治华家族长期霸占的3860亩土地。村民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为“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传开后，一时陕北震动。
几年前李智英和我发动黑龙江等几个省农村土地独立宣言运动，与陕北农民自己动手分地类似，我还向乌坎抗争人士推荐过。
陕北农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长期以来，民间抗争陷在一种“向党妈诉求”的陷阱里面，主张权利很快被转化为等待恩赐，公民转化为奴才。2003年维权的命名，我等有意承接于建嵘，李质英向抗争的底层学习抗争经验和政治精神的传统，在其后十年的维权运动中注入，避免民间抗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那种林妹妹式的格式化哀怜，从而获取同情的无效性，走上自己动手自己发动控制的民间主体性之路。
尽管从启蒙到维权，有着民间力量的增长，获得了公共参与，民间主体性的生长有了迹象，但始终不是，或者无法被民众当做有主权决断的主体，自己可以做主的主体。
脑筋要转弯了，放弃对体制改革等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关注，转而关注地方自治事物，推动地方议题，抛弃财产公开等犯贱的议题，是个新出路。以甘肃瞿明学为例子，由于他长期做本地本单位维权，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站在一起，当局就不敢动他。新公民各位关注推动全国性体制改革，纯属泡沫，一堆空气，而且很容易被抓。
以伊力哈木对新疆，高勤荣对山西官场的影响来看，我们民间对省政的影响有可能，对国政如改革的影响，几无可能。 确实在改革上，做了无用功，那是死棋，假大空的浪费。不如把精力转向做地方议题。
民间主体性，就意味着以我们的能力和力量，能做什么事，能达到什么目标。以我们“能”来决定我们“要”，不是以我们“要”来幻觉我们“能”。我认为民间能影响省政，但影响不了国政，也就是把精力转向地方议题，就有可能走上辛亥之地方自治联省共和之路。
建设公民社会的力量，向政治延伸的话，或者说改革开放所塑造出来的中间阶层，如果想有“民间主体性”的话，也就是凭借着我们自己做能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民众眼里的可选择项或者可以替代者，只能止于省政或地方自治实务，致力于推动改革或者全国体制性问题，绝对是无用功。
这与各地同城饭醉团体的兴起，成为潜在政治力量同步，除了被抓闹闹新闻事件，地方同城饭醉团体对全国性体制问题，等于零蛋，毫无政治推动力，新闻事件并不是当下的政治力量。学习古代乡绅，美国宪政的乡镇精神和州政治传统，放弃文人知识分子在”大一统”中议政把自己当做最高统治的组成部分的劣根性。
很多师友最近宣布公民维权时代的终结，进入公民抗命的时代，我不赞同。这种视野还是基于维权作为政改转型的推动力，促成全国性体制制度变革。公民维权是一种防守反击，建设公民社会，以坐等专制垮台。
公民抗命同样要正视改革已死，杨佳布衣之怒也没法让警察权有制度进展，现体制是无物之阵，暴力或者激烈抗争不是一击就行。公民维权之开始，就不是为了改善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尤其根本性的，废除个收容遣送，消费出希望十来年了还在消费，就是为了地方自治，地方如广东保住了，中央政权乱了，关系不大。
联邦制大一统
我现在认为大一统并不是错误的。本来就应该大一统，联邦制大一统。独立是没法成建制和稳定的，且看美国十三州独立后的那个乱，要不是后来联邦制的大一统，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银行(有违宪的威胁)，美国刚出生就翘到哪里去了。大一统是必须的，就看哪一种大一统。
联邦制，各州对州事务当然主导。各州选出去的议员，为本州说话，国会是国家政治的中心，这个联邦还是各州的。
民国本来是联邦的，回归民国就是联邦制。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对纳粹的反思和犹太人的人权为历史背景，明确结论为，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人权。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中讨论难民问题，也是这个结论。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也证明国家对人权保护的决定性。台独港独要求建国，也在于此。人权运动一定需要民族国家，只是需要做的是，让主权保护人权，不是消灭人权，联邦制就是达到这个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