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维权人士洪哥（化名）七年多以来以普通打工者的身份出入中国各地的血汗工厂的生产第一线，以亲身经历披露中国底层工人的生活。
在深圳的迪斯尼代工厂，他曾被油漆和香蕉水的混合物熏得头晕眼花；在上海的iPad加工厂，他曾连续工作18天，累到“走着路都想睡觉”；他上过富士康的黑名单，听过太多打工的辛酸故事。
洪哥说：“据我所知，在中国，做职业‘卧底’这行的不会超过10个人。”
懵懵懂懂入了行
洪哥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有一次在工地干活时不小心从三楼跌落。
洪哥说：“我老爸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当时他是摔在两块石头的中间。如果摔在任何一块石头上，可能命就放在那里了。”
事故后，公司解除了他父亲的劳工合同，给了1万元的工龄补偿，没有支付任何工伤赔偿。
洪哥说，他对中国底层劳工的同情和了解最早来自父亲。
洪哥年满18岁时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服务生。后来，他转到厨房学徒。几年后，他南下深圳打工，然后辗转去了北京，在后厨切菜，工资勉强可以糊口。2009年，经朋友介绍，他开始为深圳一个劳工NGO组织工作。
1995年，中国颁布了《劳动法》，2008年又出台了《劳工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不过，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很多企业在运作中有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工人维权又得不到工会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于是在民间，以改善劳工生活，增强其法律意识为目的的劳工NGO组织应运而生。
据北京明德劳动关系与就业研究所统计，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平均每年有两个新机构成立，大部分NGO（32家）成立于2007年到2011年的五年间。2008年是劳工NGO成立的高峰年份，共有9家组织成立。截至2013年底，中国有50多家活跃的劳工NGO组织。
业界的风起云涌对于刚入行的洪哥没有太大意义。他当时对劳工NGO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在公益范畴里面，为工人提供一些帮助”。
卧底初体验：没有归属感
洪哥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工厂“卧底”，行话叫“进厂调查”。
招工是否存在歧视？有没有不当收费？签不签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多长？福利待遇如何？生产设施、生活条件怎样？……在一周左右的时间，调查员通过亲历入职、在职、离职的每个环节，厘清调查报告上近200个问题。
洪哥说，入厂调查是每个劳工NGO工作人员的基本功。他说：“我去的第一家工厂是一家玩具厂，叫精裕玩具，在深圳，有6、7千人，算是比较大的玩具厂，是给迪斯尼生产的。”
精裕塑胶玩具厂是一家港资企业，除了为迪斯尼供货外，还为美国孩之宝、美泰和沃尔玛供货。
洪哥被分到工厂移印部，负责在玩具上印上产品商标。
他说：“油漆和天那水（俗称香蕉水）溶合后的味道很刺鼻，很难形容那是一种什么味道，闻着就头晕。很多工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油渍。宿舍里也弥漫着那种味道。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那里做非常辛苦，因为要一直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而且还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达不到产量，组长是一定会说你的。按照正常人的自尊心来说，他一旦说你，你一定觉得压力非常大。”
洪哥说：“当时去了七天，感觉人很疲惫，很累很累。虽然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也有过很累、很累的感觉，可能从强度上，厨师的活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的另外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我在这里做除了那份工资，根本就没有任何追求，没有任何发展。因为人太多了，你一个人在里面非常渺小。没有归属感，很孤独、很寂寞。”
离开时，洪哥没有拿到钱。工厂不批准他的辞职申请，他只能空着手离开。
2015年7月，精裕塑胶玩具厂几百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克扣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并利用工厂搬迁的机会解雇他们。那次罢工被警方镇压，以失败告终。
“很多工人脸上都没有表情了”
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特殊情况下，每天可加班1到3小时。每月加班总量不得超过36小时。
在中国很多工厂，不少工人每月的加班时间在100小时以上。
由于工资多以底薪加计件计算，工人只有多加班才能多挣钱，而一个月拼命加班下来，往往只能拿到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洪哥“卧底”生涯中最难捱的一次是在上海日腾电脑配件厂。这是台湾和硕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为美国苹果公司生产iPhone6 和iPad的外壳。工人总数超过1万人。
洪哥被分在转运部门，负责把产品从一条生产线转移到另一条生产线。
他说：“每天上班两个小时之内，我的衣服全部会被打湿，因为出汗把衣服全都浸湿了。”
因为调查需要，那一次他在日腾“卧底”了45天。他说：“我连续18天都在上班，每天10几个小时，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早上7点多进工厂，到凌晨12点多才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他跟组长请假，不被批准。无故旷工会被开除，他只能继续坚持。
洪哥说：“那个时候是感觉非常累的，人走着路都想睡觉。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休息时整个车间睡觉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甚至站着靠着一台机器就睡着了。”
他还说：“在劳动量大的工厂，或是那种人很多的工厂，工人其实几乎没有业余生活，除了上班和睡觉。很多人几乎没有什么面部表情了。”
卧底调查的结果公布后，台湾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出面否认企业存在员工超时工作，称工人工作时间低于每周60小时。这是苹果公司为供应商制定的工时标准。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也迅速做出回应，证实企业招工时确实存在个别违规行为，比如中介公司扣押应征者身份证问题，并表示已经要求和硕集团停止这种做法。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说，“苹果致力于在整个供应链中提供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件。”
上厕所需打报告
一些小工厂的规定被洪哥称为“变态”。他说：“你要是想上厕所得先打报告。假如一条生产线上有10个人，你申请上厕所，要拿到离岗证以后，有人来顶你的岗，你才能离开去上厕所。”
还有一些厂房和宿舍的条件让他心寒。他说：“我去过的最烂的厂房应该是10年左右去的一家玩具厂。这个工厂叫恒泰，是香港一家公司在深圳成立的一个生产部门，主要给迪斯尼供货。宿舍里要求睡12个人，里面的垃圾根本没人管理。那些床位非常陈旧，铁床，生锈的，重一点的人说不定就能把床睡塌了。宿舍只有两个电风扇，还属于罢工的状态。夏天非常炎热，根本睡不着觉。每层只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和冲凉房。很多窗户没有玻璃，只剩下一些铁的窗框。”
洪哥还说：“当时我在工厂吃饭，吃了第二餐就发现那个饭非常不卫生。在饭里还能吃到一些杂物，比如钢丝球，或者是毛线之类的。”
洪哥说，沃尔玛代工厂的条件在业界差得出名：“沃尔玛去工厂买东西的时候，价格压得非常低，致使很多工厂环境很差，生活环境也好，工资也好，不符合一般工厂的要求，连最基本的要求达不到。”
沃尔玛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质询时说：“我们的供应商准则明确规定，供应商必须为工人提供符合或高于法定标准或集体协商（两者中取更高）的工资、加班费和福利。”
沃尔玛表示，和沃尔玛有业务往来的供应商需要认同沃尔玛的目标，不仅是生产和效率目标，也包括改善工人生活及其社区的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
“卧底”滑铁卢
洪哥的“卧底”生涯中有过一次滑铁卢。
那是在有“制笔之乡”之称的浙江桐庐县分水镇。分水镇人口约4万，镇上只有一间小旅馆，却聚集了300多家制笔厂。他说：“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怎么那么一个小镇上会有那么多工厂！”
洪哥应聘进入了欧赛笔业。他说，这家小工厂为美国零售业巨头塔吉特（Target）生产圆珠笔。
洪哥在车间里干活时和工人聊天，发现了两个童工。他赶紧掏出手机拍视频留证。他说：“有个被我们叫做组长的人，我随时有什么动向，那个组长都能看到我。当时我拍摄那个童工工作的视频，被他看到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因为急于求成，我想去别的楼层看看情况，也被他看到了。”
组长把他叫到保安室，检查他的手机，发现里面全是工人工作和工厂行为准则的照片。洪哥说：“他说：你是来干嘛的？我说：我是来这里工作的啊。他把我的照片全部删了，就让我走。但是童工的视频他没有删掉。”
由于自己的大意，没完成调查任务，至今提起这事，洪哥还懊悔不已：“我做了这么多年，那是最大的一个意外。”
美国之音将工厂资料和童工视频发送给美国塔吉特公司。经过一天调查后，公司否认欧赛笔业是塔吉特注册的供货商。塔吉特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家工厂生产任何塔吉特的产品，但我们会继续全面调查此事。”
塔吉特同时表示，公司对供应商使用童工采取“零容忍”政策。
上了富士康的黑名单
不下工厂时，洪哥在厂外和工人做外围访谈。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他去过一二百家，听过很多打工者的经历，大多数是抱怨工资太低，对现状不满；有的故事则令人心碎。
他说：“之前有一个工人家属联系我，说家人在工厂死了，什么原因都不知道，听他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能感觉到那种无助。这些年（工人）跳楼的非常多，非常触目惊心。工人过着一种非常孤单、压抑的生活。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理阴影。就包括我，接触多了这种案例后，自己都要抽时间去调整。”
2010年，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洪哥的一个同事在QQ上转发了一条祭奠富士康员工的帖子。后来派出所找上门来，把两人带走，关了12个小时。
洪哥说：“当天晚上什么也没问我，就在派出所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后来，洪哥试图去富士康“卧底”，没被录用。厂方说，他已被列入“黑名单”。 “为什么在‘黑名单’当中我自己搞不清楚，”洪哥觉得困惑：“我之前压根没进过富士康大门。”
“我没想和谁对立”
2012年，深圳十多家劳工NGO组织受过一次集体打压。工商、税务、房管等政府部门轮番上门检查，随后被房东勒令搬迁。
那次危机后，劳工NGO组织从2014年起开始进入最冷寒冬。一些劳工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拘留，受到不明人员殴打。
2015年底，广东据报有四家组织的20多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警方带走，至少五人被刑事拘留。
2016年1月，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曾飞洋、孟晗等四名工作人员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正式逮捕，目前仍在等待审判。
在中国，不少劳工NGO成员习惯了不时被国家安全部门请去喝茶，时而还会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洪哥清楚，在当局眼里，劳工NGO被看作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劳工NGO没有要和政府对立。至少我没有想要和谁对立。一个企业欠薪，为什么要去抓一个民工？ 他只是要一份工资而已。别人没钱生活了，要回自己该要的钱，那是没错的。企业不欠薪，何来讨薪之说？”
前路难行也得行
中国劳工NGO组织的运作大都有来自境外的资助。中国在这一领域一直没有明确的法规。这些机构长年来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明年1月，中国将开始实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按照该法律，每个境外NGO组织必须在公安部门注册，并且找到一家中国官方的合作机构。法律还授权警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审查这些组织的项目和运作。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立法将境外NGO组织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洪哥说，现在中国的劳工NGO组织都在观望事态发展，有些可能面临转型。他本人希望能在这一行做下去：“我们坚持去做，是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存在。”
洪哥不愿把自己描绘成理想主义者，虽然如果他去做一个技术工人，可以挣到更多钱。
“不是说要献身或是怎么样，我们也是为了生存，”他说：“但是相比那些纯粹为了赚钱的工人，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从这一点上说，我还是有些优越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