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兼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身后出版的一本自传性书籍先是以中文版本出现，英文版(标题: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经由他生前的挚友、著名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翻译，也“早”在今年初即问世了。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杰伊.马修斯(Jay Matthews)日前刚刚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书评，不免让人提出“怎么现在才 …”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1989年在北京即见过而且采访过方励之、而且还有意无意之中帮了方教授和夫人堪称历史性的忙的杰伊.马修斯回答说：“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人家送了我一本方励之的书，一开始我以为，(就我过去的印象)方励之这个人，科学家出身，民主自由那些当然是对的，心地好，不用说，但是似乎枯燥了点； 写起书来，恐怕也不会那么丰富多彩。”
最终克服了第一印象所带来的成见、读了方励之传记的英文版之后，这位专栏作家说，没想到，方励之叙述的内容、兼及叙述的方式，都还很有意义、有风趣、甚至还包含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幽默和笑话，而且让“美国人能够看得懂”；按马修斯的话说，这本书makes China come alive for me，即这本书描写的中国读起来让人感觉“活生生的”。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杰伊.马修斯目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在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人和中国人至少有两个“共通之处”，一个是注重教育，认为通过教育而且“向上走”、养家糊口；另外一个共通之处是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挺幽默，但是，中国人的幽默并不是、甚至远远不是世界闻名；他说：“在我看来，美国人一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不那么快活、也没有幽默感的国家/社会，人们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而一旦你真的去到中国，真实的状况其实大不同。”
华盛顿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马修斯就被派驻中国；正是因为有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驻华经历，华盛顿邮报在1989年春天又派他到北京去“增援”当时在那里的常驻记者Dan Southerland。马修斯与方励之的缘分，来源于他大学同学(同在哈佛念过书的)林培瑞。马修斯对方励之夫妇堪称历史性的帮忙，按照马修斯的话说：“林培瑞那个时候需要在和美国大使馆交涉期间，找个地方让方励之夫妇落脚(以便他们不被中共抓去)，而我那时候正要去上海做报道，就把我在建国饭店房间的钥匙给了他。他们在那儿呆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好像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去到了美国驻华使馆。”
马修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89年春天去到中国采访的时候，一度还真以为会“变天”；他说 ，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比较‘乱’吧，以前去哪儿采访，总是有人跟着、或者说是盯着，那段时间罕见地出现了自由，想到哪儿采访就到哪儿采访。
回到美国以后，马修斯主要是从事美国教育方面的专栏写作。谈到美国人本身对美国教育体制通常有哪些批评时，马修斯说，批评意见往往是：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考试太多了，给孩子们构成的压力太大了，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不得力。“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比起中国来，我们还是相当‘先进’、或者说是超前的。”
马修斯说，一方面，在美国，全社会可以说是相当注重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且美国的大学之所以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是因为美国的大学确确实实是可以让思想自由翱翔的地方。
这位专栏作家说，中国要出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切切实实地一钻到底的环境，不能够中途被政治正确与否、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这类因素而左右。
谈到美中教育比较，马修斯说，很多美国人一提到中国的教育、以及中国的教育成果，就想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学校和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在各种国际场合考试的分数有多么高；实际上，马修斯说，中国大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很多地方的孩子并没有机会受教育。相比之下，美国已经大体上是一个middle class country(中等收入、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占主流的国家)，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普及教育。
另一方面，他说， “很不幸的是，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具体说就是一些已经是中产阶层的人 – 中国国内一些人可能也一样 – 认为那些目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不管是中国农村的孩子、还是美国城市里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智商都不够高，脑子根本就不好使，因此难以达到成功的境界。”
马修斯说，他非常反对这一点，而且写了很多书，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成立；“美国城市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住在郊外的那些美国孩子，一样聪明；中国农村的那些孩子和上海的那些孩子也一样聪明；只是要给予那些处境不好的孩子以更多的鼓励、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我祖上五百年前是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民，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教他们读书、认字，认为教他们读书写字是值不当的；那时候，只有贵族家庭的孩子、还有那些计划当神父的年轻人，才有机会受教育。”
马修斯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反之，那些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一些人总是认为其他一些人不应当具有和自己一样、或者说是同等的机会以及权利。这位专栏作家说，在世界各地，集权社会的一个共通现象，就是大大小小的国王、各个层级的官员，总是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有见识的、能够适应、并且也应该享受最先进的体制，而其他人，尤其是处在政治、经济底层的民众，则无权、或者“不配”享有先进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体制下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