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视野开阔、高赡远瞩、热爱祖国和人类的思想家，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晚年表现出的大彻大悟，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为了人的尊严和人类的美好未来，无固无我，铁肩担道义，椽笔写文章，振聋发聩，亮节高风，更令人尊敬。下月22日，他离开我们就要满5年了。这5年来，我一想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总感到：愧对慎之。
我早生李慎之同志10年，彼此原不相识。1979年，我作为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委托，负责筹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后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1年，李慎之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并开始筹组中华美国学会。因工作关系，彼此相互有所了解。我初步知道他是个有学问、有才华，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希望有缘识荆。但是，当我知道他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到过延安，1952年至1958年初任过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副主任，1953年任朝鲜板门店朝中美政府级谈判代表顾问，1954年任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1979年任邓小平赴美访问时的顾问等重要经历时，我就觉得有点不敢高攀，而且有的小道消息还说他有点骄傲，遂使我不免敬而远之。
1983年1月上旬，我在北京华侨饭店参加世界史研究所召开的各主要国家历史研究会负责人会议。6日傍晚，慎之同志以美国研究所所长名义，带一同僚前来会见我和另一研究会负责人，目的是了解我们两个研究会情况，并有意邀请我们两个研究会参加他正在筹建的中华美国学会。由于我介绍的美国史研究会的情况具体详细，他称赞我的记忆力堪比陈寅恪。这种称赞虽使我为之汗颜，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他的言谈举止，使我感到他并没有大干部的架子，也一点不显得骄傲，而且具有一定亲和力，不难打交道。然而两年以后，他又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尽管觉得和他接触会受到教益，却仍未主动和他来往。1987年1月11日，他派来美国研究所准备出版，他任主编的学术性季刊《美国研究》工作人员邵宏志前来约稿，后又聘我为该刊编委。1988年，我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一书寄赠给他，请他指正。同年12月，我被邀请赴京参加他主持召开的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会，并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会议期间，16日我与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共餐(自助餐)时，他主动前来参加，竟然和我们谈起心来。当他谈到自1957年末被错打成右派20余年(1979年1月始改正)是怎样挺过来的时候，他说不是靠马列主义，而是靠儒学。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他这样随和忘机，毫无戒备地在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面前交心，觉得很亲切豪爽；另一方面又很感惊诧，甚至有点反感，作为一个大开明派，不靠马列主义抵制狂风恶浪可以理解，怎么会去靠落后于时代的儒学呢？(后来，有一次我和美国研究所资中筠副所长谈及这个问题时，她告诉我，慎之后来思想变化，不相信儒学了。)
1989年4月起，我因十分关心和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并于5月25日将龚自珍诗改动了几个字，以表达我对这次民主爱国运动的激情。改后诗如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奔腾动地来。我喜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因此之故，我也很注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又是我心目中大开明派人物的李慎之同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当我知道他非常同情和支持时，他在我心目中又增加了份量。“六四风波”后，他极其悲愤地表示“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不当那个副院长了，这更让我敬佩不已。同年10月，我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寄赠给他一册。
1990年11月13－18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封河南大学和郑州黄河大学举行年会。13日下午，李慎之同志被邀请向大会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很受欢迎。但我认为他对美国乔治·布什政府发动的海湾战争，未免过于同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吞并邻国科威特，固然应受到惩罚，但布什政府难道不是为了中东的石油利益和战略地位，不是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无视别国主权，实行大国霸权主义吗？它提出的促进世界民主和自由的口号，难道不只是幌子？14日晚，河南大学韩政教授举行家宴，招待部分参加年会成员，慎之同志和我均在座。他口若悬河，谈笑风生，常常语惊四座。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我认为他的大多数意见都很精辟，只有少数意见我不敢苟同。
年会结束后，19日我们结伴游洛阳，同住洛阳西工区宾馆，下午一同参观白马寺。是日，我们交谈颇勤，谈国事、天下事，谈人生旨趣与出处之道，谈思想学问，臧否人物；而且经常共同背诵一些两人都喜欢的古典诗词。我发现，我们不仅有许多共同语言，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还启发了我，说出了我曾经意识到而未敢言说的道理。于是，我一再劝说他把这些想法、这些道理写出来，裨益世道人心。他的答复好像是：总有一天他或许是会写的。经过这番互通声气，当晚他劝走了同室友人，邀请我和他同室，以便连床夜话。慎之同志博闻强记，见解超脱，十分健谈，我们一直谈到夜深，谈话具体内容已难全记，但有两点仍有印象。一点是我对他在“六四事件”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深深同情和慰问，并告诉他：他对“六四事件”的态度虽不见容于官方，但据我所见所闻，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他一边的，他可以感到欣慰。另一点是关于我和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的学术争鸣问题。我把事情经过、我和黄对于美国罗斯福“新政”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我们对待学术争鸣的不同态度，都告诉了他。20日上午，我们同游龙门石窟、关林(实为关帝庙)，并往王城公园看菊展。除继续交谈外，还合影留念。下午一同返郑州，下榻于农业大学招待所。由于返程开车时间都在21日晚，是日下午无事，慎之同志又来我住室长谈。这次谈话中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向我介绍了聂绀弩其人和他非同凡响的旧体诗词，并且背诵他喜爱的一些聂诗。这次谈话激起了我了解聂绀弩其人并阅读其诗词的愿望，后来我读了不少有关聂的文章，周健强著《聂绀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井天注解《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自费印行)，还选读了《聂绀弩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最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敢将椽笔续《离骚》—–记诗人聂绀弩”，发表在《武汉春秋》杂志1988年第4期。
返校以后不久，就意外地收到慎之同志来信：
绪贻先生：
二十一日在郑进站后，随即上车，不及道别为歉！此次在洛阳，连床夜话，互倾积愫，快何如之！
黄、毕二位之事(注：指黄绍湘夫妇与我学术争鸣)，斯世已成常道，我公不必介意。十年乱后，弟回家收拾劫余，得先君一闲章，文曰：“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亏我心”，因倩人书联悬之办公室。当今处世待人，亦只能如此也。所盼先生等主编之《美国通史》能早日出版，则不但沾丐士林，亦且平息争议矣。
专此函候，不尽一一，即颂
教祺
晚李慎之 90，11，26。
接到慎之同志感情真挚来信，我是很高兴而又心存感激的，一直在考虑怎么复信，后来觉得应当进一步赞扬他、安慰他“决不在刺刀下做官”的壮举，并予以鼓励。12月5日晚，在翻阅《宋史》中一些列传和陆游著作后，给他写了回信，特别抄录了《陆放翁全集》第21册中“跋李庄简公家书”中下面一段话：“李丈(注：即李光)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注：即秦桧)，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注：指受秦桧陷害的丞相赵鼎)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
自此以后，我们两人虽已离休，却都是离而不休。我主要集中精力于组编和撰写人民出版社约撰六卷本《美国通史》、主持北京商务印书馆约译的4本译著的译校工作以及主编《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等工作；慎之同志则如陈乐民所说：“积数十年的种种切身体验，晚岁痛感斯土斯民命运攸关之所在；为之上下求索，思之，念之、忧之，凝为痛切之心声，发为肺腑之呐喊，著为传颂天下之钜篇。”(见所著“山高水远望斯人—–送别李慎之”，《怀念李慎之》上卷，102页)除1993年5月11日，慎之及其任会长的中华美国学会给我发来贺电，祝贺我80寿诞，我于1995年5月24日赠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外，彼此只互相阅读对方著作，不曾谋面，也未通信。
2002年5月1日上午，忽然又意外地接到慎之同志一封热情洋溢、期望殷切的信：
绪贻先生：
洛阳一别已逾十载，老辈仪型，常在念中。偶从方生(注：商务印书馆离休编审)同志处知杖履清健，可慰下怀。我则于五年前患中风，左侧偏瘫，不良于行，唯读书写字不受妨碍，尚是幸事。
顷读四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见先生一文“89岁断想”，想见先生二十年前为罗斯福“新政”辩护之雄心，当时抗流而上，迄今已大体实现，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受五十年“超级奴化教育”结果，已不能分辩国际上的大是大非，在假“爱国主义”的恶劣影响下，竟至为“9·11”叫好。十分希望有前辈先生力挽狂澜，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美国，认识美国到底对中国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美国推行的是霸权主义还是挽救世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中国应当拒绝的还是应当学习的？百年中国，黑暗腐烂，专制独裁，至于今日而极。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我小你十岁，然自中风以后，即致力于此，不敢稍懈。申此微意，倘荷亮察。即请
文安。
晚李慎之 2002，4，26。
读此信后，虽然我对其中一个论点不能认同，但总的意向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能认同的论点是：从慎之大札总的精神来看，他是认为美国外交推行的不是霸权主义，而是“挽救世界”的。我认为这说不通。因为美国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其宪章规定：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本宪法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再违反这些规定的，这怎么不是霸权主义呢？除此以外，我不独同意他信中其他所有论点，还感到他对我的赞许和期望过高，我难以担承。我因故耽误了一二十天才复信道：
慎之先生：
“五四”前夕，忽接华翰，甚感欣慰。近年来屡读佳作，振聋发聩。遥想先生志趣凌云，对国事、天下事高瞻远瞩；藐视权势，伸张正义，不禁令人忆起马寅初、顾准甚至鲁迅先生风范，可佩、可佩！而且年届8旬，身罹顽疾，犹自“不用扬鞭自奋蹄”，“老树春深更著花”，尤可佩也。
至于对我之期望，自当勉力为之。除对美国认识外，我对肃清祖国封建余毒，发扬科学与民主，以至人类之命运，均甚关切，自觉使命仍然不轻。而贱躯年近9旬，并不足惜，以“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在我并非太难之事。无奈我资望不足，学力浅鲜，人微言轻，言论稍显尖锐，便难以面世。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可以睁着眼睛说胡话，而一些显然违反常识的事情，却不准我们老百姓道出真情。比如“坚持党的领导”，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应该坚持的，但大倡“三面红旗”时党的领导，“文革”时党的领导，陈希同之流代表的党的领导，基层“土皇帝”的党的领导，我们也应坚持吗？又比如，常看到、听到“我们党历来就是重视人权与民主的”说法。我们党当然有重视人权与民主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就不能打垮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就不能批评(尚未批倒)“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反右期间、在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期间、在“文革”期间，在与这些类似的一些时间内，难道也能吹嘘自己重视人权与民主吗？再比如，报刊电视上经常要求“统一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全国13亿人，生活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中，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怎么能要求下岗人员和穷乡僻壤的农民，像大官、大亨、大腕等一样想问题呢？荣、宁两府中，从贾母、贾政、林黛玉、薛宝钗、凤姐到尤二姐、赵姨妈、焦大、袭人、晴雯各色人等的思想都统一不起来，怎么能要求处境各不相同的13亿人统一思想呢？再说，如果13亿人的思想统一于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思想，那近13亿人的头脑干什么用呢？那还要我们做什么研究工作呢？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和家长制传统的国家，经常地、不断地宣传“统一思想”，这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倡科技创新，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样明显的问题，我曾在全国社会学学会的年会上提出来过，虽然听众非常欢迎，但会议主持人以时间不够为由，只让我开了个头。后来我写成“思想能够统一吗？”一文，试了好多份报刊，但连《南方周末》也未能发表，真教人感到沉闷！
本来，我还准备将我多年来研究美国史所遭受的多种明枪暗箭……向足下一吐为快，但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虽不严重，多少有点麻烦，只好等下次了。
近来我因赶写《美国通史》结项申请书和一篇约稿，加之不知道先生的准确通信处，复信迟了，至希谅察。顺颂
研祺。
刘绪贻 2002年5月20日
同年7月6日，我接到慎之同志复信，并附来两篇大作：“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和“全球化及全球价值”。信云：
绪贻先生：
接大函已匝月，因去杭州，回又赶上搬家，迟复为歉。
大函所说的问题，我们的处境相仿，均有同感。不过我看先生的信是电脑打的。知道先生以九十高龄已掌握先进技术，可钦可佩。…… 附上文章两篇，都是我今年在南京、杭州讲的讲稿。其实近年来他们一再限制我发表文章、发表讲话，难得今年地方上给了我这机会，不免利用一番，似乎还受欢迎。不过讲稿已无处发表了。好在有年轻同志自设网站，帮我在网上发表。我的朋友于光远今年八十八岁，居然在两年前学习电脑自设网页。我以为先生的文章也可在网上发表，总也是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也。文章请指正。此请
夏安。
李慎之顿 2002，6，28。
我复信云：
慎之先生：
接奉6月28日大札已两月余，因双足罹疾，不良于行，加之装修陋室，暂住儿女家，诸多不便，迟迟复信，至以为歉。附来大作两篇，我很喜欢；公诸同好，都很赞赏。除姜弘已和足下通讯外，近日又有一位薛国中教授表示想向足下请教，可见大作魅力。
4年前，我有一篇漏网文章“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现附上)，说的都是实话。但一时之间，不独有关市委宣传部要发表该文的报纸责编写检查，要求调动他的工作，还有一些保皇派打电话给该报编辑部进行质问。自此以后，该报在发表我的文章的问题上便十分慎重。最近我写的一篇关于反对思想政治方面封建残余影响的文章，虽然借了邓小平理论的虎皮，他们也一再来电话说目前难以刊出。(注：后来此文还是发表了)此外，目前我还有3篇长文搁在报刊编辑部，不能见天日。你看说真话是多么困难！
我虽用电脑，但操作水平很低，往往需要儿孙、学生帮助。实际上，要是能有较高操作水平，用电脑写作的效率会大大提高。
暂写到这里，顺颂
研祺。
刘绪贻 2002年9月19日
大约过了半个月，慎之同去又来信：
绪贻先生：
收到大函，十分感激。然而劳动长者，则又有愧矣。
“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近年来在“进步”舆论中已成为共识。我原来以为是前中顾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最早发为此论，现在知道是你的发明，而且最早可上溯到五十多年前、1948年的上海《时与文》，更感觉可敬。
至迟从“五四”起，中国就无人不喊民主，其实各个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两者。我在上次寄你的文章中把民主之扩大为全球价值，归因于1941年罗(斯福)邱(吉尔)的《大西洋宣言》。六十多年过去，虽然许多国家已走上民主之路，但中国仍固守二千几百年的专制主义。现在民间虽然有要求民主的声音(甚至官方也不乏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民主，尤其是制度上。坊间讲民主的书也很少，我见到的只有李道揆与王希的两本可称专著，另外还有一本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以非常具体的实例解释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希望先生绛帐春风，能化育出一批研究生来，十年之后必可为国之栋梁。
我今年上半年在南京演讲时，有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副主任余东升请我六、七月份到那里去讲一讲，我倒也很愿意，因为近年来已很少离京出游。只是六、七月份我嫌天热，同时新搬家，也不想动，议定到十月份再去武汉，如此则又可与先生见面。不过再过两天就是十月份了，邀请电话始终未到。我现已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此事也许已黄了。
专此奉复，请不必烦扰作复，即祝
秋安。
李慎之 2002，9，29。
感谢盛情，我没有听慎之之嘱，还是写了回信：
慎之先生：
9月29日大札奉悉。关于民主问题，由于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民本思想根深蒂固，极容易将民本概念误认为民主概念。特别是官场中人，因为民主制度妨碍他们滥用权力、作威作福，更喜欢将民本概念代替民主概念。共产党员本应是人民的儿子，但一做了官，便忘了自己公仆的身份，把自己当成父母官。这就是我们官方控制的报刊上为何常常出现“父母官”这种非社会主义政治称呼的原因。多年以来，我没有看到舆论界宣传过一个真正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民公仆的典型，反之，近几年来不独屡见清官形象，而且“明君”频上银幕。民主不张，法制脆弱；不强调以法治国，甚至倡导“以德治国”来，真令人怀疑有以“圣君贤相”自许的阴暗心态。几年来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想写一篇更深入、更全面地论述“民本”决非“民主”的文章，但想到难有地方发表，一直没有动笔。
去年，我从1948年发表的30篇文章中选了23篇，出了一本小册子《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其中收有那篇在《时与文》上发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由于是年轻时文字，不太成熟，而且出版社不大敬业，错漏不少，未敢赠阅，现寄上一册请指正。
最近，我将尊著3篇示诸同僚李世洞教授(《美国研究词典》主要编者)。他是个比较天真、痛快的人，读了大作给我打电话说：“3篇文章读得真过瘾，我不敢说的话和我想说说不清楚的话，都被说出来了；文章复印以后即奉还。”现在，他仍未将文章还来，听说他又将文章传给其他同好去看了。由此可见，虽然你信上说“我现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实际上是谁也封杀不了的。顺颂
研祺。
刘绪贻 2002年10月6日
此信未得复。后来我才知道，10月7日大他3岁的夫人张贻在家门口摔了一跤，大腿骨折，住进医院。他虽心情不好，仍在扶病积极与友人探究民主的发展史。2003年4月23日，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电话，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说是慎之同志已于22日仙游。一时之间。我悲恸难已，感到不仅是我个人失去一位挚友、畏友、益友，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一个榜样，中国社会失去一个脊梁和思想家。后来，记不清是何时，我收到了“李慎之的子女们”寄赠的《怀念李慎之》两册。大约是2004年3月中旬，慎之同志长女李伊白来武汉参加学术会议，曾驾临寒舍访问，并要求我为她复印一份我与慎之来往信件。她收到这批信件后，曾于同年4月2日写信给我，要求我为其所编《李慎之国际问题及全球化研究文集》写一序言。我虽担心我的序言不能体现慎之同志的真知灼见，微言大义，但我还是作了认真的准备的。
慎之同志逝世5周年纪念日就要到来了。我现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感到愧对他的有以下几件事。第一，我因为总想把文章写得真实些，写得能对得住慎之同志对我的知己之恩情，能表达我们珍贵的友谊和我所受教益，迟迟不敢动笔，一延搁就是5年，真是太久了。第二，因我较年长，慎之总称我为长辈，实则他年轻时思想进步比我早，老年时觉悟得比我早、比我彻底，称我长辈，我受之有愧。第三，我们之间交往，慎之主动为多。我虽敬重他，愿意享受他的友情，接受他的教益，但往往有一种不敢高攀的心情作崇，疏于主动。实际上慎之是个性情中人，平等真诚待朋友，没有官气。对此我了解不深，也不能无愧。第四，最令我愧对他的是，虽然我也不断努力，但我未能真正实现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2008年3月30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