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记忆的人应该都记得，1979年之前，中国社会有个特殊的阶层：地主！或称之为“地主分子”，居“地富反坏右”五大坏人之首，不仅在人格尊严甚至肉体方面受尽凌辱和伤害，而且在国家政策如升学、就业、参军、徭役、工分、婚姻等方面，饱受歧视！实乃现代“文明”社会之反动。
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社会太过“健忘”！
更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懒于反思，而且也不会反思：有的笼统于“勤劳致富”的说辞，或忙于为现实和文学作品中的某些个体地主如刘文彩周扒皮等平反，而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根本不能从本质上说清楚。
更更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项“历史课题”，至今仍被理论家多重误读。
地主到底怎样“招惹”了革命？革命到底为什么非难地主？怎么了？到底为什么？
本人虽为贫农后代，但作为文明社会的公民，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政党的党员，有义务探究这个问题。粗浅成果，与方家交流：
在土改完成了对地主们的一次性也是永久性剥夺之后，“地主”作为一种非公民的政治性歧视待遇，还持续了接近三十年，并殃及两代地主子女。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地主们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另册待遇，暂按下不表，咱们先回到革命之前或革命进行时。
中国大陆地主为什么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源于农民革命！从有地主和农民的那一天起，就有农民革命。陈胜吴广是农民暴动，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也是农民革命。最后，革命一举干掉了地主阶级，号称结束了半封建统治。
“农民革命”和“地主倒霉”这两种现象，几乎是如影随形的。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政治家们和理论家们普遍误读了这种现象。
“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导致了农民革命！”这是西方马克思的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理论放在东方中国，则背离实际的！这个理论简述一下就 是：地主占有土地，农民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而地主则靠地租剥削农民，导致矛盾激化，导致革命。果真如此吗？否！我们剖析一下：
一、历次农民暴动原因，是天灾、官府压迫和宗教煽动，没有一次是地主压迫所致。
只要实事求是，就不难发现，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没有一次是阶级斗争！没有一次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导致的！中国农民运动的三大直接诱因是：1.天灾、瘟疫导致衣食无着！2.官府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激化矛盾！3.宗教组织的趁机煽动！没有一次是地主剥削直接导致的。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他只是感觉辛苦和惆怅，而没有对雇佣他的地主有怨言吧？陈胜吴广是官府逼反的，不是地主逼反的！
汉末黄巾起义，是利用了天灾瘟疫和“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般的对官府的仇恨的“大好形势”，用邪教手段而振臂一呼！
隋末起义的官方注解是，“隋炀帝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对外不断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举兵反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战争。”原因还在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无关！
唐朝“王仙芝起义前一年，关东发生了大旱，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百姓走投无路，聚集黄巢周围，与唐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乾符二年（公元875 年），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与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责任在天灾和官府！
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原因是“北宋初，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客户（包括旁户），缴纳重赋。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官僚豪强压破和天灾！
元末农民起义，原因是民族矛盾（确实有土地兼并问题）和天灾加白莲教。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连续多年闹灾荒。导致闯、献起义。
请注意，这里有普通地主什么事儿吗？象西汉、宋朝、元末、明末也确实有土地兼并问题，但是，兼并者都是官僚豪强在巧取豪夺，和一般地主是没有关系的！
二、中国封建社会中，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并不突出，或者不是主要矛盾。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考察欧洲中世纪得出的结论，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完全无涉。欧洲中世纪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和农奴，而中国农民是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土地的“贫下中农”。欧洲中世纪（包括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是哑铃型的，一头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封建领主，另一头是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的佃农，中间一小部分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马克思称之为“小农”）。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的，两头的地主和没有土地的佃农（中国叫“雇农”）很少，绝大多数是拥有小块土地、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贫下中农”。– 个体农民自给自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政府或贪官的欺压和战乱，这部分人虽不宽裕，但基本上衣食无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固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满足于“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男耕女织”、 “耕读传家”、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是绝对不会没事闹“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强的是没有土地的雇农和流氓无产者。而这部分在中国社会的比例很小。
三、 宣传作品中的经典“地主”形象，都是以“干部”身份作恶的。
查反映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的红色经典片，几乎没有一次是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的农民不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而起义的，导火索都是个体农民受到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直接欺负，或自然灾害，没有一次是因为租种地主土地交不起地租而揭竿而起逼上梁山的。再说了，租人家土地而交地租，是天经地义的，地租轻重也是个行情问题，即便个体农民因天灾等特殊原因交不起租，也不至于就揭竿而起杀地主吧？
我们这些人的爷爷辈如果是贫下中农的话，应该能清清楚楚地记得旧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并没有矛盾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拄着文明棍，带领狗腿子用皮鞭抽打交不起地租的农民，逼着农民卖儿卖女”，这个画面很经典，但，这是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的，中国的地主压根儿不是这样子的啊。
黄世仁、南霸天、毒蛇胆、胡汉三、刘文彩、周扒皮，等等，网上有人为之平反，而我觉得，是否为个体地主平反，无关紧要。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他们凭什么作恶？分析其身份，不难发现，这些人不仅是地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基层干部”或“干部”家属！所以，与其说是“地主”在欺压农民，不如说是“基层干部”和“干部”家属在欺负农民！
黄世仁是日伪保长！南霸天是民团总指挥！毒蛇胆是靖卫团头头！胡汉三穿“干部”制服，是民团团总！刘文彩是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周扒皮是保长的爹！即便以前的宣传中他们的罪恶是真的，那么，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欺压良善、为非作歹，不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地，有钱，而是因为手中有权！有枪！
看明白了吧？他们不是以“地主”身份作恶的，而是以“干部”身份作恶的！
四、 毛的文章中，重点批判的也不是一般地主。
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看清楚了，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而不是一般的地主。
五、为什么地主最后倒了大霉了？
既然毛自己的早期文章中都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那么，后来党的政策为什么演变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毫，分田地”和解放战争时期到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镇压地主呢？
搁现在话说就是“革命需要”，革命需要牺牲地主！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是因为共产党和红军筹款，无偿剥夺地主财富。二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土改时期镇压地主分田地，前期目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恢复和延续，目的仍然在于动员农民投身革命。后期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巩固政权。
完全是政治需要，主观上绝对不是真正的为了农民而“均贫富”，土地在“贫下中农”手里还没种上几季，立即实行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集体化、国有化改 造，最后，土地归了国家和集体，不仅农民从地主手里分到的土地没有了，连“贫下中农”们原来祖祖辈辈的土地也赔进去了。这里有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原因。
六、 中国的“三农问题”，至今仍需要高度重视！
按照毛的理论，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的对立面（或者说影响农民物质精神生活的）仍然是以新面目出现的“贪官污吏”（基层腐败）、“土豪劣绅”（农村黑恶势力）、农村落后愚昧的“思想和制度”、“恶劣习惯”。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或者说是死灰复燃了！
历史一再证明，最后激化矛盾导致农民暴动的导火索，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员的胡作非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