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贫困问题。不看官方公布的数据，仅据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两位负责人发布的数据，中国尚有26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如按照中共政府制定的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目前在此标准下的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按照世界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那中国目前还有2.1亿贫苦人口。
在一个还存在大量贫困问题的国家，要实行民主政治，确实有诸多困难，中共也正是把这个原因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公开和主要理由。那么，贫困问题的存在真的是无法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吗？
一、什么是贫困？
通常意义上的“贫困”主要是指经济贫困。阿玛蒂亚•森在分析饥饿问题时得出的一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他指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贫困与饥荒》）第5页） 同样，常识告诉我们，我们说中国社会存在贫困，不是说这个社会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的供给，而是指一些社会群体无法获得那些他们生活中需要的消费品。
二、为什么中国农民最缺乏购买力？
以中共官方的口径，中国目前最缺乏购买能力的人群，即所谓贫困群体，主要有三类。他们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那么，在当代中国，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群体最缺乏购买能力，无法获得自己生活需要的足够的消费品呢？
以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为例。
官方和民间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医疗、教育是当前中国农民无法摆脱贫困的主要原因。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3年10月进行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无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人口高达79％，比城市的45％高出3／4。农村地区两周患病者中46％未去医疗机构就诊，比10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2个百分点，增幅36％，其中38％因为经济困难；农村地区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30.3％，其中75％因为经济原因。至于教育，据官方新华社的新华网2005年12月19日发布的数据，农民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18年的收入。
我们知道，教育和医疗是应当由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农民最缺乏购买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应该由政府体提供而政府却没有提供的公共服务留下的“空洞”吞噬了。也就是说，是农民们没有分享公共产品的权利，导致了他们的贫困。
事情还未到此为止。了解中共建政后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人都知道，中国农民境遇的改善，是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获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开始的。但是，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国家要求农民办粮食加工厂。按照惯例，县乡政府把这个要求作为政治任务摊派下来。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决大部分来自农民的提留上缴，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朱镕基政府要建功立业搞“第二次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变相的统购统销），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的投资血本无归！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又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能不赔？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有专家估算，农民由此所负的债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这几次折腾是大量农民返贫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境遇的改善和“返贫”的原因是由那个“自主权”的得失可以获得圆满的解释——行政性命令办粮食加工厂、行政性命令贩猪、宰猪这一系列行政性强制，使“土地自主经营”那一点可怜的权利被侵蚀的荡然无存，农民焉能不“贫”？
三、为何农民无权分享社会公共产品，已经拥有的经营权会被侵蚀？
上一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留下的显著成果之一，是每年年初要定期召开人大和政协，而这两次会议对通过立法协调社会利益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与会的代表中，有谁规定过农民代表要占多少比例呢？
每年选人大政协代表，虽然只是走形式，总还得规定一个妇女的比例、民主党派的比例，但是，在中国，谁听说过有农民的比例吗？作为中共外围组织的工会，虽然是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红色工会”，同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现在西方国家那些专门伸张工人利益的黄色工会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黄色农会”，中国农民也没有。“[NextPage]”
去年春天，大陆各省市每年例行的人大政协期间，还是在中共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之后，中共湖南省委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讨论稿)》，强调“各级人大、政协、企业职代会和工会委员要有一定比例的务工农民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在大陆凤毛麟角的一纸空文，讲的还只是“务工农民”，而且只是湖南省一个省委的文件。这个文件无意中透露出整个中共政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忽视达到何等程度！
立法机构没有农民的代表，农民的权益诉求无法纳入立法渠道，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那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以前面引述的材料为例，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已经显示，无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人口高达79％，比城市的45％高出3／4。迄今为止，已经四年人大例会开过了，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议案吗？没有，或许有，在例行登记之后被淹没在那些无病呻吟作秀议案之中了。
四、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使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
中国农民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更源于他们乃至中国社会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
一般而言，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缺乏话语权，但是，对农民这个群体而言，其危害更大。因为，同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农民易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弱势产业，这就使得他们的生存状况尤其容易恶化。
在一个民主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如产业结构调整、福利政策不完善等原因，也会出现一些弱势群体。但是，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即使自己难以述说，也可以通过公共知识分子来表达，从而使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关注。而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力量的弱小和不成熟，使得自己没有能力、条件，或者也缺乏自觉去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疾苦。比如，前几年，以互联网为媒介，中国民间社会曾经发生了“私产入宪”的争论。这场争论无疑对后来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中共宪法发挥了推动作用。但是，包括已故著名学者杨小凯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的“明确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的呼吁，却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在最近关于中国各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的讨论中，也只有杜润生先生等极少数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在呼吁应该关注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而引起的反响却几乎是空谷回音。笔者不是借此批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想说明，在中国，忽视农民利益的习惯性势力严重到何等程度！
不仅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作为当代中国主要贫困群体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又何尝不是由于权利贫困而陷入困境？仅仅用一个对比就能说明问题：这些贫困群体，不是出现在其他什么时候，恰恰是在中国的GDP连续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的背景下——这难道不是说明，这些群体有义务为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支付成本，却无权分享增长的成果？
关于对贫困现象的描述，中国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普遍贫穷”。在形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时，都习惯于用这个词来表达。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哪里有什么“普遍贫穷”，有的只是部分贫穷，包括绝大部分人的贫穷。试问，在“文革”期间，全国的学者专家都没有稿费，作为政治任务硬行发放的毛泽东的“选集“、”语录”要计算稿酬，他会贫穷吗？事实上，贫穷从来就是一种权利现象而非资源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权利结构运转的结果。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如是说，中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既然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这就意味着，事实的真相决不是象官方所说的那样，是贫困阻碍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也非一些政客或御用文人的献策，靠“扶贫帮困”就能够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恰恰相反，真正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途经，只能是改善这个社会的权利结构。比如，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类似于“红色工会”；人大政协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中央电视台的农村频道开展对农业问题的公共辩论……，等等。而这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面临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总是不断重复“让步政策”以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苟延残揣。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治乱交替而无长治久安。今天，如果没有一场政治权利的重新配置，如果亿万农民、普通工人的利益只能被“三个代表”，他们始终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当局关于“和谐社会”的呼吁，不过是一次重演 “让步政策”的作秀而已。
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