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过网络、电话，中国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中国海外民运反专制且活跃於国际舞台，就像一盏灯，一些中共改革派也与他们联系，令中国国内民众有方向和信心。但中国民运不能仅是一盏灯，他们面临是否应尽早回国的抉择，与十三亿人民一道为民主打拼。

六四前夕，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来到香港。有民运人士私下说，倪育贤这下可要“发财”了，因为他太太是马英九的表妹，马英九执政，中国自由民主党从台湾拿到资助是没问题了。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问倪育贤，究竟有没有帮助？倪说：“没有。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事后，甄燊港说：“倪育贤也不愿意像乞丐一样，透过某种关係去获得资助。民运朋友连这样的裙带关係都想到了，可见多么彷徨，多么无奈。倪育贤对我说，他至今还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让台湾政府资助中国海外民运。”

甄燊港接著说：“马英九竞选时承诺要与大陆创造双赢局面，齐手拚经济，那还会不会资助中国海外民运，这令大家担忧。现在各地民运朋友聚在一起，话题离不开如何获得资助，以后的路该怎麼走。中国海外民运目前进入瓶颈阶段，进退两难，前路茫茫。”

资金匱乏是海外民运组织运作的一大困扰。有消息说，原计划二零零八年五月在东京举行第三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因资金没有到位而临时取消。中国自由民主党六月在新西兰举办纪念六四研讨会，邀请香港等地的民运人士参加，主办方负责食宿，与会者自己解决机票，不少人接到邀请却因费用问题而不去了。六月中旬，澳洲民阵要举办民运大会，也希望各地民运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资金费用的理由而选择不去。

目前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主要在美国、欧洲、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洲、泰国等地，参加活动的约有二千人，其中骨干三四百人。主要政党有中国民主阵线、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公民力量、自由中国运动及中国宪政协进会等。海外民运分两类，一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之春”那一代人；另一类是八九年“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一批学生与知识分子。

今年“六四”前后，网上多个论坛出现了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声音，呼吁海外民运反思：“六四最终是要平反的，这与民运人士关係已经不大，民运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为中国进步了，民运却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纪念活动规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感觉，真让我们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奋斗过的人，有点凄凉感”，“很多民运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国际反华势力一边，任何民运，如有西方人在背后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数中国人欢迎”，“民运中很多人出现争权夺利、经济贪腐问题，让人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甚至比中共还差”，“民运人士严重脱离华人社区，就像鱼离开了水，在主流华人社区格格不入，就难有人气和经济援助”。

面对批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接受採访时回应说，这十多年来，中国海外民运总的看确实做得不算好， 主要是内斗。九三年民阵和民联合併失败以后，海外民运就跌入低谷，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不仅没有发展，人数反而越来越少。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自二零零四年以来开始有变化。那一年，海外民运很多组织一起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次“六四”纪念活动，大家停止争论，集中力量对付中共专制。

费良勇认为，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它独特价值，它就像一盏灯，让国内人看到有盏灯掛在哪儿，有方向，有信心。海外民运，不管政党组织大小，干多干少，至少都在做一些反专制的事，活跃在国际平台，这些在国内是不可能做的。如果没有海外民运的呼吁和长期营救，王军涛、王丹、徐文立、魏京生等一大批民运人士，在狱中能改善待遇吗？能出狱出境吗？有了国际上的造势后，中共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费良勇说：“二零零五年三月，民主中国阵线在澳洲举办中国民运大会，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等组织参加，还得到澳洲议会和政党的支持。二零零六年五月，在我们建议下，德国柏林举办首届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中国海外民运开始建立了一个国际平台，不仅把中国民运团体联合起来，还把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专制国家，比如缅甸、北韩、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的民运组织和反对派联合起来。这次大会是海外民运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人士和外国友人共二百多人与会，其中有四十多位澳洲、日本、法国、德国等多国政要也参加了大会。二零零七年五月，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在欧盟议会大厦召开，七个议员出任大会主持，二十多位欧盟议员参加，还有二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参加。数十个中国民运团体参加了大会。

海外民运组织近年加强透过外事访问而揭露中国人权问题。近年，费良勇出访了日本议会和政府、澳洲议会和外交部、美国政府、加拿大议会和政府。他在和加拿大政府高官交谈时，说加拿大与中国官方的人权对话，徒具虚名而已，成了中共的遮羞布，表面上似乎在谈中国的人权，其实对中国的人权改善没有帮助。他当时提出了二十多项建议。不到两个月，加拿大就决定暂停与中国政府的人权对话。民主中国阵线拜访德国总理府、外交部、议会的次数更多，谈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问题。二零零七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费良勇说，这或许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民主中国阵线多年的游说也起了作用。在二零零七年欧盟大会作出决议，要求欧盟二十多个国家效仿德国，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费良勇认为，民运主战场在国内，但海外民运的价值不容否认。现在透过网络、电话，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不论是柏林大会，还是欧盟大会，都邀请了国内朋友出席。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与民主中国阵线经常联络，他表示希望参加欧盟大会，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他有文稿给大会。还有一些中共改革派也与海外民运联繫频繁。费良勇说，中国民主化是世界民主化的关键。中国是阻止全球民主化最大障碍。中国民主化后，世界民主化就会快速到来，要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

海外民运从香港的运作看到了希望。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民主正义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泛蓝联盟、中国人权论坛这些如雷贯耳的海外民运政党和组织，近年几乎难以坐在一起携手合作，但它们在香港的党部、分支机构却在同一个平台运作，这一平台就是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

经过一年的努力，促进会将主要的中国海外民运团体几乎全包容在内。海外民运近年派系林立、山头眾多，领袖意见不和，内耗不止而令民主运动难成气候。在香港的各民运团体摒弃纷争，求同存异，搭建了这一平台。

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说，香港的民主化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促进会成立后内部磨合了一年，香港的民运工作会瞄準大陆。在香港，一些民运人士以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方式，透过选举，进入建制，影响大陆。中国民主化不是靠几个民运人士，要靠中国百姓的觉悟。一个社会的公民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民主制度，并为之奋斗。其实，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加快，中共还能一党专政吗？这就是人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