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逝去的加拿大人，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名字至今铭刻在中国人心中，他在大陆中国拥有十倍百倍于加拿大的知名度，而且，六十年来，几代中国人都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即使在中国几乎全部割断与西方联系的文革时期，他的名字也会每天出现在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马克思之外，他差不多是最有名的外国人了。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白求恩被中国人提及的频率有所降低，但作为一个固化的人物形象，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奖章等仍然存在，对医学界从业者来说，白求恩的名字仍然与至高荣誉紧密相连，特殊历史情境的因缘际会，使白求恩这三个字直接等同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精”的救死扶伤精神。

但如果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亚瑟•杰克逊（或译嘉克森），绝大多数中国人将会感到陌生，即使动用威力无比的GOOGLE或百度进行搜索，也难以找到关于他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但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他感动过整个中国，曾经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白求恩”。

与白求恩一样，杰克逊是来华服务的医生，但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不同，杰克逊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基督徒。

时任盛京医学院院长的英国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中文名司督阁）是杰克逊的上司，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杰克逊的宝贵文字记录：“亚瑟•杰克逊医生于去年十一月刚刚到达奉天。他在国内的工作很出色，已经被我们聘为医学员的教授，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水平，他都很适合那个岗位。他是剑桥大学文科和医科毕业生，已经获得热带医学的文凭，在国内医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是位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我们接触很多许来的传教士，但从来没有人这很快地适应环境，与中国人相处得这样好。”

1910年底来到沈阳的杰克逊医生本可以在传教和行医之余，有幸看到一个古老王朝的崩溃，但比武昌起义的枪声来得更早的是一场席卷东北地区的肺鼠疫。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创办的盛京施医院和盛京医学院基本代表了东北地区的最高医学水平，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说：“我必须全身心地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做总指挥和指导工作，杰克逊医生自愿到中国铁路车站去工作。”

“我们必须为这些可怜的穷人尽最大的努力。”杰克逊说。为了发现和隔离疑似病例患者，为了尽力挽救那些仍然有生存机会的人，杰克逊医生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人有事相求，这位外国医生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他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给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鼠疫患者的密切接触着高度的风险，“他已经注定要成为鼠疫的牺牲者。”1月24日，杰克逊医生病倒，1911年1月25日，26岁的杰克逊医生为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早在杰克逊之前，法国医生梅斯耐也在这场防治鼠疫的斗争中殉职。

杰克逊医生去世后，“我们接到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表示同情的电报和书信，中国报纸也接连登载有关的赞扬文章和书信。最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是他的青春、乐于风险和舍己为人的精神。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传教士朋友为他在沈阳郊外的墓前立了石碑，东三省总督锡良则派人给杰克逊的母亲送去一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的抚恤金，这笔钱马上就被杰克逊的母亲捐给了盛京医学院，用于完成盛京医学院的部分建筑。

关于杰克逊的墓地遗址，我始终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我想，即使躲过文革一关，它恐怕也难逃大规模商业拆迁的浪潮，但盛京医学院作为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之一，留存至今。按照中国医科大学校史的说法，中国医科大学的创办最早可追溯到创建于1931年的江西瑞金红军军医学校，最终于1948年合并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和原私立辽宁医科大学而成，而私立辽宁医科大学即是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92年创办的盛京施医院附设西医学堂会发展而来，至于盛京施医院，则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创办于1883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是最早对中国医科大学做出贡献的创办者。

作为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派遣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在中国一住就是40年，1882年11月，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携带新婚妻子乘船赶往中国，在营口港登陆，冒着风雪严寒，走了整整8天才来到沈阳（当时的奉天），却因为找不到安身之处，被迫返回，第二年春天，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再次来到沈阳，买下一处住宅，开始了他在东北地区传教、行医和创办医学院的工作生涯。40年间，从无到有，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创办了沈阳的第一家诊所、第一家医院、第一家医学院。他参加了1883年沈阳大霍乱的救助、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营口红十字医院的创建、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受害者的收容，当然也参加了抗击清王朝崩溃前的那场肺鼠疫的斗争，而且，他还帮助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输出了最早的军医人才。40年间，在东北地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与上至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下至普通中国农民都有友好的交往，他尊重中国的习俗和文化，却又敢于破除民间迷信，大胆推行西医。

来中国前，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医学教授对他说：“传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参加这种活动无异于浪费你的生命。”而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医生告诉他：“中国人根本不相信西医，他们不会吃你一片药。”

当时，中国社会的医疗水平极其低下，却又对西方传教士怀有各种希奇古怪的怀疑，有人认为传教士是英国侵略者的先锋，一些人则认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药品会错乱人的心智，迫使服用者尊从外国医生并相信他的说教。在这样的误解之下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可是，对医疗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来说，“为了向受难者传播上帝之爱，为了与满州人一起分享永不熄灭的真理之火，为了共同启动未来时代的伟大力量，这些都是远大的理想。”

当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工作在行医和传教都取得可喜的成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被迫逃离沈阳，在这期间，教堂、医院和住宅被烧毁，许多基督徒殉难。当杜格尔德•克里斯蒂重新回到沈阳的时候，他只能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一切。

在中国四十年的行医和传教生活，使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尊重，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和奉天圣人，他创办的盛京施医院长期坚持“施医”原则，贫困病人免费就医，甚至免费供餐，而对富裕病人，则提倡他们自愿捐助，这样的做法，除最大限度地满足病人的需要之外，也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1922年，当68岁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授予他嘉禾奖章，并为他在盛京医学院塑造了半身青铜塑像。可以说，他是沈阳乃至整个南满地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的开创者之一，把一生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

事实上，杰克逊和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只不过西方教会向近代中国传播宗教、医学、科技、文化的众多使徒中的两例。在能够较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近代历史上，怀着传播上帝之爱的信念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做出了巨大贡献：183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医生伯驾来华，教会由此迈出将医疗事业与传教结合的步子，截止1936年，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260多所教会医院；截止1937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医学院和护理学院达140多家，学生接近4000人；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医院曾达全国医院的70％，其医院护士中的90％为基督徒，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著名医院，相当一部门的前身都是教会医院。除此之外，截止1949年，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就有14所，加上其它各种专门学校，它们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文化、科技人才。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期，西方教会力量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推动者，尤其是在医学领域，他们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但在1949年之后，教会对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被逐渐淡化和否定，西方教会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几代人的时间过去后，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白求恩们？那些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而先生的医疗传教士，中国还愿意为他们重新立一块墓碑吗？对中国来说，仅仅记住一个白求恩是远远不够的。

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宣传系统的控制下，我们不再知道这些白求恩们的名字和事迹，而现行《宗教事务条例》对外国人来华传教的限制十分严格，它规定传教活动必须获得中国教会的邀请才可以进行，更不要讲在中国创办各种慈善性质的文化、医疗机构，这样的防范心理是“宗教侵略”虚构历史的产物。但是，回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对虔诚侍奉上帝的传教士横加指责，我不是教徒，但我敬重并感激杰克逊、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这些传教士，他们无偿地为中国带来了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无可否认的一部分。近年来，一些在1949年后被取缔了的教会医院、教会大学的名字被重新起用，比如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更名为盛京医院，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更名为齐鲁医院（巧妙地对应原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名字，据说山东省内很多大学都想采用齐鲁大学的名字，出于宗教及政治上的考虑，无一获得批准），也说明历史是不容否认的，西方教会的功绩在今天仍蕴涵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相反，那些指责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的言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比如吴耀宗在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中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就显得片面、极端、粗暴，缺少可信性，而且，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早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就开始了，将宗教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来说，基督教与中国两百年的亲密接触，是一段被淡化和刻意歪曲的历史，要完整准确地复述中国近现代史，必须勇于正视西方教会与中国社会两百年的广泛结合，我们绝不能继续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近现代史上的西方教会，尤其是，虽然遭受三自运动，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打压，中国基督徒仍以飞快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境内的基督徒人数至少已达1949年时的100倍，因而，有关西方教会“宗教侵略”的历史描述需要拨乱反正，这也是对几千万中国基督徒的合理交代。

本文参考资料：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盛京医院网站《百年历程》、《中国医科大学历史沿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