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上个月底，中国甘肃农村妇女杨改兰在砍死四名年幼子女后服毒自杀；几天后，他的丈夫也服毒身亡。
这门惨案引发海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报道称，杨改兰一家六口依靠丈夫每年三四千元收入生存，但是，而当地官员三年前取消了这家人的低保资格，而资格标准是年收入两千三百元。有分析指出，中国经过多年超高速经济增长，贫富差距却持续扩大，农村贫困也在迅速恶化，杨改兰案件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当局扶贫运动的僵化和薄弱。但是官媒评论说，杨改兰是极端特例，杨改兰个人必须对此负责。杨改兰一家六口的生死，究竟是盛世蝼蚁的悲哀还是个体悲情的宿命？杨改兰事件撕开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所谓的“盛世”中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中国政府的耻辱。这反映出了中国福利制度和救助机制的僵化，以及对人性的漠视。一方面杨改兰家庭不符合低保的标准，而另一方面有很多根本不是贫困的家庭在获取低保补贴，社会的不公正制度非常普遍。
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说，杨改兰家被取消低保至少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扶贫资金和针对贫困户的中央财政拨付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大量的中国贫困县是依靠中央扶贫名目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第二，在中国引用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之后，即每天每人1美元收入作为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增加。中国在过去几年曾以脱贫作为治理成绩，但在联合国颁布了新贫困标准后，中国的贫困人口仍有5亿之多。这和中国的经济繁荣景象形成了巨大反差。此外，针对城市和农村的低保资金拨付是严重不平衡的，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低保资金。
夏业良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非常希望自己能长期列在贫困线的名单上，这样就能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与国际社会援助；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很怕把真实的贫困现象暴露给国际社会，救助款一直发不到真正需要救助的家庭。
吴强说，再贫困化是现在农村出现的新的贫困根源。这几年中国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让农民自己付一部分钱配合财政补贴，集中居住在建好的公寓或洋房内。但很多农户在拿出积蓄建房后就变成赤贫状态了，而且离开土地住在相对偏远的地方又丧失了一部分农业收入，还要付出燃煤费等，就陷入了再贫困化。
夏业良说，扶贫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个救急机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真正的扶贫就应该是让老百姓有经济上的自主权、自由权。政府给他们进行教育培训、普及基础设施、网络等。现在政府每次花了一点钱就大肆宣传，但事实上更多的钱被贪腐、截流。
吴强说，民政部的一些扶贫官员一直以来最大的苦恼是，他们不知道哪些公民是真正贫困的。中国现在税收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起国民和国家间直接的税收帐目以及国家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掌握。在农村，现在只能依靠村委会甚至评选的方式，由村干部向民政系统、扶贫办报告收入状况。
夏业良说，在美国有低收入家庭，享有很多福利。这些做法是取决于国家的税收。而中国的逃税漏税现象非常普遍，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逃税漏税，反倒是工薪阶层不容易逃税。中国的很多福利资金被不当挪用，且缺乏跟踪、纠错机制。
吴强说，贫困有很多原因，很多时候就是需要社会救助，而不能指望通过社会援助摆脱贫困。杨改兰所代表的农村妇女承担着贫困的主要压力，她们是每年自杀人口的主体。她们的境遇和生活压力一直都没有被揭示出来，政策没有关注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