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先生的所做所行，所言所想，立即在社会各界一石激起千层浪，道德卫士们纷纷上场，欲收拾这个已经心惊胆战的地震受害者，但在“道德与生命孰为轻重”的大问题上无法自圆其说，而最终被民众抛弃。有好些人，“我对范跑跑陡生好感”，迅速弥漫民间。本来，范跑跑的言行确实不值得称道，何以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结果？
其实，细细一想，找到答案也不困难，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曾几何时，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为了这个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多少代人也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搞起了多少次令人心碎的运动，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触及人的灵魂、甚至危及人的生命的“革命”，使我们古老的传统美德丧失殆尽，谎言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今天，各种评比中虚报的数字，主席台上的反贪报告，成倍增长的GDP，和现实中的真实，台下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对比。现在，谁还对这些“假的东西”惊异呢？就连奥运会上的“假唱”不也早已烟消云散了么？如果你说了真话，大家还会反复地询问，“真的么？”哎，这真应了《红楼梦》上的诗句，“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谎言就像迅速弥漫的瘟疫，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一夜间突然消失，我们的自信在哪里？我们自己已经找不到了，需要外国人告诉我们，外国友人为我们立传才是真正的英雄，外国人为我们歌功颂德才是真正的成绩，外国人称赞我们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运动会，中国的“举国体制”尽显优越，等等不一而足。谎言成为社会常态的结果是，我们必须说谎，否则我们就极其容易被这个社会抛弃，但是长期生活在谎言造就的社会中，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呢？
陈行之先生在《谎言之为社会常态》中尖锐地指出，礼仪消失了–在“真”消失的地方，“假”必然横行，在“假”横行的地方，人必然虚伪，于是，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交往原则被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虚情假意所替代，社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机理；道德滑落了–人们不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对自己同时对他人也承担着义务，一个不能从社会得到温暖的人也不可能用温暖的目光看社会和他人，这样的个人必然会成为中心，在一个到处写满了“我”的地方，卑鄙和罪恶将应运而生；宗教情怀瓦解了–不相信鬼神当然也就不相信报应，不相信报应也就无所谓善恶，人们既不想往天堂也不害怕地狱，就像在丛林中穿行的野兽，一切都服从于存活下去的目标，包括虚伪，包括妥协，包括出卖，甚至于包括杀戮。但是，笔者并不如此悲观，人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这是上帝刻在人性上的东西，什么人、什么集团，也不论它多么有权和有势，都无法把人性的善永远抹去。
回到范美忠先生身上来。范美忠以其自身的坦率和本真，道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人们在愤怒和惊诧之余，突然在范美忠身上发现了“人”的影子，唤起了那久已潜藏的真和美，比起那些贪官污吏的振振有辞和信誓旦旦，范美忠先生竟然是如此的可爱！范美忠先生的言行并不美，也不值得提倡，但是那种率性和坦白足以让那些“高、大、全”的所谓“英雄”相形见绌。荷兰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斯宾诺莎曾经指出，“自我保存、趋利避害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本性。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时，不要侵害他人的利益”。依此作为标准，范实在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作为一个公民，范美忠的行为不值得表扬，但也不必苛责。相比较若干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燃起之时，那个“让领导先走”、从而造成数百名学生葬身火海的领导是否更应该遭到鄙弃？
再说，法律死囚“杨快刀”。按说，杨以6死4伤的结果已经为自己讨还了公道，杨在选择这种方式的时候实在不可能指望能够生存下来，很可能他在杀警之时已经准备同归于尽、玉石俱焚。好在警察的疏于防范为杨佳留下了一条生路，得以苟延残喘至今。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案子也竟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问责警方、声援杨佳之呼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至于网络都如临大敌，凡是与杨佳有关的帖子一度“杀无赦”。后来杨佳的审判竟然不能公开进行，连新华社记者都不得入内采访，这直接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引起了各方又一次广泛关注，一些著名的学者、享有盛名的媒体都开始撰文分析和广泛报道这一标本事件，这又是为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仍然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生活仍然是解开这把大锁的钥匙。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权力扭曲的社会状况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官民矛盾正如瓮安事件揭露的那样，已经露出冰山一角，庞大的水下部分已露端倪，人们对权力的怀疑和不满正在郁积。笔者曾经长期生活、工作于在农村和乡镇，对农村和乡镇的人情和世道变化感同身受，记忆尤深。我在乡镇工作之时，曾经到一个大村帮助选举支部书记，由于这个村的利益和家族纠纷比较复杂，前任书记刚刚被砍，后面穿开裆裤的孩子都想做支部书记，斗争十分激烈，而每一任书记上台都是能捞则捞，能挖则挖，在宅基地划分、土地承包、厂房出租和使用、工程承包等方面公开要价，厚颜无耻，甚至欺男霸女，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扭曲了人们的灵魂，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
前天，一个朋友送孩子上大学，我在饭店接待了他们，席间，谈起他们学校的状况，又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一个小小的乡镇，每年都要提拔大量干部，一个山村小学十几个教师左右，过去只有一个学区主任教师，而现在配备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一个教导主任，一个政教主任，还有一个总务主任，有的甚至还有教导副主任。为什么都来做官？答曰：可以少上班，甚至不上班，评优少不了，职称进的早，提前5年办退休，种种特权的诱惑实在随处可见，怎能不让人动心？一个中学的校长，有200名左右的教师，竟然公开声明把自己妻子的职称晋到中高就是目的，高级职称的瓜分只能在干部中进行，一般老师望尘莫及，这就是乡镇中学老师的真实生态！肩负着育人责任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信念中，他怎样言传身教塑造孩子们的灵魂？
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笔者过去供职过的地方，连续几任校长前“腐”后继，有的判刑，有的撤职，而一些腐败案件相关人员竟然享受着监外执行、异地做官的特殊待遇，“大贪领导着小贪，罪犯领导着老师”，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社会！
再次回到杨佳身上来。权力鼓起了掌权者的雄心壮志，权力打破了一般群众的自尊和人格。在一个权力无所不能，渗入社会各个层次的社会中，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杨佳一样的“大侠”抵抗权力，伸张正义。在这里“杨快刀”本身的是非曲直已经并不重要了，它已经成为人们渴望制约权力的标志。从根本上讲，杨佳事件的本质是权力的越位侵犯公民私权造成的恶果，防止杨佳事件的再次发生，不能仅仅依靠杀掉杨佳了事，要从根本上制约权力，权力越谦卑，公民越自觉。
不受制约的权力只能沦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暴力没有好的结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不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告诫我们，“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就衰老了，没过多久它就失去了自信。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祭拜谎言，因为除了谎言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它的护身符，只有依仗暴力的形式挥舞谎言它才能够继续生存。”
“范跑跑”事件的积极价值在于人们开始怀疑传统道德，在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中，人们在急切地定位，这为构建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我们拒绝谎言，追求真理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杨快刀”事件让我们更好地反省法律的正义在哪里？怎样去体现正义？如何去制约权力？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的铿锵宣言仍然在我们耳畔回旋：“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范美忠和杨佳作为两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一个因为权力的干预而失去了饭碗，一个则因为权力的审判，即将失去生命，权力能否在阳光下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道德和权力？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