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旗帜性人物——刘军宁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最近在微信上读到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的明天会如何？》，作为曾经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学者，刘先生此篇文章却让人感觉到毫无现实解释力，称得上是“学院的黄昏”里的呓语。有朋友说是刘先生离抗争太远了才写出这样的文章，我很是认同。
刘先生在该文中提出：“自由主义在中国未来必须要迈出以下四大步—-第一步是，结束亚正式的生存状态，获得正式的承认。无论体制的性质如何，自由主义的正式存在，都离不开代表体制的官方媒体、体制内掌权者、高校教材的正式承认。”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都是中共意识形态摒弃和打压的对象。当下，中共已经明确了“七不讲”，在学术、言论、出版等领域对宪政、公民社会等思潮进行全方位钳制，在如此语境下，试图让自由主义获得体制的承认，这无异于让吃羊的狼承认羊可以不被吃。自由主义与专政是天然的敌人，专政如何会承认自由主义思潮？试图在专政下获得自由主义思潮的正式承认显然是太天真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应该做此想，而是要正视自由主义言说的半地下状态，必然的边缘地位，获得专政承认的自由主义只能是虚假的自由主义，是披着狼皮的伪自由主义。像秋风那样的所谓“儒家自由主义”倒是获得了“承认”，可那样的自由主义不过是骗人欺世的伪自由主义了。
刘先生接着说：“中国自由主义要走的第二步是，实现自由主义与市场力量的结盟—-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盟，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这样的想法听着倒是不错，但是无法落地成现实。在大陆的很多商业精英，确实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在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游走，不可避免的会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腰缠万贯了，也不过是如柳传志那样的不敢站着说不的奴隶，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沉默与苟且。民间流传着“一个王功权和半个任志强”的说法就已经表明了这个群体的软弱，而王和任的遭遇其实已经表明了专政的态度：赚钱可以，反对不行。如果仔细观察，其实中共对于商业精英是有一套统战、收编的策略和技术的。中共非常清楚“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盟”的后果，资本和话语的结盟势必对专政构成强力挑战，这是专政体制绝不容忍的，任志强这样的红二代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言说尺度并不比普通网民大，也不可避免的要被灭声。因此，刘先生讲的这个第二步依然是此路不通。
刘先生继续提出：“中国自由主义要走的第三步是，向全社会呈现系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与政策纲领——自由主义本身却是高度实践性的。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在现实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落实、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满足在象牙塔里钻故纸堆的个人学术兴趣。”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其实自由主义思潮自1990年代“浮出水面”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传播与普及，已经在民间成为主流性思潮，《零八宪章》可称得上是系统性的表达“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与政策纲领”，几代知识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成果也不可谓不壮观，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的虽然是极其贫瘠的生长土壤，意识形态的持续剿杀并没有使得自由主义消失，相反，在缝隙里生长的自由主义思潮借助互联网获得了有力的传播。虽然自由主义思潮在扭曲的环境中难免发生变异，思潮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与争鸣。但在持续近二十年的传播与发酵后，尤其是在历经前几年的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中，自由主义思潮作为理念传播的使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当下，中国需要的已不是自由主义的启蒙了，而是自由主义的实践， “高度实践性”的自由主义只有依靠实践才能赋予其生命力，才能在理念传播的使命完成后接续其以后的生命，否则，自由主义永远只能是束之高阁的高头讲义，沦为“白头宫女说玄宗”的空谈。
那么，自由主义的实践如何体现？我以为，在当下中国，唯有抗争，只有抗争才能赋予自由主义的生命，才使自由主义获得活力。历史的看，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破土而出，从一开始就是抗争性的，是在六四之后的冰冻氛围中突围而出的。自由主义在21世纪前后借助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主要原因并非是当局为了平衡极左意识形态而放开的空间，而是民间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努力生发出来幼苗的。年纪稍长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会记得20世纪末年的一批自由主义传播平台，杂志如《方法》、《东方》等，网站如《思想的境界》、《世纪中国》等，它们都曾活跃于一时，但最后都被封杀。尽管专政对自由主义思潮从不手软，但自由主义思潮总是顽强的生长着，直到今日的新极权体制，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已被官方确定为与境外势力合谋的敌对思潮，但自由主义已成为民间确定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思潮起落跌宕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政治社会的变迁。
刘先生最后提出：“中国自由主义要走的第四步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自由派作为政治力量独立登上政治舞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更取决于自由派的行动力，取决于自由派政治家的出现，取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精英、社会工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三方结盟。”刘先生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精英的结盟，完全无视当下中国精英们的苟且、背叛、投机与破产，无视极权语境下精英结盟的不可操作性与脆弱性。即使中国的精英们有这样的角色扮演的冲动和自觉，专政机器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结盟出现。所谓“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自由派作为政治力量独立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愿景当然不错，但要想在极权专政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唯有通过抗争，通过民众的觉醒与联合，获得政治生长与发展的空间，没有抗争，自由派不可能获得舞台，没有抗争，自由派也不可能成长为可以影响未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自由派唯有通过抗争，才能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淬炼意志、聚集团队、形成网络、构建力量，否则，自由派永远只是“书斋里的革命”，离民众越来越远，离民主转型也越来越远。
二十多年前，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1990年代，我们这些青年，受惠于刘先生们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启蒙，从此走上反对与抗争的道路。我曾记得：1998年的某个周末，大学毕业发配到乡村小学教书的我，为了买一本刘先生的书，坐汽车颠簸到武汉，三四个小时车程，才买得到刘先生的一本《保守主义》。在鼓吹自由主义思潮的一批学者中，刘先生对自由主义的梳理特别清晰、具有说服力。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时代，我们这些“小镇青年”只有靠传统阅读，才能获得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以刘军宁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可以称得上是我们这些青年的精神导师。然而，当中国从市场经济开始发轫的1990年代，历经江胡的威权统治，到如今的新极权时代，自由主义学说在当局的围剿下已经支离破碎。在一个为救党而说点真话的《炎黄春秋》都被收编的时代，自由主义思潮其实已经再次“进入地下”。
作为曾经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刘军宁先生何以会提出上述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这值得反思。在我看来，这与他们自身的半体制身份分不开，他们这代自由派，总是很难与极权断奶，总是对体制多少抱有幻想，对民间主体性和抗争圈缺乏认知，几乎从未参与过民间的维权、抗争实战，他们多半在精英圈的书斋、沙龙、饭局中生活，离民众的真实世界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中国也就越来越远，而他们又沉醉于精英意识，总想为中国寻找路径，总想扮演引领者的角色，结果开出的药方经常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刘先生算是这代自由派中清明、纯粹的学者了。而另外一些著名的公知，他们更是得意于自己在体制和民间扮演两头通吃的骑墙、投机角色，以表演性人格游走于江湖，惯于大言欺世、空论吸粉，沦为民间所不耻的笑柄而不自知。
事实上，民间从未缺乏真正的自由英雄。从胡石根、李海、陈子明、刘晓波、陈树庆、朱虞夫到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赵常青、李和平、周世锋、屠夫等人前仆后继的抗争，构成了中国人反抗极权的光荣谱系，他们早已用受难和牺牲践行着自由主义的理念精髓，以各种形式的抗争书写着自由主义的昨天、今天与未来。
2016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