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围绕抗争革命或激进口炮与改良的争议依然此起彼伏，各种文章探讨思绪应孕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争论远比不争论好。
说到底，如果你认为一个极权政体已经越发打压全社会，也丝毫看不到任何自我革新改良时，对我们个人乃至于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来说，争论争论前途如何走，到底哪种方式更现实更具可行性，哪种方式具有欺骗性或诱导性，不是很有意义的嘛。
一个正常社会，我们看到在西方民主社会，从来都不怕争论，政党间要争论，政党间个人与政党的关系也会有争论。同样，从历史上看，尤其在风云飘摇大家都意识到一定要”变”的情境下，更是需要通过争论来明晰，这样才能让人们对政治有更多考虑，也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对政治的判断决策执行力，这样也能在争论中才看清前景、误区与策略调整。
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争论的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一定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辨析，我丝毫看不出不争论有什么好。
历史上看，清末不管是革命党与改良派争论，还是革命党内部分歧，都引导了社会舆论、政治行动与辛亥诞生，它以最小的代价结束了假改革者清政府。革命党与改良派间，从1903年到1906年，论战持续数年，而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的清政府似乎也不断释放出改革假意。
比如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当时颇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那时可谓一片大好，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结果呢，假的始终是假的。
即使在改良派信心爆棚感觉美好时，革命党与之各以《民报》和《新民业报》为阵地，展开了激烈论战。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郑重其事地列出同《新民业报》之辩驳纲领12条，并声明”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从此，两派论战真刀真枪地全面铺开，海内外20余家报刊也相继投入论战。双方论争焦点：在民族主义方面，革命派主张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并举，改良派则认为二者不相容；在政治革命方面，革命派主张共和，改良派主张立宪；在社会革命方面，革命派提倡”民生主义”，改良派则认为这只是”煽动流民”的宣传。
另一方面，革命党内部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也远远没有你想想的团结。从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多次领导在华南发动起义，但均遭失败，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尤其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牺牲了一大批革命党的精英，一度使少数革命领导人心灰意诅”，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北的主要领导人是共进会的张振武、焦达峰、孙武、熊秉坤等人。最终各方因素下，湖北竟然率先烽烟而起并成功了。
你可以看到，在目标路径没有达成以前，不止是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博弈争论，更有来自革命与革命内部的分歧也一直存在，比如你去看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路径上或多或少也有分歧，辛亥也并没有按照你所理解的既然大家都是革命党，就应该听从一两个人这样行动。
但那又如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党内部即使在路径上不太一致，那也并不妨碍两者有了初级胜利后合作，包括看到辛亥后改良派也纷纷赞同变革。
也就是说，在一个激荡浑浊必须要变天的国度，路径分歧是极其正常的，尤其在大的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话题上。而任何试图让两者统一的说辞，明显是看不到两者本质区别。
革命党与改良派当时能争论，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巨大的革命声望与价值传递，而没有这个争论，你很难想象，晚清当时腐朽破败的政权能那么快消亡，或者说以这么小的代价，而且也远远超过一般人所理解的”皇帝轮流坐”思路（当然这背后也有一系列复杂因素，但你不能否认争论的必要所带来的行动力）。
其次，我们不妨再把视角放到毗邻最近的香港，2014占中，国内有几个支持？一大批知识分子不看好这群年轻人，甚至后来香港社会也不看好这些人，但仅仅才2年时间，这些年轻人已经摒弃掉传统的改良思路，改旗易帜提出更大的”独”论，也由此，这种背道而驰，恰恰刺激并引发了香港全社会大规模的讨论，最后在立法会选举上，也是全港投票最积极最踊跃的一次，年轻人也获得了应有的立法会席位。
谁能想得到，短短2年时间，曾经远远不被人看好的占中，所带来的后遗好处能如此巨大。就如同清政府假改革说得一套一套时，人们都觉得孙大炮怎么可能，整个国内改良派无疑是主流，但经过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后，改良派已人心大散。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就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再回来具体说革命理论与改良思路的争执，我看到不少人说是“内讧、分裂、亲者痛仇者快；不盯着极权、毛左打；没有意义，不行动。”
说内杠是毫无缘由，本身两种不同路径，也就不存在分裂之说，比如你能说孙中山分裂改良派吗？你能说香港学生们分裂改良派吗？当然不能。所以，前提是基于不同人对这个体制的判断，继而舆论导向上可以就不同判断展开交锋，而这个交锋并不在于谁征服谁，而在于展现给公众，让公众自己选择。你看无论晚清还是香港今天，你说谁分裂了谁了吗？反而恰恰正是由于各自努力，各自不认同，才让香港人有了超越以往的政治参与能力。
说不盯着极权、毛左打，这也严重偏颇，因为交锋的前提恰恰就在于对体制的全方位不认同，该有的逻辑是，除了要盯着体制鞭，也需要对路径选择上展开碰撞，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公众们如何选择，那也是基于大家给出的选项考量，只有越争辩能越明了，也有利于社会形成一定群体目标。
没有意义不行动，这也是错误，争辩恰恰就在行动，在理论框架中提出一种可行性方案，最终在恰当的时机与现实行动结合，而理念舆论应该率先提出。要知道的是，今天动与不动，恰恰在于你是否能把路径目标说得清楚，这是前因后果，没有清晰的争辩，很难想象现实会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这一点，晚清恰恰是由于革命党与改良派有这么大的争论，才有利于人们对体制改革有着较强压迫力。可以说，只要初级目标没有达成，争论就应该有。
其次，还有很多人担心会形成社会革命，这个全世界看，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因为担心这个，而忽略了革命的正当与意义，尤其是对体制的逼迫，那是不通的。如果我们看香港和晚清都能进行的很好，那有什么条件说革命一定是暴民？这种伪素质论实际上是经不起任何推敲，而且也严重轻视了今天革命者的追求目标。你能说一百年前的暗杀炸弹叫革命，今天仍然那样搞吗？当然不能。
今天很明显大家是希望通过一种协商来建立一种自由民主法治的体制，通过多方竞争，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真正意义上权力与自由，现成的世界经验就在眼前，不需要费劲脑子去设计出一套中国式多么多么独特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