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造反有理总是理直气壮，而每次改良都没有相应的改革话语。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也同样如此。因为没有改革话语，所以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无以彻底。虽然那样的缺憾首先在于中共党内官僚集团拒绝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毛时代长年累月的闭关锁国造成的知识贫困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知识贫困，党内知识分子能够抵达的思想高度，无非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他们对毛的批判也仅止于《国际歌》与《东方红》的互相矛盾：一者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者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又因为知识贫困，致使从文革中一路走来的年轻学子欣喜若狂于科学主义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并且以此作为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捷径：不需要钻研历史文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得出中国历史属超稳定结构之类似是而非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打倒孔家店，流于简单粗暴的文化暴动；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也同样只是热衷于喊口号式的结论，结论者借此在幼稚和无知的前提下获得夸夸其谈的满足。知识的贫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的匮乏，而思想的匮乏又进一步加深了改革开放在话语上的危机。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争论”，不管有多么粗糙多么武断，但不得不承认，那是在无以建立改革话语背景之下的最为实际又实用的选择。
讷于言说的邓小平非常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一方面是要终结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又深知毛泽东之于中共执政在法理上的承继性和不可或缺性。从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就因为搞掉了毛泽东的四人帮团队，结果把自己置于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倘若去掉了毛泽东，那么邓小平执政的合法性连同中共的统治地位也将摇摇欲坠。蒋介石再学曾国藩，承继孙中山的法统性却从来不曾含糊过，始终将孙中山牢牢地顶在头上。国共两党的这两个国家主义者，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政治上却从来没有糊涂到像华国锋那样自断经脉的地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不认同毛泽东的折腾，但在打江山坐江山及其相应的专制人格上，全然承继毛泽东。
这应该是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断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缘由。倘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开始邓小平时代的标记，那么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记了从毛泽东“家天下”过渡到邓小平的重建“党天下”。此中的意味不言而喻，邓小平及其中共官僚集团，不愿把从毛泽东死后到手的江山，交还给人民。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谓小康社会的许诺，不过是邓小平们在如此这般地告示中国民众：可以让你们吃得好些，穿得像样些，但江山不是你们的；并且还得明白，你们的幸福，得由我们来恩赐。
毛泽东玩中国政治，最初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里习得，后来经由二十四史深造。邓小平弄权的本事，可能来自金庸小说的启迪，当然更多的是来自党内斗争的腥风血雨。八十年代既是西方传来的科学主义兴盛的年代，也是金庸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最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风头一时，金庸小说里的江湖庙堂权斗秘笈大获全胜。金庸小说不仅教会了邓小平在政治权斗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无意间直接预告了韦小宝式的人物继邓之后执掌最高权力。相比之下，超稳定结构、挑战与应战之类的言语恍如浮云，飘过即逝。真要说什么启蒙，其效应可能还比不上邓丽君。
按说，邓小平与邓时代的反抗者、异议者一样，也是毛时代的过来人。但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到手的是权力和权术，而反抗者、异议者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却是毛式话语方式，乃至毛式思维方式。此乃八十年代改革悲剧深处的喜剧底色。就此而言，七九年的民主墙、大字报也罢，民间刊物也罢，在文字上大都好像是文革语录战的某种继续；细微的区别在于，争相以引用马恩原著替代讲用毛选心得。然而，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从中听出了不愿驯服的弦外之音。当初称赞民主墙，是邓小平需要借此加快推倒华国锋的步伐。此后反过来镇压民主墙的自由言论，则是明确宣告：党天下不容挑战。这与邓小平五七年反右的保卫党天下，完全一致，并且相当连贯。邓小平不认同毛泽东的家天下，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党天下的原则。
但邓小平内心深处恐怕未必相信，党天下真的可以千秋万代天长地久。所以他不让子女从政做接班人，也很认真地思考并身体力行于废除终身制的努力。他的退休，是有诚意的。他看重的是在世时的权力不受到挑战，但未必把身后的权力归属很当回事。这是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又关键的区别所在。
倘若说，毛时代之后的党天下是由邓小平主建的，那么必须补充一下，同时也是由陈云最终敲定的。邓小平要的不过是在世时的话事权，但陈云要的不仅是在世时的权力，而且还要身后的权力归属于“咱们的孩子”。陈云不仅专门指派人去中组部落实权力朝向红二代的归属，还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儿子步入接班梯队，毫不留情地打击报复善意劝告他不要纵容儿子擅用特权的青年干部罗征启。邓小平虽然专断，但头脑倒是并不僵化。相比之下，陈云好像是从浩然小说里走出来的中国农民似的，集小农的自私、守旧、精明、狡猾于一身。陈云把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当作了他家的自留地，一旦权力到手，马上死死攥住。同样逼退华国锋，在邓小平是嫌华碍事，在陈云却是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在其潜意识里，乃是为陈家自留地作千秋万代的保障。正是这样的政治品性，决定了陈云成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天敌。由此再反观陈云在毛时代的小心翼翼，一副小农嘴脸就齐全了。毛时代的七个常委之中，几乎每一个都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地与毛冲撞过的，惟有陈云躲得最远最安全，毫发无损。面对强横的老大，躺倒装死；一旦老大死翘翘，马上抢班夺权，接着安插亲信，丝毫不含糊，下手比邓小平还要快、准、狠。当初从宫廷政变中得以翻身之际，陈云装模作样地表示，下不为例。但接着马上联手邓小平，将华国锋逼出政治舞台。更不用说，后来又伙同邓小平及一帮政治老人，把胡耀邦撵下总书记的位置；再后来，继续使用非常手段，以江泽民替换赵紫阳。即便以党内斗争的标准衡量，陈云手中的权力也都可以说是通过一次次类似于宫廷政变的非常手段得以一步步巩固和加强的。每一次政变，都以邓小平失利、陈云获益告终。在改革开放的棋盘上，邓小平一再败北，陈云一再获胜，陈家的政治自留地日益茁壮。所有的罪名，都由邓小平背了；诸多的好处，则归陈云所有。这样的故事，超出了金庸小说的想象力。金庸只知道毛泽东是个流氓，不知道毛手下的流氓，多着呢。
但也有不耍流氓的，人称花帅的叶剑英便是其中一个。在十大元帅之中，叶剑英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就连毛泽东都曾说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据说毛泽东弥留之际，曾想对他说什么，最后没说出口。不知是不是准备把他当作周勃来托付。与陈云的坐享其成相反，叶剑英冒着巨大的风险主持了那场叫做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有趣的是，事成之后，叶请出邓小平之际，还特意检讨过自己当时有做华国锋顾命大臣的封建念想。虽然叶并不想请华马上下台，但叶所属意的总书记人选，倒是与邓小平不谋而合。胡耀邦先是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安排下重新出山，然后又在叶、邓的力挺之下，成了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在这个过程之中，胡因念旧，不愿以非常手段取代总书记，内心并不赞成那样请走华国锋。但是，他即便被推向名义上的最高权位，其实并非真正一言九鼎。
同样的力挺胡耀邦，邓是实用主义的，叶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邓看重的是胡耀邦的雷厉风行的能力，叶相信的是胡耀邦大公无私的品格。一旦邓发现胡耀邦对党天下的捍卫不够有力，马上开始怀疑其能力。相反，叶才不管胡耀邦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定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不可动摇。八三年清污，邓开始丧失对胡耀邦的信心，是叶亲自从广州飞到北京，打消了邓的去胡念头。虽然叶的儿子们也与陈云之子一样现身政坛，但叶并没有如陈云那般强烈的党天下意识。身居帅位的叶剑英，在中共党内属于开明知识分子一列，了无陈云式的小农情结。无论就思想观念还是个人品质而言，叶剑英与胡耀邦是相通的。正是这样的相通，使叶剑英始终信任从而坚定支持胡耀邦。叶剑英的逝世，使胡耀邦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亦即是说，失去了一堵不容易推倒的挡风之墙。
胡耀邦的另一位知音人物是习仲勋。虽然与陈云一样来自农村，但习仲勋却没有陈云那样的小农意识。习仲勋有着黄土地一般的朴实，有着黄土高原一般的耿直。就党内帮派门户而言，习仲勋与胡耀邦并无交集，彼此的相通全然是肝胆相照的坦荡。倘若说中共党内尚有人性未泯者，尚有良心良知的幸存，那么这二位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叶剑英八三年的制止邓小平去胡，习仲勋八七年的怒斥元老团伙逼宫，遥相映照。只是习在权位上毕竟没有叶的分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耀邦被逼出权力中心。
纵观整个一场八十年代改革悲剧可以发现，历史是多么的诡异。若说没有必然性，却是一再地重复了几千年的宫廷政治；若说不是偶然性，整个进程却取决于处于权力中心的政治人物的各种个性及其仿佛并不经意的一次次选择。中国的历史庶几就是一部野蛮战胜文明史，从最早的炎黄之战，到商周之交；从秦政一统天下到宋元明清。那样的历史在清末民初是革命取代改良，然后是国共相残的草莽打败乡绅。这部历史演变到八十年代，则是那具叫做党天下的僵尸压死了摇篮中的改革。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写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