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敌对势力（网络图片）
引言：基辛格佯谬
从人类一般愿望上讲，极少有人希望大规模战争，哪怕较小规模的战争也会受到道德质疑。比如，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就遭到了质疑，至少在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某种程度上影响的亨利·基辛格看来，两场战争并无胜利意义。他说：「关于『越战教训』的痛苦讨论结束三十年后，同样严峻的困境再次出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两场冲突都源于国际秩序的瓦解。对美国而言，两场冲突都以撤出而告终。」【注一】然而，基辛格并非是要专题检讨美国的亚洲政策，它只是基辛格版本的世界秩序描述里的较为次要的问题。基辛格的专门心思是在中美关系上，毕竟他是冷战时代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贡献者，且在此后一直关注两国关系走向。这从他的著作《论中国》选用了他与江泽民、与胡锦涛的会谈图片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由于中国内政原因，这本书的汉译（大陆）版并未选用他与曾在胡锦涛时代后期红极一时的政治名星薄熙来的合影。薄被另一个政治对手、出任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习近平判了无期徒刑，进入专门关押犯罪的中共高级官员的监狱服刑。不过，习近平虽然对基辛格作为政治活动家及权威外交家不感兴趣，但对基辛格关于中美关系的长期和平、战略忍让还是接受的。而习的重要政治同盟、中共反腐新政的操刀手王岐山对基辛格完全没有好感，乃至于将此公开表达出来。王岐山曾向基辛格解说中共反腐的工作性质，后者笑着说「这可是个伟大的事业」；王岐山没有立刻对基辛格的讽刺做出反应，事后讲：「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注二】但是，基辛格对王岐山的讽刺还不是佯谬（paradox），并且在使用「佯谬」一词时我确定为它的第二层含义（an improbable combination of opposing qualities, ideas etc）。
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佯谬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毛泽东握有绝对权力时对中国传统进行全面否定，据基辛格的描述这是引述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分析【注三】；其二，中国的所谓和平崛起旨在恢复两个多世纪前的世界道义领袖地位，但这样的国家目标不可仅局限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四】而很可能构成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挑战，即「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注五】；其三，中美之间的和平关系在美国一方旨在改变中国治理方式而不是如美国的通行之例，「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注六】。第一层的引述（二〇一一）显然过于仓促，因此，在时隔三年后（二〇一四）基辛格做了一些调整，而云：「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的元凶。」【注七】并且，这种改造而不是像基辛格仓促引述的法国哲学家所云全面否定，尽管毛在「改造」的时候仍是以革命者面目出现的。
一、「革命者困境」与孔飞力指出的三组矛盾
在基辛格语境里面，革命者每每会遭遇如此困境，「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注八】。这种情形在新传统形成（革命与战争）时期就已出现。在那时，利用有益的传统资源如民本主义乃至神权大于君权的观念，并结合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普世价值，甚至成为毛泽东争取国内国际声誉的重要策略。比如，为了说明古典传统中的民本主义之重要，毛（一九三六）在一篇十分重要的战略学文章中全文引述了中国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春秋左氏传》当中的《曹刿论战》，认为取信于民是该次以弱胜强战例的伦理基础【注九】，它对共产党进行的革命（亦可谓确立新传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古典传统民本主义，毛更在稍短时间之后（一九三七）提出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注十】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明确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一是「人民言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注十一】。
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性传统（相对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新传统）之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他能够在一个革命性集团在传统权力执掌时（建政）中形成皇权地位。基辛格看到了也接触到了一个秦始皇一般的毛泽东，也认可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合成状态，但却无由知悉毛对古典的传统的继承其实远远多于「改造」。也由于中国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往往以民本主义为自己的伦理口号，那么，毛发动整肃「非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诸种政治运动也就不奇怪了。没必要在战略层面批判毛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尽管它们在政治伦理上完全不可能宽免，但是毛的政治运动未达到民生改善之目的乃至极大破坏了民生，那确实是另外一回事。更简化一些说，毛有他的世界秩序目标，但这种目标必先基于国内政治的道德性。而对于毛本人以及延至今日的中共整个统治集团，国内政治的道德性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这正然是中共拒绝普世价值的最重大原因，即为制度焦虑之反映。不惟当今中共国家存在严重的制度焦虑，而且所有共产党政权都如此，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焦虑程度大小的问题。中共的制度焦虑突出是因为它或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制度道德性竞争，从而使两个无解难题变成回避不了现实伦理质疑。这两个质疑是：「人们为什么会允许一个政治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建立一个以人民为敌的政权？在这样的统治下，什么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注十二】也正是由于中共国家无法解决此二难题，因此，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推动的和平演变之思想策略之一就是「去人民化」【注十三】，不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人民，因为「人民」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已经被中共国家滥用与污染。当然，这里的「和平演变」与冷战理论中促使共产党政权高层发生思维方式变化暨政治行为异化的那种「和平演变」的含义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主要是底层社会政治认知的变化与颠覆。
基辛格除了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治本身必然失败的文化宿命之外，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本质认知也十分浅薄，尤其无法与孔飞力（Philip A·Kuhn）相比。后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起源时，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关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的全部组成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注十四】这三组矛盾到中共国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下，没有任何一项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社会本身因个体权利意识苏醒而使矛盾更加突出起来。所以，到中共第五代，他们不愿承认现代国家进程的失败，而是以回归体用之学而虚饰与应付。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讲，中共国家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国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仅仅为了个人权力的巩固，而是对这三组矛盾做出回应，尽管他不可能有孔飞力的学术定义能力。而「文化大革命」一个非常古典的内设道德意义是回归其发生前的三十年毛曾重点讲述的民本主义。很显然，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管它叫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管它是外戚家族还是军阀组合，一旦陷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注十五】的非民本境地，那么，不但合法性受出自我颠覆，而且外部的打击或入侵也就会概率大增。因此，反修（外部入侵）防修（内部背离民本主义）成为毛生命晚期的最重要政治思考对象与政治实践活动。这不是为毛的政治罪恶做辩护，而是从发生学角度看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高层也曾引鉴外国评论从发生学上看「文化大革命」，其中一部观点影响较大，它说：「党在它设定的界限内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使它变得傲慢并脱离了群众，导致了动员背景下的两极分化。」【注十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近五十年后，中共（革命性）新传里的原教旨主义再次面临生死考验，因此，其第五代领导人匆忙做了一个短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以反腐败作为政治常态来挽救「密切联系群众」的原教旨。但是，惨重状况不断发生：那个「路线教育活动」因流向习近平最为反感的形式主义而草草收场，反腐败确实遏制几乎表面化的权钱交易活动，但养活基数庞大的底层公职人员的额小量大的寻租费用却无法降低下来。并且，以胡乱罚款与违规收费为特征的寻租活动还导致了一些暴力事件与非正常死亡【注十七】，恐怕这是反腐新政未曾料到的结果。假如习近平的「全面改革」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场革命，那么，它仍然面临基辛格所说「革命者困境」问题，即「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注十八】。因此，尽管基辛格并不认习近平是新的革命者，但他对习近平政治前景并不看好，因为后者的所谓全面改革「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注十九】。没人能准确预测波动的程度与不确定的结果，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不可能领导中共国家获取领导世界的道义基础，他的继任者也不可能。
基辛格认为中共国家的全球梦想是以获得领导世界的道义资格为基础的，更简单一些，用中国古典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取代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这种可能性必然是以国内道义基础的确立为先决条件，但这完全没有可能，因为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深陷于二百年来不道义政治的逻辑，并且它也愿意依靠这个逻辑统治人民。任何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分析人均无法认可这样一个「普世价值」——世界的新秩序可以由一个对内政治道德完全失败的国家来制定并领导，它本身作为失败国家可以肩负起世界责任。基辛格当然不愿设想这个远景，但是，他的粗糙的中国分析与世界秩序理论（虽然表面衔接）本身就矛盾丛丛。比方说，他知道中国古典传统对革命的制约性，却认为中共国家凭经济实力可以重新获得领导世界的道义基础。而历史事实是，中国从来就未曾获过这样的基础，因为在有现代国家观念之前，中国从来没有确立了过现实的世界秩序，更没有真正的世界图式，最多是「万邦来朝」、「抚远怀柔」的一些自大口号。在近二百年的历史当中，这类的口号未曾中断被呼喊，但此间的政治道德堕落也完全成为中共国家的负资产，这种负资产的压迫不但使作为政治集团的中共愿意依靠以前朝代的失败逻辑统治人民，而且它本身的文化不自觉也恰是中共国家实为失败国家的核心因素。这使对近二百年来历史有所研究的人们想起了「倭仁定律」，尽管在关于清朝的历史文献及后来研究中并无「倭仁定律」术语。那个「定律」源于一八六二年的朝廷重要文件，它是有副宰相级别（协办大学士）的工部尚书写给皇权中枢的政策建议书（称为「疏」）【注二十】，建议书的核心部分说：「现在，河南官场的习惯是：只说百姓狡诈，不说官吏贪腐无能；只讲全力来对付百姓的反抗，丝毫不反省导致反抗的理由。」尽管倭仁批评的是河南一省的官民关系现状，但实质它至少代表了整个清朝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统治本质即政权完全与人民敌对化的状态。在这个经典性批评之后的十五年，四川省东乡县发生了一起震惊皇权中心的民众暴力抗税事件，地方最高长官（总督）调兵镇压，杀死了数百名乱民，镇压过程中还伴随着官方武装人员的放火、抢劫、强奸、抢夺行为。如此可耻的行为引起了东乡县民众及四川籍在京官员的愤怒，他们向皇权中枢进行举报，结果是县令孙定扬被判刑（到边疆卫戍）、带兵军官（提督）李有恒被革职。这在当时，政治处分不可谓不严重，更有人对其中官民关系进行反省，有文献记载的后来大改革家、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写给皇权中心的汇报，却大有见地，他说：「这起严重政治丑闻，起因于滥杀，滥杀起因于官方诬陷民众造反，诬陷民众造反起因于民众抗议征粮，民众抗议征粮起因于官方违法多收粮食税。」事件六十年后（一九三七），已到民国统治时期，尚有读到有关史料的文人对此案进行反省【注二十一】。
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皇权中心虽然批准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但已经败坏的统治正当性却未能得到拯救。河南的官场普遍现象与四川的政治抗争个案只是整个败坏的侧面与个案，长期持续化的国内冷兵器集群反抗成了清王朝政治的最后奇观。在四川东乡事件爆发那一年考中进士的福建闽侯县人何刚德，后来结束清朝的任职而进入中华民国政府体系，最高职务任到江西省的代省长。在民国时期，他总结的清朝的官民关系虽有价值偏颇，但也反映了基本事实的说法是「民多智官难为」【注二十二】；对于历史上曾有的「清官崇拜」现象，他更说：「这往往是有智慧的民众操纵官员的结果。」
二、以利·美利坚：一种可能
基辛格佯谬的前两个层次服从于第三个，第三个要求美国放弃理想主义，以最为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共国家——不要在人权方面施压，更不要实施和平演变政策，只关注从长期持续的贸易关系中获取美国的经济利益。当然，他也希望中共国家完全读懂他的思想，不要以取代美国为目标。总之，他认为互不干涉内政、维护既定领土边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仍然需要尊重与坚守。但是，这有一个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一国内部挑战，这种挑战对于中共国家已经无比巨大。「秩序还是自由」、「自由与秩序如何平衡」，乃最大也最现实的挑战。如果按着基辛格佯谬的第三个层次来说，美国不以更迭中共政权为目标而是帮助后者改变治理方，那为什么中国的人权状况会越来越坏呢？尽管这是个相对情况，它对比于国内公民的诉求，远未达到改善的期望。这在二十一世第二个十年里的美国一次竞选活动中变得非常抢眼。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鲁比奥（Senator Marco Rubio）在南卡莱罗纳州阐述他的中国政策时，声称他若当选，「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注二十三】。这说明中国的人权问题更广义为失败的国家治理政策与行为，已不简单地是美国总统竞选中「拿中国说事儿」的情形，它是对「基辛格主义」或曰「基辛格版现实主义」的检讨。
在美国国内，评论家们对基辛格本人的批判也强烈起来。在对「基辛格版现实主义」提出高度质疑的同时，甚至声称他集博学多识与缺乏智慧于一身【注二十四】。即便基辛格本人也在他的最新也可能是最后一部著作《世界秩序》当中，涉及到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尽管他仍然回避在此基础上专论人权问题。他认为：若想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有效性，「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建立此种意义上的秩序必须靠长期培养，而不能强加于人。在一个即时通信和政治剧变的时代尤其如此。」【注二十五】这种表态有明显的约翰·密尔自由理论影响痕迹，或者说，「基辛格版现实主义」在美国国内遭到严重挫折之后，基辛格想往理想主义方面调整一定的幅度。
美国国内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源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全面失败。中国「几乎让我们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皮尔斯伯里（汉语名字「白邦瑞」）是这样的论者之一【注二十六】。而与基辛格一起主导中美缓和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逝世前（一九九四）回顾他在任时的对中国政策，曾说：「我们也许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注二十七】。」这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前期的看法，它比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的白邦瑞看法要早二十年的时间。白邦瑞以及更多的相同观点人士看到的事实是：中共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快步走上意识形态反西方道路；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共国家的负面看法也在快速升，达到了一半以上；还有，最支持基辛格版现实主义的美国商界对中共国家的看法也渐趋负面，降低了接触热情。相信后一种情况是商界精英受到普通民众影响的结果。中美「建设性接触」共识瓦解不仅是美国政治的最新生态，而且也是全球地缘政治里的最大最新变量。日本分析人士依据美国外交学会的专题报告研判，认为加入了日本因素的中美关系将处于动乱状态【注二十八】；法国经济学家安托万·布吕内则认为中美之间「多维度对抗随时可以引发一场公开的战争」【注二十九】。布吕内更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必然是二十一世纪持续对抗的主体特征，一如我所说的道德焦虑与制度焦虑之冲突。在中共国家那里，「想取得胜利，并在世界获得霸权，以确保自己的极权统治模式不会受到中国国内及国际上的民主力量的挑战」【注三十】。
看来，基辛格特制的对中共国家的外交政策理论基础已经出现全面失败迹象。美国国内的反应是一重，西方世界其余部反应是一重，中国国内的反应是一重。第三重里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基辛格反对和平演变中共国家的政策基调获得了后者的认同，尽管后者曾有重量级人物如薄熙来信服前者；（二）中共国家内部强烈反西方态度表明基辛格的不触及人权那样的敏感问题的政治诱导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如有之，也是往更坏的方面发展，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尤其能够说明问题。排除人权问题，只说经济治理，从一九九五年到二〇一五年（以股市剧跌为特征）中共国家经济三次失去了结构调整的可能，尽管它的股市远没西方国家的股市在整体经济中的权重之大。这二十年当中，二〇〇五年亦产生了重大机会，但如同此前十年与此后十年，因中共权力高层内部的斗争而使机会丧失【注三十一】。但是，由于中共国家仍能为我已经批判过的「不良国际资本」提供合作利益，后者会以各种方式对前者进行制度辩护，从策略上缓解前者的制度焦虑程度。不过，前者终于致不得不公开其焦虑程度，即如习近平的最重要政治合伙人王岐山承认中共存在合法性危机——为了对付这种危机，采取不松懈的政治反腐是十分必要的【注三十二】。
比照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共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晚期社会主义合法化危机」，也是正当性（Appropriacy）缺失的表现，它相当于神权统治里面的君主经常对神的位置的僭越【注三十三】；在中国名义性社会主义现实里，其最直观表现则是因为力推荐普遍社会福利而将社会当中的特权因素忽略不计【注三十四】，同时，这种普遍福利也是名义性的而难有广泛效果。「不良国际资本」缓解中共国家制度焦虑的舆论已不罕见，也更有学术层面的分析意义，但是，舆论所含有的双重价值标准是显而异见的。它认为中共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与人权遭侵害并未影响其经济绩效，反而为此种制度赢得了国际信誉【注三十五】；在另一端，同一论者则批评西方国家的政府讳避不平等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损害，「最起码，西方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使民主蒙受了巨大损害」【注三十六】。可见，西方赞赏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的人根本就不拿中国普通社会成员当人看待，至少也像一九六五年前未获得全部政治权力的美国黑人。更有几乎丧失良心的人士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赞赏中共国家的镇压能力，「它经受住了批评家的指责，从智力或行动上超越他们，或简单地宣布他们的行动非法」【注三十七】。野蛮政治镇压即简单宣布抗议者的行为违法乃至给予刑事处分符合「不良国际资本」的利益，且这也并非是我独特的批判性认知，在关于中共统治是否会发生崩溃的争论中，反对崩溃论者坦言：「在外部，中共也还拥有很多能量大的盟友，它们都希望中国继续维持现状，以便它们从中获益。」【注三十八】也正是中共国家在国际上尚有不少利益同盟，并且它们并非是国家形式而绝大多数是许多民主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共国家才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发起了一波烈度很高的政治镇压，残酷地打击维护自身权利的弱势群体以及为该群体提供诉讼服务的律师。还有，中共国家的官方媒体对美国国务院的评论言论表示轻蔑，说：「不会有人认为美国国务院的这番话有什么实际作用，它只会认中国多少有点不舒服，其程度同鞋被脏东西粘在地板上差不多。」【三十九】这个恶劣的状况是基辛格主义的胜利，尽管基辛格本人并未公开庆祝这一胜利；在另一端，这也是美国尚具理想主义成分的中美建设性接触战略全面失败的写照。不管美国在其内部是否能够修复建设性接触的共识，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状况包括基辛格主义是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形式出现的伦理基础的贬低，那个伦理基础人们通俗地称之为「山巅之城」。
「不良国际资本」与中共统治集团好似以利（Eli）的两个儿子何弗尼（Hophni）、非尼哈(Phinehas)，他们借着祭司师身份也仰仗活着的士师（基辛格博士）的纵容，在无情地用三齿叉(a three-pronged fork)插取中国底层社会肉锅里的肉，尽管中国底层社会大多不信仰上帝暨不知道以利父子的典故，尽管中国底层社会只有愤懑而不知道何弗尼与非尼哈的仆人——那些在纵容之下更被纵容的人们究竟是什么面目。可以比喻的现实中，约框（the Ark）被掳的事情尚未发生，也没人预测何弗尼、非尼哈的同死之期，而变化以利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归于卡尔·马克思。于此情形下，以利·马克思应该是个不错的「比喻」。以利·马克思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当今中共国家。前者好似何弗尼，后者正像非尼哈。前者死了，后者还看似健壮地活着，这种情形与并非预言书的撒母耳记（SAMUEL）不一致。然而，以利·马克思自然消亡，何弗尼不得好死，难道非尼哈的日子还会很长吗？这里并不是要诅咒以利·基辛格——比照以利·马克思，他确实可以被这样称呼，假定在他有生之年可以读到我的这本书的话，更好的参考文献寻找不是重翻《圣经·旧约》去重读以利家族遭遇神罚的故事，而是应该重温一六三〇年约翰·温思罗普教士（兼英格兰寻求新希望社团的领袖）在船上的祷告：「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注四十】当然，基辛格并不是未注意过约翰·温思罗的说法暨预言，但显然是对它的实现予以肯定【注四十一】，且又对基于这一原初信条的诸种理想主义进行了否定。也许不会有什么人可以劝说基辛格去认同温思罗普，但是，淡忘了温思罗普理想的美国很容易变成以利·美利坚。那不仅是美国自身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灭亡的时刻。中共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不可能承认他们自己要毁灭人类文明，也早声称要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但是它取代美国的战略是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的。
针对中共军队鹰派的系统描述，有分析人士以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的著作《中国梦》为标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共国家对美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是「强化威慑，赢得时间，最终取代」，这种简称为「慑赢代」战略的初步目标是到二〇三五年将美国势力赶出亚太，再经过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或许是到二〇七五年），「实现在全球秩序中完全取代美国的宏大目标」【注四十二】。中共国家果真实现了这样的战略目标，那么，以利·美利坚则不再是模拟而是人类文明史的悲惨句号。世界可以没有美国或者说美国不再是全球秩序与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但世界若由一个政治文明程序极为低下的「非尼哈国家」来领导，那么，那个世界图式必然是：要么，有人已经安稳地住进了镶金铺玉的猪圈；要么，有人奔波在住进这样的猪圈的路上；要么，有人在低着头拼命地砌盖这样的猪圈。
三、「人的因素」之优势丧失
「新冷战」一词不是西方新闻界的杜撰，并且它也不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词那样具有争议性。「新冷战」可简要地描述中美之间从一九八九年（而不是两年后以苏联崩亡为标志的旧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之间激烈竞争关系，它是正在进行时。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也是美国防务政策专家）托伊费尔·德雷尔的话说，是中美之间「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冷战。」【注四十三】稍后，德国的一位学者、《下一场冷战：中国对抗西方》一书作者沃尔夫冈·希恩则认为不是「新冷战」有否的问题，而是中美之间到底谁更需要「新冷战」【注四十四】。而相对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显性化的新冷战，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美关系实质上是「温战」状态【注四十五】，即处于矛盾不可调和但既非经典冷战又非一般热战的情形。温战状态很好地说明了一九八九年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至二〇〇九年中共内部由胡温新政转为维稳新政，那样为期二十年的战略博弈实质。温战向新战演进，直至希恩所预言的一场热战，是一种路径；另一种路径是温战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压力而降低程度，渐使中共国家接受和平演变。
尽管现在新冷战已经发生，但中共国家实现由底层社会推动的和平演变亦存在可能，或者说传统的和平演变理论也在发生变化：其一，它不再唯一由一个演变对象国家正在执掌统治权力的顶尖级政治精英自发行之，尤其在网络时代里「权力」定义发生了深刻变化，底层社会的喷涌行动可以很好地改观社会政治【注四十六】；其二，通过国际战争求得对象国统治集团被摧毁，让底层社会力量以非革命状态执掌国家权，既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民政治又符合中国古典革命的「吊民伐罪（to offer condolences for people as killing their king）」【注四十七】道德本质，最终达到了政治制度与社会改良的广义和平演变效果。后一种观瞻并不是没有先例，其如日本在战败后接受了美国版本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段历史无须重复叙述，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战争创造和平」的理论【注四十八】主张可以说与中国古典革命的「吊民伐罪」道德论有着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回观冷战历史，它是由民主国家集团策划发起的，最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赢得了至今的长期和平，尽管此间亦发生过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的局部惨烈冲突。新冷战，是中共国家首先发起的，它的目的亦在赢得和平的时间，以便在可预测的时间段里积累打赢美国或和平取代美国世界地位的力量。前面提到「慑赢代」战略是为新冷战在中共国家一方的核心部分。在它挑起的新冷战中，带有威慑性的军事动作（如实质突破了传统冷战条件下的第一岛链）只是很小的一方面，而且，在网络成为战争要素的时代里，岛链之类的战略概念确实陈旧了。
中共国家发起的新冷战更主要地是对准国家内部反抗力量的，因为它视反抗力量为美国广义力量的组成部分，即如维权分子、地下宗教群体、异议人士、网络活动分子、弱势群体在美国的支持下将会联合起来，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四十九】。如果上面提到的中共国家取代美国全球地位的时点二〇七五年可以被论证为正确判断，那么，至少在二〇三五年之前，它会以镇压国内反抗力量为新冷战主要内容，尽管在军事现代化方面，中共国家只要政权存在一天就会积极增进一天。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剩余的时间里，中共不会弱化对上面被称为「新黑五类」的镇压，也因着这一趋势，在二〇一五年习近平访美行程五个多月之前的一项美国国内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度超过了贸易逆差、环境破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三；这个数据更远高于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百分之四十七），超出六个百分点【注五十】。但是，怀有深度道德焦虑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共国家一般自诩的战争中「人的因素」优势完全消失了，这倒不是军队腐败的缘故或者说军队腐败只是表面因素，而是因为军队的整体文化与素质太低，这种极低素质导致了军队出现「埃叙化」结果，即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埃及与叙利亚接受高开放程度苏联军事技术，但埃叙两国军人当中出现了「上级指令实际上未能落实，原因是技术上做不到」的现象【注五十一】。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份的俄中两国日本海西侧联合演习结束后，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埃叙两国的悲哀状况正在中共海军当中发生【注五十二】。从这点上看，中共国家的「威慑代」战略本身已陷入「埃叙化」死局。在更广泛一些的军事对抗方面，即便是俄罗斯对中共国家全面开放军工技术乃至两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也难以与美国军事技术的优先性相抗衡。比方说，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已经热烈争议亦将在此后十年继续争议的美军F-35型联合攻击机与中共国家的歼-31、俄罗斯的苏-35在战斗力上不相上下，但是，F-35具有后两者所没有的基于网络能力的机群战术协调与信息共享。「加上一流的美国飞行员训练、战术和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这样的支持平台——这是五角大楼真正的优势」【注五十三】，「俄罗斯和中国的飞机几乎肯定具有非常好的运动学性能，但在隐形、传感器和联网方面还比较欠缺」【注五十四】。正是高技术博弈中的巨大差异，被美国屡屡指责的中共国家网络间谍行为其针对目标不主要是美国军方网站，而是高技术公司如生产军用飞机的大型私人企业。
战争中「人的因素」会因为价值观的激励发挥到极致，也会产生英雄主义经典，但是，它也会被技术因素所降低，也就是说以低伤亡乃至零伤亡的代价对敌人发动高技术打击，能够摧毁敌方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心理。这还未考虑「埃叙化」因素的影响，而实质上，「埃叙化」的影响远比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带来的心理威慑更能蚀掉中共军队的士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结束后，身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江泽民在六月份连续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专题谈海湾战争对中共国家的影响，在第二次（六月十五日）的座谈时，他说：「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绝不能忽略人的因素，不能丢掉人民战争这个法宝。这也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点。我在好几次会议上都强调了这个问题。但这并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技术因素。我们要下大力气发展国防科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注五十五】剔除中共话语体系的陈词滥调因素，江的这段话意味着中共立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发生了根本转变，毛时代「战争中根本决的因素是人」战略主张已经过时。至于江泽民在该次讲话中称要用「财大气粗」的巨额经济投入提升装备水平而导致了军队腐败泛滥，它也从一定程度上给「人的因素」进行了负面注释。由于传统战争中「人的因素」优势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中共国家亟需开打思想文化方面的冷战，此种新冷战不可能抵销假想敌（美国）已居的「人的因素」优势，因此，主要对准了国内的「新黑五类」。后者是否美国的战略利益实现工具有待历史证实，但他们都向往美国的政治制度无疑，以致「以美国是非为是非标准」。因此，中共国家对内冷战的特征有三项：（一）推行「去美国化」思维方式，尽一切可能诋毁美国，以期收到民众普遍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效果，其如人民网设有〈无德无信美国人〉专栏【注五十六】；（二）把国家诸事不顺的责任推给无形之中受美国广及整个西方之价值观影响的底层精英，以致公开指责他们阻挠习近平的全面改革大业【注五十七】；（三）对准上帝信仰体系进行明显违法但受害者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不到对抗手段的政治镇压，具体行为是强拆基督教堂或（和）十字架【注五十八】。
对内意识形态冷战构成了中共国家对美新冷战的战略组成部分，军事技术与装备现代化甚至服从于对内冷战。具体而言，即便明知「埃叙化」是「慑赢代」战略的死局，仍要发展硬件方面的对抗，如东风型最新导弹是美国的「航母杀手」，再如「歼」系列战机仍可与美国的F系战斗机（以及日本使用的该系战斗机）相对抗，云云。除了必要的威慑意义，对国内的宣传意义仍然是最重要的。二〇一五年九月的习近平大阅兵一般被理解为对日本「秀肌肉」，但在顶尖级战略分析人士看来它是强化对内威慑的举措，其中习宣布的裁军三十万员额将全部转到武装警察方面去，而且中国国家武装警察将全面转制，形成美国国民自卫队模式。对内威慑的强化缘于「国内安全情况越来越坏」【注五九十】，标志性事件则是湖南岳阳的千余名狱警到中共湖南省委门前抗议他们的住房被数度推迟交工。按着中共国家法律规定：狱警也在人民警察系列，警察不得罢工。岳阳的狱警的集体上访属于罢工性质无疑，而如此数量的警察上访在中共建政以来尚属首例。
主动开打包含国内威慑（对内冷战）的对美国的新冷战，中共国家的战略学依据是「国际政治原始野蛮规则逼着中国去交锋」。按着这一战略逻辑，被逼开打新冷战也是中共国家适应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的必然选择，甚至说美国也是如此逻辑——愿意开启新冷战。在解放军鹰派学者里远不如罗援、戴旭等人有影响的孟宪生对「被逼交锋」做了如此描述：「进入二〇一〇年，中国面对某些强权国家咄咄逼人的外交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与某些强权国家的重大较量不可避免，必须用各种手段从整体上抵制对中国的遏制。那么如何才能从整体上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某些强权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呢？我们认为也只有一条路：就是用人民战争整体战来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强权国家正在发动的整体战。既然用谦卑言辞不能平息对方的挑衅，那么只能用斗争方式说话了。这正像一位美国教授在最近的讲演中说的：中国没法一厢情愿避免与美国的交锋，因为就算中国不想与美国斗，国际政治那种原始野蛮的游戏规则也会逼着中国去与美国斗。在这位美国教授看来，这种可能性是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左右的，但按着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来衡量，却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中国陷入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尴尬局面：中国希望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但国际政治的原始野蛮的游戏规则却不让别国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国领导人不称霸的承诺，肯定会得到某些强权国家少数理想主义者的支持，可是却无法改变某些强权国家大多数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学者的心思。」【注六十】这种描述除了明确把国内与国外的「敌对势力」视为一体，而且亦认为美国在任政府及以后各届均无法不采取与中国对抗的外交政策，它源于国际政治规则的野蛮性。当然，这里也有学术性的错误表达，其所指的那些支持中国外交政策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在美国国内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其如整个研究系统的本部分重点分析的基辛格主义。在美国，理想主义者可以十分清晰地指那些主张对中共国家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人士，更包括主张准备与中国进行战争的坚定的保守主义人士。
结语：关丹比关岛更重要
美国是否如孟宪生所说，正在发动对中共国家的整体战，尚无法确认，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确实具有新冷战性质。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过程中，日本在美国同盟中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因此，其军事力量迅速上升成为一种坚定也持续的地缘政治景观。这种地缘政治景观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中共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它肯定是虚假的即出于国家目的而行的操纵，不是一般的民众情绪反映。网络上的心理自慰行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一个自称「爱国」的边远山区的青年农民也可以利用手机上网来表达自己对美国与日本的不满。
在二〇一五年九月的北京大阅兵之后，一段动画视频据说获得了六千万的点击量，它描述（幻想）了未来的一段战争场景：中共国家在遭受武力攻击后，用导弹反击，击沉了一艘美国航母，毁坏了一座设在日本的美军机场。评价这段视频的外国驻京记者说它「反映了中国民众和军队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自信心」【注六十一】。但本质还是对内冷战的动作即支持鹰派罗援的那种旨在提振中共军队士气的战略构想，罗援曾说：「一旦与中国摊牌，美国有打赢的绝对把握吗？要知道中国军队一直在为打赢现代化战争做准备。」【注六十二】
在中共国家极力想打赢对内冷战以更好地支持军事实力威慑美国之时，美国肯定地需要冷战。首先，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美缓和即所谓建设性接触的共识遭遇了全面失败，更简单地说基辛格主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利益，更让美国「山巅之城」的理想蒙羞；其次，美国传统理想主义的丧失让这个国家沉缅于「消费孤立主义」，它远比现实外交政策中的「半孤立主义」后果更可怕，因为它让美国将更多资源消耗在国家福利之上并为此负担了巨额政府债务，通过新冷战提振理想主义而褪去「消费孤立主义」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剩余时间里的必然选择；复次，加强同已经成功转向民主且定型的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联系与战略同盟关系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形象地说，作为军事基地的美国领土关岛（Guam）远没作为普通港口的马来西亚的关丹(Kuantan)更加重要。或者说，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上半部分的时间里，美国自由号濒海战斗舰先例性地停靠关丹港就意味着美国已经下定了应对中共国家新冷战的决心。那个时间比后者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名的北京大阅兵要早两年多的时间，后世历史学家一定会对那个时点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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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一]参见基辛格著《世界秩序》（汉译本，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第四百—十五页；胡林曹译版本：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一五。
[二]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转刊《凤凰周刊》（该年第二十五期）文章《王岐山政协内部讲话曝光：「八项规定」还得抓五年》（作者：蓝艺）。
[三]参见基辛格著《论中国》（汉译本，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第八十七页；胡林杨朱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
[四]同[三]，第四百九十九页。
[五]同[一]，第二百九十二页。
[六]同[三]，第五百〇九页。
[七]与[八]同[一]，第二百八十九页。
[九]参见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百八十八页（全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二十五页）；毛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
[十]同[九]，第二百三十五页（全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在第二百三十二至第二百四十八页）。
[十一]同[十]，第二百三十六至第二百三十七页。
[十二]参见我的博文《历史尚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三]参见我的论文《论「去人民化」的政治伦理——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九）》，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十四]参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汉译本，陈之宏译）之〈译者导言〉（陈兼、陈之宏），第十一页（全文，第一至第三十七页，单另页码）；陈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
[十五]此为曹刿与君主鲁庄公对话里涉及到的两个政治伦理判断标准，它对后者说：小的经济利益未遍施于国民，鲁国国民不会有参加即将发生的战役的热情；对神明的一般虔敬尚未上升到信仰纯洁程度，神明也不会在战役（战斗）中帮助鲁国。小惠在先而小信在后，说明那个时代已经是神权相对衰落、「人权」相对提升的时代。不过，其中「小信未孚」之论可比较于基督教创立时期对信仰不坚定者的批判态度，如「O you of little faith」（MATTHEW，第八章第二十六节）。
[十六]参见王景伦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第二百〇四页；时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十七]参见我的评论文章《官民对立情绪再度升腾——「四摩围私车」与「一刀毙镇干」》，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八月号。
[十八]同[一]，第二百八十九页。
[十九]同[一]，第二百九十六页。
[二十]参见赵尔巽等著《清史稿》，第一一七三七页（全文〈倭仁传〉，第一一七三五至第一一七三八页）；赵等撰版本；中华书局，一九七七。
[二十一]参见瞿兑之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第三百〇九至第三百一十一页）；瞿著版本：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原太平书局，一九四六）。
[二十二]参见何刚德著《春明梦录》与《客座偶谈》合订本，第一百四十八页（《客座偶谈》第十七则〈民多智官难为〉）；何著版本；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原自刻本，一九二二）。
[二十三]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转刊美国之音网站报道《鲁比奥：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参加就职典礼》（记者未详）。
[二十四]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文章《〈基辛格的影子〉探究了这位外交家在美国对外交政策中的长期影响》（作者：美国卡内基道德准则和国际事务委员会刊物《道德准则与国际事务》资深编辑扎克·多尔夫曼）；新华社《参考消息》八月二十七日译介，《基辛格如何长期影响美对外政策》，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五]同[一]〈序言：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第十二页（单另页码）。
[二十六]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文章《中国可能被遏制吗》（作者：安德鲁·布朗）；同[二十四]译介报六月十五日，《美国对华「建设性接触」共识瓦解》，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七]这是指根据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y）小说Frankenstein改编成的同名电影里的主人公。现实意义是创造者对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失控，并引发人性灾难。
[二十八]参见日本《正论》月刊八月号文章《日美中动乱的开始》（作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正）；同[二十四]译介报八月四日，《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下一文献亦含在此题目下，另包括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八月三日文章《美国对华战略应该是这个样子》，作者：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杰夫·M.史密斯），第一版（无版标）。
[二十九]与[三十]参见法国《费加罗报》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报道（记者未详）；同[二十四]译介报八月四日，同[二十八]已注。
[三十一]参见我的评论文章《中国经济——「上帝哭了」》载于[十七]二〇一五年九月号。
[三十二]同[二]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一日转刊澎湃新闻网报道《王岐山首论中共执政合法性：是人民的选择》（记者未详）。
[三十三]与[三十四]参见我的论文《晚期社会主义合法化危机——质疑统治的正当性作为转型动力》，同[十三]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因[三十二]文献出现，同日，我将该论文发至网易博客并自动转乐乎（LOFTER），但被迅速屏蔽。乐乎以通知方式告知，而博客方面则是「软屏蔽」方式即不告知博主该文违规，而是直接阻止外部阅读。更具体的情形是：博主本人在登陆状态下，可以自己读到该文；非登陆状态下，如同普通读者那样的点击名博名录当中的博主名字，进入博客后，目录中无此文。
[三十五]与[三十六]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文章《吸引力越来越大的中国集权资本主义模式及它对西方是如何构成威胁的》（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夫·霍雷什）；同[二十四]译介报七月二十一日，《「中国模式」值得西方学习》，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七]参见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文章《中国执政党的适应能力非同寻常》（作者：约翰·加诺特）；同[二十四]译介报六月二日，《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非同寻常》，第八版〈中国大地〉。
[三十八]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文章《中国共产党会崩溃吗？》（作者：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同[二十四]译介报六月八日，《中共生命力远超西方想像》，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九]参见法制网·法制时评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转刊《环球时报》文章《拘留滋事律师，美国反应可以藐视》（作者未详）。
[四十]参见布尔斯廷（Daniel J.Booristin）著《美国人：殖民地历程》（汉译本，时殷弘等译），第三页；时等译版本，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四。
[四十一]同[一]，第三百一十一页。
[四十二]参见香港《动向》杂志〇一五年九月号文章《中共处于印太战略格局劣势》（作者：钟钧道）。
[四十三]参见美国《星条旗报》网站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文章《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处在历史高点》（作者：马修·伯克）；同[二十四]译介报十二月十九日，《中美正在展开一场「新冷战」》，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四十四]参见德国《欧亚杂志》二〇一三年八月号文章《下一场冷战：中国对抗西方》（作者：汉斯·瓦格纳）；同[二十四]译介报八月五日，《中美正走向「下一场冷战」》，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四十五]同[四十二]二〇〇九年四月号文章《情报、外交受挫，「温战」更明朗》（作者：谢效茅）。
[四十六]参见我的论文《论「喷涌理论」之政治含义——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十）》，同[十三]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四十七]此语作为成语出自中国儒家经典《孟子》，在〈滕文公〉下篇，其云：「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四十八]参见美国《外交》双月刊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月号文章《他们为何而战——战争如何创造国家，国家如何创造和平》（作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同[二十四]译介报十一月十日，《战争创造和平？——美学者新书探讨战争的益处》，第十一版〈副刊天地〉。
[四十九]参见人民网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转《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人民日报：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五到十年》（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
[五十]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报道《美国对中国担忧集中在经济和网络攻击上》（记者未详）；同[二十四]译介报九月十一日，《调查称美国人对华负面看法增多》，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五十一]与[五十二]参见俄罗斯《观点报》网站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文章《中国比俄罗斯更需要「海上联合」军演》（作者：叶夫根尼·克鲁季科夫）；同[二十四]报译介报八月二十六日，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五十三]与[五十四]参见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文章《美国的F-35对俄罗斯或中国的最佳战争机：谁会胜出？》（作者：戴夫·马宗达）；同[二十四]译介报九月十一日，《F-35能打赢中俄最先进战机吗》，第六版〈军事瞭望〉。
[五十五]参见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各卷单另页码），第一百四十四页（全文〈关于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科技问题〉，在第一百四十二至第一百五十页）；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五十六]参见百度百科，〈人民网〉词条。对于〈无德无信美国人〉专栏之设目的，该网说：「虽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缺乏诚信、道德低下，但鼓励大家将在美国遇到的美国人与事的另一面呈现给大家，帮助大家认识美国和美国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印象中，美国人都是诚实守信、品德善良的人。但是，在美国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被误导了。」
[五十七]同[二]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转刊《瞭望》杂志文章《媒体：四群体成习近平眼中干扰改革「中梗阻」》（作者：陈泽伟）。文中所列四群体当中的最后一个是「分众化小团体汇成的『民意集团』」。被贬义化的正当利益诉求者群体，被指「不同『类』、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密切，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间对聚合效应」。
[五十八]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报道《致各地教会关于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事件的公开代祷信》（作者：美国对华援助会）。
[五十九]同[四十二]二〇一五年九月号文章《大阅兵是强化对内威慑》（作者：郑隐雷）。
[六十]参见孟宪生著《人民战争整体战》，第一百二十四至第一百二十五页；孟著版本：国防大学出版社，〇一一。
[六十一]与[六十二]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北京电《自信的中国着手在北京后院挑战美国》；同[二十四]译介报九月十一日，《中国军力增强令美不敢贸然摊牌》，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