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我的情感十分复杂。
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主政的苏联害惨了中国，贻祸至今：派人来创建苏式革命党，复制苏式专制国，策动蒙古独立、签订苏日协议承认满洲国、扶植盛世才企图让新疆独立，在东北抢劫奸淫……再加上地缘政治、能源争夺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对之由衷地憎恶；
但是对从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节，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只是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罗斯作家学者的文字，以及各种历史记载中，追慕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那些从容就刑的12月党人及他们义无反顾的妻子，还有那位竟然敢当面对沙皇坦然自承与他们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树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20年前，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落到紊乱、虚弱和沮丧的谷底之际，我的一个朋友去了一趟俄国回来之后，对我说，俄罗斯人的人文底蕴不得了，一旦翻过身来，这个民族会很快重新赶上去；几年前，另一个朋友与几位俄苏文学专家结伴访问俄罗斯，也对我盛赞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依然在传续，令人敬畏；还记得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最衷心服膺的也是俄罗斯文学大师……
他们所说的，不正是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那个“软实力”么。
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述心中对苏俄这种又憎恶又钦佩的矛盾情感，读到加藤嘉一文章说日本人“讨厌中国，却佩服中国人”，启发了我仿照一句：憎恶俄罗斯，却佩服俄罗斯人。
当今各种排行榜铺天盖地：国民收入最高国家排行榜、最强企业排行榜、影视票房排行榜、富豪排行榜、最有影响力的人排行榜、消费水平最高城市排行榜……不一而足；我想，若能将精神量化，将当今世界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精神财富，就其在权力、传统、市场等多重高压与诱惑面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勇气、恒心，以及精神的独立、自由、丰富、深刻，还有创造性、覆盖面、影响力等等指数，综合列出一个排行榜，我相信，俄罗斯精英定能名列前茅，而中国精英一定只能排在令人脸红的位置，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话。
俄罗斯知识分子留给全人类的，是一笔何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制度保障就无须勇气
美国、英国、法国，也有许多作家学者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由独立精神，其原创力更是出类拔萃，但是论综合水平，我不将他们放在前列——因为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使得他们“降”了“级”。这个制度是容忍、鼓励他们的自由独立精神的，他们即使有挑战强权、舍身取义的勇气，与苏俄和中国知识分子身处严酷的社会环境比起来，哪里有多少表现的机会呢！
2001年，耶鲁大学300年校庆，又举行第300届毕业生典礼（何以建校300年就有了300届毕业生？这里面的缘故我一直很糊涂），校方为锦上添花，邀请了1968届耶鲁毕业生、当任总统小布什前来，给他颁发一个荣誉法学博士。我作为毕业生家长，也躬逢其盛。
给刚刚上任、政绩和威望都乏善可陈的小布什奉送一顶耶鲁的博士帽，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起轩然大波，两百多位教授联名向校方表示抗议——这是我听说的；而我目睹的，是小布什总统上台戴上博士帽之际，台下毕业生坐席区刷地掀起一大片明黄色波浪——足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举起了抗议他的各种政策的标语牌，那气势，简直让人闹不清今天是毕业庆典还是声讨大会了！
颁发学位完毕，主持人宣布请小布什总统讲话时，明黄色的抗议浪潮再一次拍打会场，最汹涌的浪头也仍然是从毕业生区域中掀起。
后来，一位朋友对我说，非常佩服耶鲁这些有傲骨、有勇气的教授、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匡正了校方的“失节”，他们身上体现了可贵的耶鲁精神。我则不以为然，我说，耶鲁教授反对校方授予布什荣誉学位，耶鲁学生当面对布什请愿抗议，与勇气沾不上边。这些教授与学生对总统说“不”，对校方说“不”，对权力和权威说“不”，只是自己这么想了就这么说，哪怕胆小鬼懦夫都能够自自然然地说出口，就像对侍者说一声“咖啡里别放糖”一般，教授用不著担心丢了自己的饭碗，学生用不著担心上了别人的名单，注意一下行为的遵纪守法、用词的文明礼貌就行。为什么？因为，美国先贤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power）、保障民众权利（right）的体制。这是他们沿袭了几百年的权利，哪里需要壮起胆来？
相形之下，苏联（俄国）的知识分子，就真正了不起了。
俄国女作家利季娅的故事和她提出的一个概念，足以让中国作家脸红。
利季娅1940年前后写出反映“大清洗”的长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时苏联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国外虽然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国内问世。为此她足足等了20年，到1961年苏共开过22大以后，苏联作家出版社才答应出版，预付了60％稿酬。但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克里姆林宫风向又变了，出版社毁约。利季娅打官司赢回了100％的稿酬，但此书还是出不了。利季娅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利季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书的价值：就是阻抗这种有预谋的遗忘。
直到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两年之后作协倚靠的强大政权在千百万“男儿”的勇敢抗议声中垮台，她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了，震撼了读者和批评家。震撼的原因，与其说是其艺术造诣，毋宁说是其直面血腥现实的勇气。利季娅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不知还有哪本写1937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上述故事，我是从署名狄马的文章《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中读到的。
“这里和那时”——空间上的“这里”（恐怖政治的现场），时间上的“那时”（恐怖政治的当下）。分开来不起眼，结合在一起却意味著了万千风险。要问“这里和那时”多么不易吗？不妨比较中国：中国不是也有类似苏联“肃反”那样的惨祸吗？——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中国也有若干揭示这些惨祸的杰作，像《墓碑》（杨继绳）、《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但它们要么写于“那里”（恐怖政治现场之外），要么写于“这时”（恐怖政治时代过后），却偏偏没有一部，是写于“这里和那时”！
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出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家艺术家，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在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上有五位俄国作家的名字；在“这里和那时”写出了《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与《我们》等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全都交了白卷。
当然，说“全都”交了白卷，也不尽然。毕竟还有顾准、林昭、遇罗克，毕竟还有北岛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有“六四”中许多大无畏的学生、学者和市民。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如何？
狄马在文章中说：苏联文学中的不朽经典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作者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著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有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的写作态度：不是向谁交心、卖笑、献身，不是谋生的饭碗，也不是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感受到身后有无数人，在急切等待他记录他们无力自己讲述的命运，在争著委托他发出他们自己不可能发出的声音。
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诲：“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但是这个传统的现实例证在哪里？有几人？
精神落差的原因何在？
何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苏联老大哥”那样，在逆境、厄运中创造出巨大的精神成果？有人以为，是因为苏联政府、制度还有缝隙，让他们能有点空子可钻，尚可容身；或者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有国际人脉，让当局投鼠忌器；而中国的专制统治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也更无所顾忌，将任何一点独立思想扼杀于萌芽。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执政者无疑吸取了苏联的专制经验教训，变本加厉。但是考察苏联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压制，足以让人怵目惊心。除了公开和暗地杀害，同样也是劳教、劳改、门口派岗，电话监听，封杀作品，禁止出镜，限制行动，偷偷翻抄，警告和威胁所有亲友……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竟派一位“女医生”住在他家一个月，家人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当局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著“犹大滚出苏联！”标语牌到帕氏住地游行……
也有人会归结于两国不同的社会土壤、民众基础，认为有什么样的大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这种说法显然也没有说服力，揆诸历史，大众与精英二者并非永远一致，出现巨大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先例比比皆是，有时是民众对了，有时是精英对了。这且不说，即便真是如此，苏联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我们也还要追问：为什么苏俄有优秀的民众，而中国却多顺民、刁民和暴民呢？他们的普通女性在父亲、丈夫或兄弟“犯法”之后，也无怨无悔地跟著到西伯利亚；我们的女性当党小组长一谈话就宣布与丈夫离婚、划清界线；他们的异议人士被判刑、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欢迎，而我们的敏感人士一旦被当局盯上，邻居和同事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处处躲著他……
哪些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国民性？
或许宗教信仰是原因之一？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近千年传播史，形成了其作家和民众举头三尺有神明、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习俗，近年来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皈依基督教，应该也有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支柱这一因素；
或许自由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已有300年历史，俄罗斯又毗邻西方国家，即便当年在铁幕之后，接触民主社会的信息的机会也太多；而中国没有这种天时地利，自由民主的理念别说在普通公民中，在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
还能列举更多的原因：
中国执政者更全面、更彻底地掌控了一切生存资源，让每一个人一旦被体制抛弃就走投无路；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使得知识分子即使个人有心与体制决裂，也难以忍心家人被制度吞噬……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回答：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出色的人文精神，何以没有在1917年阻止独裁者上台掌握政权？何以在70多年中，三代人都没有能发动有效的抗争，尽早结束这种统治？社会精英的素质与国家的制度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扦格不入？如果具有这样素质的精英，都不能保证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那么这样的高素质，对国家、对民族而言，益处和意义何在呢？
这些大话题，限于篇幅，不可能细谈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眼下，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有迫切的需要，来“以俄为师”，学习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和勇气。
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如何走出死胡同的讨论，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说，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人的素质达不到，不可能建立先进合理的体制——多少别国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中国来就变形走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另一种说，不，关键在于体制！体制不改，怎么可能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让素质脱胎换骨？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一大把：“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还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在时代需要精神素质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制度”来作拿不出像样的精神素质的遁词；
——在时代呼唤变革制度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素质”来作不敢大胆启动制度更新的借口。
于是，我们永远看见这两者在互相等待、一起拖延！
无疑，中国这问题那问题，其根源、其症结，确实都是在制度上——“制度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制度不改革是万万不能的”。然而，中华民族在追求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舍身取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