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古老文明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和挑战。仓促回应之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向西方文明学习。自十九世纪中叶直至二十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致力于学习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即西方的技术、科学和宪政民主。也就是说，早在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之前，中国已经在这个方向上逐步学习引进西方文化。
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不幸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西方近代反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随之传播到中国，在推行“科学”和“民主”文化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内部，随即发生了重大分裂，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视其为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用之取代自由主义。其后，中国共产党组织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大获全胜。直至今天，早已成为世界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还未能植根在中国大陆。原因何在？
其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若干相合之处，所以易于被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外来文化，不仅中国原有反主流文化法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价值观上不谋而合，中国历史上传统主流文化儒道两家的某些社会理想也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中国历史上历代反抗压迫和暴政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时的暴力争夺，秦代创立并延续后代的极权专制政体，都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史观、反对一切现存政权的暴力革命和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一致。老子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经济上的公有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无相通之处。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是广大受压迫者和历代农民起义的社会理想，也是传统道家和儒家的共同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人人富足而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们无私互助、人人各得其所的大同社会不无共同之处。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富有群体意识，缺乏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尊重，马克思主义是集体主义和专制极权，中国人对之感到熟悉，对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则相当陌生。近代西方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植根于肯定每个人类个体生命的价值，家庭、国家、民族不得高于个体价值和个体尊严，中国传统社会则植根于男性中心的血缘家族伦理，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文化儒家文化肯定群体价值和等级人际关系，家、国、天下高于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意义有赖于在家、国、天下的血缘家族关系或民族国家的群体大背景中实现。道家尊重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解放，不过，道家的个人主义主要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它表现为个人的修身养性、超越世间名利荣辱乃至肉体生死，从而获得内在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是表现为尊重世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政治文化，也就是捍卫个人自由权的民主政治。中国儒家有“亲民”“保民”甚至以民意为天意的“民本”政治传统，但是没有让民众自作主宰的“民主”政治传统，更没有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故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与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西方近代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义相比，无视个体尊严、主张集体主义、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名义实施极权专制的马克思主义更为熟悉，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并且，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是其革命的最低纲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及夺权后迄今维护政权的全部过程中，它始终高举集体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大旗以号召和凝聚民众。一向声称自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色。“人民”、“集体”和“民族国家”，对于熟悉群体文化的中国人而言，是很容易接受并为之鼓舞的魔幻概念。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和群体文化，在没有个人主义根基的中国，集体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它延续着中国的群体文化传统，个人通过认同自己所属的“人民”、“集体”和“民族国家”而获得归属感、强大感和生命意义感。当年呼应中共统战、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己非常“爱国”，为了民族国家，“要我的命，我马上就给。”
其三，中国传统反主流文化法家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价值上一致，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专制强权政治在中国得到了固有文化传统的呼应和接引，并且，政教合一的马克思主义更加高明完善，弥补了法家文化的偏狭。中共领袖毛泽东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共政权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外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合流。不过，取代了中华民国“非驴非马”共和政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是历史上秦政的简单再现。中共政权赖以建立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远远胜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反主流文化法家。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创立并冠以“科学”之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一整套取代了欧洲主流宗教基督教的宗教，也是一种取代了欧洲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政教合一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来到传统主流宗教文化（佛教和道教文化）衰落和传统主流政治文化（儒家文化）断裂的中国，便产生出强大持久的影响力，它既是政治，又是宗教。它不仅能够建立起基于集体主义和经济公有制的新政治经济秩序，还通过无所不在的严密庞大教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彻底改造和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内心和灵魂中进行革命，将全中国民众牢牢地笼罩在它魔幻般的符咒之下。
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在根本价值上是一致的。在崇尚强权暴力、实行极权专制和产生了新暴君毛泽东等方面，中共政权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秦政的再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顺利引进中国并生根开花结果，有赖于它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多处契合点。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根本道德价值观念上与弘扬善良仁爱价值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释道三家南辕北辙，可是，它善于用美丽的外衣包裹其斗争仇恨价值与对政治权力欲和物质占有欲的终极肯定，用“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近代主流政治文化价值来伪装自己，用代表“广大人民”和“劳苦大众”来召唤追随者，以物质极大丰富、人人自由平等的人间天国共产主义宗教理想来鼓舞民众。在根本价值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和自由主义针锋相对。它用仇恨和斗争价值取代了基督教的爱、同情和宽恕，以尘世的共产主义取代了基督教的天国，以物质高于精神和物质的终极性取代了基督教的心灵净化和灵性超越；它以集体主义、极权和暴政取代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人权、自由和政治民主。马克思主义既是伪宗教又是伪自由主义，是一套富于召唤力和迷惑性的完整的政教合一理论体系，远远高明于中国历史上公然崇尚暴力、强权和政治权术的法家思想，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精神魔力，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时间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秦朝。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反人类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再善于伪装，也无法掩盖其暴力、极权、反人类、反善良道德的本质，它在中国一度得势，却终将难逃邪不压正的历史命运。中华主流文化的全面复归、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只是个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