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仁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吴玉仁
受访时间：2015年1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吴玉仁 艺术家，出生於１９７１年，江苏常州人，现居北京，从事艺术创作。２０１０年５月，因从事“艺术维权”遭到报复，被以涉嫌“妨碍公务”逮捕，在羁押十个月后，于２０１１年４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得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经历。
吴玉仁：我之所以被逮捕，还要追溯到半年前，２００９年冬天，当时，朝阳区的二十个艺术区被拆除，因为这里属于政府牵头开发的国际艺术区，很多艺术家来到这里落户，都签了二十年到三十年不等的房屋租赁合同，很多艺术家装修工作室不到一年，但都被划入到政府的拆迁范围之列，而政府却没有一分钱的赔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艺术家开始反抗，我也被卷入进来，负责组织、策划一些维权艺术的行动，我认为，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这是每个艺术家无法回避的，艺术家必须与时代平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埋头去创作，这样的话，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没有根基的。但即使如此，真正起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还是不到一百人。
在抗争的过程中，我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因为艺术家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群体，因此，艺术家的维权行动比普通公民有着更多的资源，除了常规的法律规定的那些程序之外，我们把艺术和维权两者结合起来，做“维权艺术”，然后，通过媒体的披露把抗争行动公开、扩散，对政府形成压力。
当时，我与其他一些艺术家一起举行了好几场“维权艺术”，比如，在寒冬中拿着砖头站一个小时，而我们自称为“砖头党”；再比如，我们用棉被把自己裹起来，在寒风中站着，通过媒体把这种“维权艺术”的表达形式扩散出去；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又发生了强拆动用黑社会打人，我组织了一次艺术家的游行示威，发动２０ 多位艺术家去长安街游行，其中七位艺术家打着标语、横幅。每一次这样的维权行动，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通过一波一波的“维权艺术”抗争，给政府制造了足够的压力，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赔偿了艺术家七百多万块钱，由于我是所有这些“维权艺术”的发起者、组织者，因此政府对我恨之入骨，这样，政治报复也就随之而来。
但真正对我的逮捕延后到了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其实在此之前，警察已有逮捕我的种种迹象，此前，我到香港举办了个人艺术展，许多朋友替我的安全担心，让我出去之后不要再回大陆，但我当时因赔偿金发放一事，并已经做好了秋后算帐的心理准备，并不在意警察的恐吓，展览开幕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北京。
５月３１日， 我陪同一位陷入失窃事件的朋友去朝阳区酒仙桥派出所报案，结果，警察当场就将我扣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这是“自投罗网”，这是一次典型的“秋后算帐”。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都“风尘仆仆”地赶到酒仙桥派出所，专程到现场来监督、指导办案，我在派出所被扣留了２４小时。
对於警察来说，这只是一次常规的逮捕行动，在我被扣留不到两个小时，很快就作出了处理意见，把我狠狠地殴打一顿。当时，四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的食堂，将我的衣服翻上来，蒙住我的头和眼睛，用衣袖子紧紧裹住我的脖子，做成一个“黑头套”，然后，就把我按在地板上，对我拳打脚踢，之所以选择在食堂干这样的粗活，是因为食堂没有监控设备。
殴打完之后，我被解开“黑头套”，发现是派出所指导员的警察在现场指挥，由派出所的副所长带着几个警察动的手，后来，我听到过很多类似的讲述，发现这样的脏活一般都是由副所长负责来干的，因为这个职务正好处於急需提拔的阶段，通常，副所长就会更急切向他们的上司表现自己的“能力”，实际上，从他打我的力度有多重，也可以间接地证明他想在上司面前表功的欲望有多强烈。
殴打完了之后，我被押到一个询问室，让两个协管看押着，把我扔在那里就不闻不问了。之所以殴打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刹一刹我的傲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试探我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还手，如果我反抗了，警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安上一个“袭警”或“妨碍公务”的罪名。但实际上， 我也确实是主动送上门让他们抓捕的，很早就有心理准备，因此，我只是把即将到来的政治报复当作一种生活体验，心态比较平和。
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就开始介入，一共对我进行两次审讯，一次穿着警服，另外一次是着装便服，但是，他们都对我先前“艺术维权”的行为避开不问，只是一个劲地审问我在派出所现场“殴打”警察的情况。我对他们这种荒诞的做法感到愕然，当然否认我殴打了警察，并且指控警察殴打我的事实。他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对於我的指控，对警察不利的、符合当时事实的内容都不予记录。后来，他们嫌我啰嗦，干脆就直接提问，让我回答“是”还是“不是”，我明显感觉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只是在诱供，想通过我的供述来给我罗织罪名，所以我不再搭理他们，拒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被羁押的这段时间，有两三个老太太到派出所来报警，起因是这些老太太住所楼下的麻将馆影响到她们的休息，让警察出警处理，可能之前已经多次报过警，但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而负责接警的正是先前殴打我的那位副所长，此时，这位副所长立刻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变成一位居委会大妈的仁慈口吻对她们说话，“劝说”她们不要如何如何，这种变色龙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头脑中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瞠目结舌。这位副所长在殴打我的时候，从他口里吐出来的全是脏话，并且下手非常重，特别狠。但他这种欺骗手段，明显连这些街坊老太太，也已经不吃这一套，始终不买这位副所长的帐，坐在派出所前面的地板上撒泼打滚，叫死叫活的。
６月１日傍晚，警察将我送往朝阳区看守所，而给我安的罪名正是“袭警”，我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刑事拘留。但是，那份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却没有寄给我的家人，直到今天，我被羁押的这段生活经历，警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书面证据。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朝阳区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吴玉仁：到达看守所之后，首先是狱医要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头部、手臂和后背都有明显的明伤，但看守所的狱医却没有记录，我清楚的记得，我向他陈述伤情时，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偶尔敷衍式地点点头，但并没有记录。而且据我的推测，他在事后也没有补充记录，因为后来律师调阅狱医的体验记录，证明不是我“袭警”，而是警察殴打了我，并且有明伤的记录。但警察方面从来没有提供我被殴打致伤的书面证辞。
我在向狱医陈述伤情时，现场还有一位国保，两位派出所的警察陪同，他们一听我谈这些真实情况时，就向我施加心理压力，进行威胁，在我耳边轻轻耳语，说“进去之后有你好受的。”当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我进去之后的遭遇会很惨，想着香港警匪片里面的暴力场景，比如，那种高压水枪冲一下，让警棍捅几下的镜头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在事后看来，我在看守所的这段被羁押的经历要比我的心理预期要轻松一些。
进去的时候最早被羁押在一个“过度号”，“过度号”称为“一筒”，也称之为“严管号”，这是一个专门为第一次被送进看守所的人们准备的，相当於没有过经验的新人，在这里熟悉看守所内的生活，学习看守所的各种规则。我在这个“过度号”被羁押了３７天，在正式批捕之后，我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室。
“过度号”的面积比较大，进身有１２－１５米的样子，４０平米左右，关押了三十多个人，非常拥挤。送进去之后，已经是６月１日晚上七、 八点，监室里的人都在“坐板”，当时，号子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的电视节目，这叫“新闻板”，像这个洗脑节目是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必须要看的。因 此，我进去就被安排“坐板”，晚上还被安排“值班”，每个班两个小时，看着监室里的其他在押人睡觉，至於值班人数，一开始是四个人，后来，被送进来的人慢 慢多了，炕板上睡不下那么多人，就安排睡地板，很快地板上也挤满了人，于是，余下的人就安排值班，最多的时候这个“过度号”羁押了３８个人，因此值班人数 也达到了每个班次六个人。不过，我进去时人还不算太多，还能够睡在炕板上，只不过和所有的新人一样，睡在距离厕所最近的一个位置。
进去的时间一长，我才逐渐明白里面的生活规则，作为新人，我的待遇还不算最糟糕的，最起码的我没有被挨打。在我进去之前，看守所已经和“过渡号”里的牢头打过招呼，牢头已经提前知道我的情况，还专门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政治犯”。
一般来说，所有的新人进去之后都是要挨一顿打的，这是给新人一个下马威。首先，新人必须脱光所有衣服，光着身子围着监室走几圈，这叫做“身体检查”，看身上有没有伤，其实这项工作本来是由狱医来做的，但实际上朝阳区看守所的狱医只是应付一下差使，实际的“身体检查”就由里面的牢头来完成，连肛门都要检查，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转圈，对於一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精神虐待。实际上，这也是看守所的狱医将这个责任推卸给管号的狱警了，因为人一旦被送进了监室，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监室里面出现死亡或其他意外事故，管号的狱警是要受到牵连的，这就好像一条流水线，人被送到哪个环节，就由哪一个环节上的工作人员来把关，至於狱医，并不在这个流程上，无论他是否查验出被检查者的伤情，都不用承担责任。
“身体检查”这一环节过后，接下来新人就必须抱头靠墙蹲在地上，这就进入殴打环节，一般是由“二板”负责打人，用鞋底抽新人的头部，当然，这里面，这不叫打人，叫“教育”。这个打人的环节同时也是向新人介绍里面的人的环节，“这位是大哥”、“我是二哥”、“‘管教’应该怎么称呼”－－－“听清楚没有？”每说一句，就狠狠地抽一下，新人不能反抗，相反，还必须大声回答：“听清楚了”。
打完之后，再穿上衣服，同时，还会发放一件统一的、有编号的号服，通过了这个环节，新人才算是真正成为看守所监室大家庭的一员。接下来，就是给新人分配“坐板”的位置，值班的时间，以及安排睡觉的地方。
在朝阳区看守所，每天都必须“坐板”，每天八个小时，雷打不动，其他还有值班制度，以及食物供给制度，和其他看守所都差不多。审讯主要集中在刚进去时的前半个月，每天都来回折腾，和其他人的遭遇一样，主要是疲劳审讯，有时候，晚上刚刚睡下，狱警就把我提出去，对於负责审讯的警察来说，这些都是常规的动作，同样的问题反复审问，就是审问我在派出所“殴打”警察的“细节”，各路人马轮番上阵。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每天凌晨一两点回到监室里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不过，由于我们这些艺术家的工作时间和一般人不同，因为都是在晚上工作，因此，这种连夜审讯对我来说并不构成大问题，最难受的是白天同样不能休息。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抱一种体验生活的态度进入警察视线的，心态很放松，没有一般人通常会有的那种很强的恐惧感。实际上，从进入看守所的那一刻起，我就将这段被监禁的生活经历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件作品去仔细雕琢，因此，很快地，我就融入了看守所的生活氛围。
马萧：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是现行专政体系的最终端系统，通过一系列严酷的惩罚规则，将恐惧最终植入到每个人的头脑，最终实现他们对於权力的驯服。但是，即便在这里，同样也存在反抗的现象，对此，您是如何应对看守所的严酷生活的？
吴玉仁：我一进去心里就有目标，我知道我在里面要干什么，首先就是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这样，才能拓展自己在里面的生存空间，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交换，你有什么资源可以和大家分享、交换，有什么价值可以提供给他人，给他人以帮助，不管是牢头，还是其他的在押人。
显然，相对於那些普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我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提供给他们，我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触犯法律，内心很坦然，没有顾虑，这种自信心是其他在押人所没有的，因此，相比一般的新人，我更容易被其他人所接受、认可。
刚进去两三天，我就开始展现我生活的另一面，在应付日常的审讯之余，我开始作画，对于其他在押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我给其他在押人画头像，给每位在押人画一副个人的素描肖像画，还有就是画看守所内的场景，没有纸，就用监室里面的手纸，而牢头也感到很新鲜，他是因为赌球被送来的，他提供给了我笔。在监室里，笔属于违禁品，在押人是不允许私自持有笔的，但狱警会给牢头一支笔，因为他每天要做值班记录，即便如此，对牢头的笔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哪怕是笔芯用完了，都必须上缴给狱警，交换新的笔芯。
除了画这些，我还根据每位在押人各自的需要，画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有一位小孩喜欢卡通片，我就在他的Ｔ恤上画他喜欢的卡通人物。另外一个，在看守所，性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被监禁起来的人们长期接触不到女人，没有性生活，因此，在里面，性的话题是不受禁忌的，它甚至是在押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开性的玩笑，聊各自交往过的女人，等等，我就应一些在押人的要求，在他们的被子里画上女性的裸体画，各种不同姿势的女性裸体，供他们晚上睡觉时手淫用。在这个“过度号”，有两三位在押人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我都满足他们，听老号们讲，以前看守所不时发生“鸡奸”的现象，但自从安装了摄像头装置以后，整个监室无死角监控，这种“鸡奸”现象就没有了，哪怕是再强势的在押人，对性的渴望也只能依靠自己动手去解决，而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裸体女性的画像，正好可以迎合他们的心理需求。
除了画画，我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其他在押人，比如，我会给他们讲故事，我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家乡江苏常州、北京，加拿大等地教过书，经历比较丰富，表达能力、对语言的组织能力都很强，而且语言富有煽动性，因此，我讲的故事既新鲜，又很有吸引力，我进去之后，就给其他人讲故事。看守所的生活是非常枯燥、无聊的，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从对各自案情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不管是牢头，还是那些“鼠辈”，都有这种潜在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耐心地给他们讲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讲一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你马上就会成为他们精神食粮的泉源，你很快就会成为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人物。
这是第一个，我把外面的故事带给监室里的其他人，同时，我每天又在里面不停地创造新的故事，给大家的生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情趣，这个，你不用刻意去装，在号子里，所有人都会缷下他们的面具、各种伪装，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朝夕相处，想装也装不了，大家想听故事，我就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源，中间偶尔地再给他们画一两幅图画，不断地交织、穿插，逐渐地打破了以往监室里的那种单调、沉闷的生活氛围，在我心里，这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同时也把它当作一种成就来对待，因为我给他人提供了知识和快乐。
在这个“过度号”呆了不到十天，我就慢慢地成为号里的“三板”、“二板”，等到我有了影响力以后，我就要求牢头不要再虐待新人，不要打人，后来，这个号里就慢慢开始不再动手打人了。所以，等到３７天以后，我转到了另外一个新的监室，就直接当上了那个新号的牢头，看守所的正式说法叫做“值班员”，等做了新号的牢头以后，新换的狱警还跟我开玩笑，对我说“说这是值班员，其实就是牢头，我希望你做牢头，但不要做狱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