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八九民运中民众的心声
中国大陆现在正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状态逐步地、也十分艰难曲折地转向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之状态。毫无疑义，这种走向民主的运动乃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史无前例的和开天辟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重大作用、重要价值是自不待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之需要的。其对中华民族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其对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的无可估量的卓越之贡献，无论怎么估计，恐怕都不为过。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从野蛮的丛林法则转入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伟大进军，这是中国人民自立、自为、自强，进而融入世界文明之林的辉煌之证明。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把民主当做自己矢志不移地、孜孜不倦地、百折不挠地追求并予以实现的崇高目标，但令人遗憾、更使人痛心不已的则是，中华民族总是游离于民主之外，总是不能梦想成真地达成心愿，总是极其可悲地处于极权专制主义的阴云笼罩之中，始终在蛮横霸道的强权肆意妄为的沉重的压榨之下了无生趣地、默默地苟活着。中华民族与其所追求的民主不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是误入歧途、走上巨大的弯路，或者干脆就是相距十万八千里，阴阳相隔、天差地别。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骚；追求的是民主，得到的却是极权、专制。岂不悲哉？！
中华民族心向往之并热切期盼的民主，为什么竟要经历如此深重的痛苦、如此不堪的磨难、如此难过的局面？中国大陆的民主之路，为什么竟如此地坎坷、如此地泥泞、如此地荆棘丛生，乃至于千回百转？为什么中国人民总是灾祸连绵，始终没个完，倒霉连着倒霉，悲剧浩浩荡荡、无穷无尽？
细究起来，乃是由于冒充民主的各种假面具、假借民主的各种画皮在作祟，笼罩在民主之上的迷雾在发挥着蛊惑人心的巨大作用，由于有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胡搅蛮缠，以假乱真的、浑水摸鱼的、叶公好龙的、张冠李戴的、拉大旗作虎皮的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东西都来滥竽充数，都穿上了民主靓丽的外衣，都不可避免地搅乱了我们的视线、混淆了我们的思绪，因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不清民主的本质，辨别不了本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民主之真相，既不能把握民主之要义，又不能洞察秋毫地明晰假民主的诡计多端之骗术。因而可悲可耻地上当受骗，也就不能不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如果我们真正地热爱民主，就像热爱上帝一样；尽力地实现民主，就像从事日常工作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笼罩在日常生活中、毒化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民主迷雾究竟能有多么浓重。民主的迷雾实在是太浓重，既是积重难返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属于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尽力地破除所有的民主迷雾，以避免重走打着民主之旗号而行极权专制主义之邪路。
倘若我们总是处在民主的迷失之中，始终走不出民主的重重迷雾，那么，我们就不会也不可能看清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明确地认识到民主所应具有的内涵与意义，我们就必然是非混淆、善恶不明、稀里糊涂，我们就极有可能一如既往地被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假民主之花言巧语所蛊惑，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视假为真，把谬误当成了真理，把极权专制主义当做真是那么一回事儿的民主了。
必须破除民主的重重雾霾，并拆掉民主的各种障碍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人民极其可悲地陷入了民主的迷雾之中。形形色色的假民主搞得人们眼花缭乱、五迷三道、不明就里，甚至无所措手足，于是便都普遍地受到了极权专制的肆意妄为的欺骗、压榨，以致于横遭旷世未有的无穷无尽的巨大磨难、巨大灾祸、巨大悲剧。中国人民从未真正地经历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洗礼，也从不知道民主制度所可能或必然带来的各种益处，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确立民主的正确观念，更谈不上确立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从来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全面地建立过、实行过，可能有那么一阵子好像实行了民主，但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有如过眼云烟一般地转瞬即逝、渺无踪影。正因如此，贴着各种各样的民主标签的极权专制才能变换着花样地、无所不用其极地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坑绷拐骗。
民主，说到底是个舶来品，起先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主要表现在多数人的决定事务上，但却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制度经过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已经得到缓慢的发展，再经过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的制定，经过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尤其是华盛顿作为美国的建国之父对于建立美国民主制度所发挥出来的率先垂范的独特作用，都毫无意义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借鉴人类历史上极其可贵的民主实践之经验，我们对于民主制度的中国化应当具有充分的乃至十足的信心，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在充分觉悟的基础上所可能或必然形成的普遍追求和必将达成的良好愿望。
我们应当做好民主发展所必然经历的无上光荣而又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准备：1）民主制度是个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个从一开始不怎么成熟到经过反复博弈、较量而逐步地发展、愈加成熟成型并且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如今已经进入到如美国那样非常成熟、全面鼎盛的民主时代；2）民主制度必须经过奋力争取，才能最终赢得。不争取，民主制度是不可能赢得的。也就是说，争取民主必然付出一定的乃至相当程度的应有代价；3）建立民主制度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不切实际地奢望民主制度一下子就可以大功告成。要集若干次小胜为一次大胜，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民主的实力，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逐步地夯实民主的基础。须知，建立民主制度，尤其在中国大陆这块民主的荒芜之地建立起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必须要进行长期的韧的战斗才行，最好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特别要首当其冲地和开宗明义地拨开笼罩在民主之上的重重迷雾，以去伪存真，以把握民主的本质；4）”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中山)。是做民主的推进者，还是做民主的反对者；是尽其所能地推动历史进步，还是负隅顽抗地阻挡人类文明的浩荡之流，每一个国人，何去何从？必当择善而从之。
对于苦难的中国大陆来说，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以往不堪回首的历史中，民主的迷失简直太多了，民主的迷雾实在太浓重，民主的失落已经太久了。可以说，上个世纪整个一百年都没有把民主的本质搞清楚、弄明白。这种情况，又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在以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二十一世纪里，如果对于民主的真实含义仍然不清不楚，仍然稀里糊涂地一脑袋浆糊糊，那么，又怎么能够在极权专制主义肆意统治的中国大陆堂堂正正地、也十分顺利地建立起全新的民主制度？
如果不能够完全彻底地破除民主的迷雾，那是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民主转型的工作的，那是不会也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的。因此，热爱民主、追求民主、捍卫民主、实现民主，我们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所应做到的，就是要拨开积重难返、荒凉苍白的民主迷雾，拆掉横亘在民主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脚踏实地、昂首阔步地奔向民主的康庄大道，义无反顾地追求并实现至高无上的民主目标。
1、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其实是个惊天大骗局
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匪夷所思地、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民主，但却从不予以实行。比如，毛泽东曾经煞有介事地谈论过民主。特别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毛泽东把民主简直是说得个天花乱坠，满嘴吐沫星子乱飞，张口一个“民主”，闭口一个“民主”，但这些都不过是嘴上混气儿而已。
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黄炎培等人曾经访问过中共统治的延安，并会见了当时的中共首脑毛泽东，于是就产生了闻名遐迩的“窑洞对”，或叫做“历史周期律。”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便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窑洞里讲民主，是因为此时他正与蒋介石争天下。为争天下而讲民主，是毛泽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策略运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通过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而向世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共一心一意地追求的，不过就是中国的民主而已。
经过一番为民主而奋斗的虚与委蛇的和瞒天过海的乔装打扮之后，俨然民主捍卫者的毛泽东一经掌权执政，便几乎马不停蹄地立刻撕下了所谓民主的假面具，凶相毕露地展现其专制独裁的真面目。
通过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关于民主的一番高谈阔论，我们可以看到；（1）毛泽东跟黄炎培所谈的民主，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民放了一个浓重得化不开的巨大的烟雾弹，包括几乎同一时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九十多篇呼吁民主自由的文章，都是花样翻新的、琳琅满目的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烟雾弹，目的是要以冠冕堂皇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以民主追求者和民主捍卫者的名义，诱使亿万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欲盖弥彰的巧舌如簧之下，在巧舌如簧的偷梁换柱之下，当时天真烂漫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便纷纷地把一切美好的希望、把自己的一切，甚至身家性命，都不计后果地、一股脑地投向给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帮助毛共推翻了国民政府，使毛共巧取豪夺地争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庭。岂不知，此乃助纣为虐也！其后不久的历史发展均已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无比悲惨的巨大劫难与巨大创痛。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活该倒霉，还是九州华夏的必有一劫？
古今中外的骗子从来都是摇唇鼓舌、花言巧语，简直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话说尽的目的是要博得受害人的信任。为了博取信任，什么好话都能说，什么毒誓都敢起。说的简直没得说，不容人不相信，因为这是骗子绞尽脑汁而设计出来的包藏祸心的一个个圈套，是由美丽的言词所编织出来的一个个货真价实的大坑。圈套，是让你钻进去；大坑，是让你跳进来。骗子是只说不做的。毛共为了与蒋介石争天下，说民主，唱民主，为了笼络人心，便在空中给人们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馅饼，一个叫做民主的馅饼，岂不知，却原来实在是个硕大无比的有名无实的民主之泡影。毛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民主？恐怕连影子都见不到，更不用提什么其他的了。这，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律”所做回答的意义之所在。这正是：毛共骗人无商量，谎言欺世“窑洞对”；施放烟雾搞迷惑，夺取政权方为真！（2）毛共建政之后，从来不提民主，也坚决反对民主。谁要是提民主，谁就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必然遭到迫害，不是被监督改造，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被肆意枪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证明，谁要是胆敢监督中共政府，谁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没有掉脑袋的准备，那是根本不可能监督中共政府的；没有倒透霉的心理预期，那就不要对于中共政府提出任何一针见血的批评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把一切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反动派、为敌人、为反革命、为害人虫、为牛鬼蛇神、为敌对势力，而必须予以严厉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残酷暴烈的阶级斗争。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空前凌厉的攻势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频频出击下，谁还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任何真实的想法、意见和建议？那不是自找倒霉、自找不自在、自寻死路一条吗？毛统治时期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这般的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之风尚；（3）在毛共建政后，如果谁胆敢按照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去做，即人人都起来负责，那就必然遭受极其残酷的乃至格杀勿论的镇压，谁负责，谁就倒霉，谁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命呜呼、呜呼哀哉，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于负责？谁还能够负责？人人负责根本行不通，所以就只能形成人人都不负责，既不能为自己负责，又不能为他人负责的可悲可耻之状态，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刻意追求的一统天下、号令一切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状态。毛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在延安“窑洞对”的说辞，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截然相反、天差地别；（4）“历史周期律”是毛共对于民主人士所开的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瞠目结舌的国际玩笑，因为信誓旦旦的夸下海口犹言在耳，再看看毛泽东篡夺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际大骗子的丑陋不堪的可耻之嘴脸。
应该用毛泽东沾沾自喜的和津津乐道的狗屁不通的所谓诗句“不须放屁”，来论证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论的“历史周期律”。这，倒是更为恰如其分一些、也更为直截了当一些。换言之，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不过就是一个崩向全国、崩向全世界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响屁而已，却熏红了污染了更毒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搞得华夏故土的山上水水、城市和乡村都污浊不堪、满目疮痍，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深受其害、创痛惨重而又无法自拔。其恶劣影响实在是既深且广，顶风臭个十万八千里！
2、莫名其妙的“民主的阴暗面”，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所灌注的迷魂汤
说民主有阴暗面，目的是要否定民主、反对民主、排斥民众，是要让人们觉得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民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民主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阴暗面，就是不光明。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抹黑民主，唱衰民主，让人们丧失对于民主的信心。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么追求民主、实现民主，也就没有更不可能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了。与其费劲巴拉地追求民主，最终获得的不过就是民主的阴暗面而已。何苦来哉？人们要追求的是民主的光明，但收获的却是民主的阴暗面。既然民主有阴暗面，那还追求民主干什么？那不是自讨苦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心甘情愿地寻找不自在吗？
“民主阴暗面”这种论调一出笼，注定在广大愚民的头脑中产生出滚雪球的不断放大之效应。其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消解民主的负面影响，实在是不可小觑、不容低估的。因为这种论调愚钝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陷入在茫茫一片的阴暗面之中而根本无法清醒过来，更看不见民主制度的光明前景。脑袋被莫名其妙的民主阴暗面给搅得都成一片浆糊糊了，又如何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宝贵之价值？又如何能够认识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躲在一旁偷着乐的极权专制主义图谋不轨并从中渔利的丑恶之嘴脸？
相信了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不免中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精心设计的极为巧妙之奸计、之诡计。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人们相信还存在着民主的阴暗面，人们就一定会容忍现实的不怎么阴暗的甚至有些光明了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领导或统治，人们也就根本不必追求什么民主了。因为“民主的阴暗面”到底有什么值得人们趋之若鹜、孜孜以求的呢？还是不要有什么幻想了吧，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本本分分地做一个顺民、奴隶或奴才了吧。
民主有什么好？一天到晚闹哄哄，搞得四邻不安，人心惶惶，甚至天下大乱，况且，民主也不应是东方人，尤其不应是中国人所享有的。因为根据中共党魁的一贯指示，中国人素质低、人口多、南方北方温差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底子薄、文盲也不少。如此等等的不利条件均证明，搞民主还不成熟，还远不是时候。另外，即便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啊。那得等，等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或以后再说吧。至于等死了多少人，至于把多少中国人都给泡得流稀、都成转不过弯的脑残，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不过，中共的历届党魁一直极其顽固、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人压根天生就不适宜于搞民主。
有个外国人前不久写出了一本有关“民主的阴暗面”的著作，说的是种族大屠杀是由民主所引致的。其实，这种肆意栽赃民主的论调纯属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事生非，牛头不对马嘴，简直不值一驳。但“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却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民主是危险的，是极其危险的。是一种有害的毒药，谁要是喝了民主的毒药，不死也得半个昏，所以还是要尽力避免为好。视民主为洪水猛兽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正在被民主化的浪潮逼得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之际，一听到“民主的阴暗面”，便如获至宝，便大力鼓吹，便开动全部的宣传机器，使出浑身解数地广布天下，以唱衰民主，以压制民主。极权专制主义者就是以如此这般的小儿科的伎俩来诱骗天真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以防范人们昂首阔步地走入民主的康庄大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是，还是让中国人民一如既往地谨小慎微地听之任之地听党话，心甘情愿地跟党走。所谓的“民主的阴暗面”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人们灌下了似是而非、胡搅蛮缠的迷魂汤，从而使人们稀里糊涂地迈进了极权专制主义精心设计的圈套，并大大地减弱了人们追求民主的雄心壮志，从而使不少人认为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生活，能将就就得过且过吧。既然“民主的阴暗面”就摆放在那里，民主的情况又能够好上多少呢？灌了迷魂汤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完全彻底地斩断了不屈抗争的念头。这，正是“民主的阴暗面”之论调受到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欢迎、热捧并不遗余力地大肆张扬的根本原因。“民主的阴暗面”可是帮了极权专制主义者的大忙了，堪称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响当当的迷幻药、麻醉剂。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从来都是如此这般地似是而非的，无不充满无理搅三分的邪恶的诡辩之伎俩。“民主的阴暗面”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似是而非实际上就是诡辩论那一套。诡辩论就是偷梁换柱、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浑水摸鱼。
与极权专制主义相比较，民主从来都是光明的；与民主制度相比较，极权专制主义从来都是黑暗的。两个泾渭分明、本质上南辕北辙的东西，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哪个野蛮、哪个文明，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吗？为什么绞尽脑汁地极尽污蔑民主之能事？就像扣屎盆子一样地给民主扣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难以理喻的阴暗面？
见过信口开河的，但没见过这么信口雌黄的；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毫无廉耻的！
3、“民主是个好东西”，实乃骗人无商量的大忽悠
前些年有个叫做俞可平的副部级领导煞有介事地写了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一篇文章，于是人们就绞尽脑汁地纷纷猜想，一定是中共的头头脑脑又要搞什么惊世骇俗的大动作了。一时好评如潮，趋之若鹜，点赞者如蚊蝇逐臭般人头攒动。可是，人们等啊盼啊，盼啊等啊，七、八年过去了之后，甚至十几年过去了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因为一切都是依然如故，还是一样的极权专制。看起来这里面糊弄的东西、欺骗的成分，要远远地大于实际内容。其实，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跟说“金子是个好东西”、“美味佳饶是个好东西”、“美元是个好东西”、“飞机是个好东西”、“球是个好东西”——不都是一样的毫无意义，一样的毫无价值，纯系多此一举的废话吗？
但就是这样毫无意义、毫无内容、毫无价值的冠冕堂皇之幌子，竟把我们中国大陆可怜兮兮的知识分子们都给糊弄得一愣一愣的，都五迷三道了，都忘乎所以地山呼万岁了，到头来都不过是滑稽可笑的竹篮打水或水中捞月的一场空而已。
骗人无商量的大忽悠，恐怕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拥有巨大无比的市场，才能畅行无阻、横行无忌、招摇过市，并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所谓时尚。
4、用民主做招摇撞骗的弥天大谎，是屡试不爽的伎俩
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自吹自擂地把民主挂在嘴边上，用以实现自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之目的，甚至把民主当作自己的护身符、当作国号来使用。例如：布尔布特领导的民主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把其统治的柬埔寨变成了一片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还哪里有一点点民主的影子？全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暴烈、凶狠残忍，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的滔天罪恶。还有，金日成统治的国家叫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但民主，而且后面还加上了两个字“主义”，叫做民主主义，似乎民主已经成为必须信仰、必须执行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了。“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指，在这样的国家里什么都是民主的，是不民主坚决不行的。我们知道，民主，不应该加上主义。加上主义的民主，就是民粹主义、就是暴民统治，就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的东西了。在朝鲜，难道还能够看到任何民主的表现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的暴君如金日成和他的儿子金正日之流，如金正日的儿子、金日成的孙子金正恩之流，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地、大张旗鼓地、大言不惭地打着民主的旗号招摇过市呢？其目的就是用民主的靓丽色彩给自己根本不要脸的脸面贴金，以达到蛊惑人心、欺世盗名、欲盖弥彰、浑水摸鱼的不良之企图。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把民主当作幌子。说的是民主，行的却是反民主的极权专制，或者是边实行残酷的极权专制，边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民主，哪怕连民主的一丝一毫的影子都没有，也要大言不惭地信口胡咧咧地说民主。国民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共所谓的民主不着边际。所谓不着边际，就是满嘴胡咧咧的意思。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只说民主这个词组，却根本不提民主的本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正像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而大搞党魁的个人独裁一样。他们高喊民主的口号，却把民主的实际内容扔弃一旁，不予理睬。他们不但架空了人民，也同样架空了民主。正如人民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妄为地和全面彻底地异化了一样，民主也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和完全彻底地异化了。
中国的民主，说到底只是名义上的和语义上的民主。所谓名义上的民主就是说，内容远离实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所谓语义上的民主，是指装饰性民主、标签式民主，是指既不反映现实状况，也不起实际作用的民主。民主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句有名无实的花架子一般的宣传口号，是瞒天过海的一个幌子而已。
民主的名称被极权专制主义者玩弄于股掌之上。“民主”二字在他们那里常常脱口而出，仿佛他们是民主的天然的和无可替代的代言人一样。但民主的本质内容则被他们弃之如敝履，或被驱逐到哇爪国里。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民主当作一个蒙人骗人的口头禅而已。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与民主的本质内容是根本不搭界的。这样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显而易见是把民主作为一种骗术，以售其奸地贩卖他们那一套极权专制主义的黑货。
5、民主的虚化与滥觞，对民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人们常常耳濡目染所谓的民主。走在大街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写有民主字样的标语和口号，更不用说在报纸杂志上、广播电视里，无不充斥着民主的词句和声音，更不用说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的讲话、报告里蜂拥而出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和语言了。这，就是民主口号肆意泛滥的现实。
对于不了解民主实质的人来说，仿佛真的进入了一个业已实现了民主的文明社会了。然而，对于一个知晓民主本质的人来说，这个把民主玩弄于鼓掌之上、把民主的词藻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现实，却是连一点点民主的气味都没有的，更谈不上任何民主的实质内容，简直是假、大、空的胡扯。也就是说，现实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招摇撞骗的各种各样的虚词而已。在这些所谓民主的冠冕堂皇的虚词下面，却货真价实地实行着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这，正应验了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然说的、唱的都是民主，那么，为什么干的却是与民主的表现反其道而行之的阴暗、苟且之勾当呢？为什么还要极尽所能地迫害、打击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的仁人志士呢，并把民主精英们都统统地关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阴暗狭窄、戒备森严、由高墙和铁丝网围圈起来的监狱呢？
本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却偏偏打着冠冕堂皇的民主旗号，无所不用其极地空喊民主词语，以达到混淆视听、瞒天过海之效果，从而使不懂民主本质的泱泱之众程度不同地乃至极大程度地上当受骗。而中国的广大愚民对于民主的实际内容也是得过且过地稀里糊涂，犹如脑残一般地辨别不清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之所在。
6、“民主了，就会乱”的论调，纯系胡说八道
有一种谬论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因为一民主，就会乱，仿佛民主是动乱的导火索一般，好像中国非得实行极权专制主义不可，似乎中国人遭受极权专制主义的压榨是命该如此、活该倒霉。因为按照“民主了，就会乱”的这种观点来看，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倒是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了似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民就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下保持苟延残喘的所谓稳定了，既然稳定是中共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这种是非颠倒的谬论在中国大陆还真的颇有市场，也的确能够迷惑一些糊里糊涂的脑残、奴才和犬儒，人们于是不可避免地认为，还是不要发生动乱的好。于是民主不民主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少不是那么要紧的了。即便生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也就只好抱着混时度日的态度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了，虽然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不免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公、不正、不义之对待，但只要能够活着，只要能够喘气，哪怕有再大的冤屈、再多的愤懑、再难以忍受的苦恼，也就只能将就一天是一天了。
为什么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冤假错罪案？更有成千上万的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访民都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求诉无门、啼饥号寒、叫苦连天？为什么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始终做不到为广大的民众分忧解难？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赤裸裸的现实吗？这样满目疮痍的景象之所以不胜枚举地、举不胜举地、泱泱之众地、不可抑制地出现，星火燎原地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连绵不绝，实在是因为极权专制主义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因为非民主、不民主、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实乃动乱的深渊。极权专制主义是绝不可能产生任何稳定之状态的，即便用刺刀维持的稳定，也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暂时的现象而已。要知道，民心不稳，一切都稳不住。
与此相反的却是可以而且能够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永续发展的长治久安。因为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各种民意都能够得到行之有效的反映，人们在极权专制主义统治下所具有的沉重的压抑感就会一扫而光，民智就会豁然洞开，人们的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由于实行三权分立而不能一权独大，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在宪政的体制下受到限制的权力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肆意滥权的可能和机会，权力之恶就会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乃至消解于无形。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权力，无论其来源，还是其运行；无论其权力架构，还是其施政方针；无论其运行成本，还是其运行效果，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接受人们随时随地的检查、督促、指导、批评。所有的政务都要公开而且透明，除了极少的事关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问题可以由法律规定为一定时限的机密之外，一切的政务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公开的、透明的。不公开、不透明，是坚决不行的。既然是公权力，就绝不可能有所隐藏、有所遮掩；民主政体必然是竞争性的开放性的政治体制。所有的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政治党派都可以依凭自己的能力、水平、实力等在社会政治的广阔舞台上施展其各自的政治抱负，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由此而确立自身独特的价值。故此，多党竞争并接受民众的选择而寻求执政的权力，就是势所必然的顺理成章之事。多党制而不是一党制，能够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一党制常常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一无作为。更有甚者，一党制总是连绵不绝地制造惨绝人寰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越是一党专政的大党，制造起悲剧来，就更是肆无忌惮、惨绝人寰、荼毒天下、罄竹难书、一言难尽。再不好的多党制由于有竞争的激励机制起作用，总要比尸位素餐的一党制要好得多得多；由于政府领导人是全民竞选的结果，而不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在密室里策划的结果，因而必然拥有现代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决断力，通常能够审时度势、博采众长，妥善地处理国计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所以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迫切地呼吁最好能够在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适合于中国大陆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市场。现代政治家市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形成气候，并成为规模效应。所有立志于服务民众和社会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在别开生面的政治家市场上闪亮登场、一展风采，并表示出自身所具有的非同凡响、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雄心壮志、气魄、能力、水平，等等。
如上所述的民主制度之系列表现，必定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和意义深远的良好之影响。在民主制度下，社会的稳定是必然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热热闹闹、也不那么刻板而稳定，但实际上由于民众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社会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一切的潜力都找到了尽其所能地施展和发挥的良好场所和顺畅通道，所以人心必然稳定。而人心稳，就是社会稳，就是国家稳，就是一切稳定的根本之保证。
但有一种情况却很值得人们的警惕和注意：在极权专制主义由民主制度取代之后，也许会出现一定时期的或长或短的不那么稳定的状态。这恐怕是因为民主制度还尚未从根本上得以确立起来，而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势力又不那么甘心自动地退出其所霸占的历史舞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里所出现的新旧势力博弈的过程，是极有可能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由以往的极权专制主义势力所造成的暂时的动乱，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风雨过后是彩虹；极权专制主义一经消亡，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本质必将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大陆带来一片稳定、祥和、快乐之气象。
“一民主，就会乱”之说词，可以休矣！
7、“素质低，不能搞民主”，是欲盖弥彰的托词
“素质低，不能搞民主”，这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瞪着两眼说瞎话的无稽之谈，这是江氏对于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极大侮辱和极大蔑视。现代的中国人素质再低，恐怕也绝对不会低于二百多年前、由大英帝国所统治着的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那时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是农民，连识字的人都没有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文化了。按照中共党魁的说法，素质算是够低的了吧？但正是这些低素质的人民在华盛顿的带领下，一手创建了坚如磐石的伟大的民主制度。二百多年前衣衫褴褛的美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二百多年之后衣冠齐整的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做得到？如果低素质的人民不适宜于实行民主制度，那么比中国大陆的人民还要贫困得多、落后得多、文盲也更多的缅甸人民，为什么能够开放党禁、报禁，并堂堂正正地举行了全国大选，已然气势雄壮、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康庄大道？低素质的缅甸人民可以做到的，比低素质要高一些甚至要高许多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却不能够做得到？难道有谁非得把中国人民都要统统地变成低素质并且是永远低素质的人民吗？
低素质，正像贫穷落后一样，都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广大土壤，也是极权专制主义者千方百计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企望达到的罪恶之目标。因为只有低素质，才能允许极权专制主义的兴风作浪、肆意滥权、祸国殃民。高素质的人民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罪恶、邪恶肆意逞能、胡作非为的。高素质的人民是要坚决彻底地打垮极权专制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的，是一刻也不能允许它肆意妄为地祸国殃民、横行霸道的。
8、“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的论断，是不切实际的
有一种风行一时的说法叫做:经济发展了、富足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极权专制的状态转向民主自由的状态。这种论断不但在国内有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有市场。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种似是而非之概念，仿佛穷困就必然造成极权专制主义，而富裕就会自动地产生出民主自由。实际的社会状况常常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大相径庭，刚好相反。也就是说，不是贫穷落后造成了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而是极权专制主义是贫穷落后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换言之，极权专制主义必然造成贫困、落后、封闭等等。要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克服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实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应该、可以而且能够产生出富裕、繁荣、文明、进步，等等。
民主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可靠保证，是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人权通常是通过自由得以表现的。反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由于限制人们的自由、否定人权之本质，所以必定是贫穷落后之根源，必然造成贫穷落后之社会。
是贫穷落后还是先进富裕关键就在于：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还是民主自由制度。实行保障自由、捍卫人权的民主制度，虽然一开始可能贫穷落后，但用不了多久或假以时日，人们一般来说都一定会富裕起来、发达起来、先进起来的。因为民主制度是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反之，实行了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哪怕现在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都普遍地富裕，但用不了多长时间，人民的钱包就会大大地缩水，穷困潦倒就会如期而至，惨不忍睹的落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着的可耻现实。这，乃是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无穷无尽的事例可以证明的。中共建政之前，当时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自诩为英明伟大的领导之后，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位竟达到了一百名左右。如果这个例子不算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伊拉克应该算是另一个例子：以前的伊拉克人民经济富足、安居乐业，每家每户年收入几乎都能达到五千美元以上。谁曾想，伟大领袖萨达姆•侯赛因掌权之后穷兵黩武，肆意妄为地收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地大搞政治斗争。没几年竟把伊拉克人民搞得个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乃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伊拉克人民就经历了从富裕到贫穷两重天的鲜明对比的生活。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是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所必然造成的惨绝人寰之恶果，一切都是极权专制主义惹的祸。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胜枚举。像前苏联的例子，像现在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那个样子，像古巴、越南等，都可以作为栩栩如生的例子。这些极权专制主义的例子证明，祸根就在于不民主、不自由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在于残民以逞的腐朽没落的极端无耻的治理方式。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后期，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统治者也通常能够在外部的强制压力下，逐渐地乃至尽力地放松以往对经济权力的某些管制，不再像以往所做的那样，对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要实行极为严酷的管制了。后期对于经济管控的松动，有利于激发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创造，经济发展也的确能够取得一定的良好之效果。人们有钱了、富足了，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了，但也不过是打下了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经济基础而已，却绝不是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有钱人不一定非得要追求政治上的开放和自我权利的实现，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虽然两者可以互相影响。换言之，有了中产阶级，但仅仅是物质满足的中产阶级而已，并不一定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必然之结果。
富裕，仅仅是走向民主制度的好的条件和可能而已，但却不是绝对必然的条件。走向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来源于人们应有的确保自身价值之强烈要求，这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此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加以卓有成效的切实的保障。这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和内在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强劲动力。中产阶级如果一心一意地钻钱眼，而置其他的一切于不顾，只看到自己一亩三分田的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没有考虑到自身长远发展的根本之利益，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思想意识，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建立民主制度以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和迫切渴望。在既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意识，又没有如此这般的内在要求的情况下，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是绝对不会主动地或自动地转入到民主自由的制度中去的。
“人们富裕了，社会就有可能向着好的方向转化了，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一定会转入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来”，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既是幼稚的，又是滑稽的，因为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是一厢情愿的，是无稽之谈的。
9、“搞民主选举，那是要花大价钱的”，乃是十足的误导
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党控媒体一直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需要耗费成千万上亿万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花钱无数，为的是选一个人当国家总统。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比如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可能一分钱都没有花。钱倒是省下了一大块，但中国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呢，却是成百万上千万滚滚落下的头颅，是血泪交织、伏尸千里、满目疮痍的无尽哀伤、悲凉和有如长江大河一般浩浩荡荡的难过、叹息和一望无际的悲剧。中共党魁没有经过竞选而一下子就成为万民必须拥戴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其治国理政之能力究竟如何，历史和现实都给出了明白无误的考试答卷。给个零分都算是烧高香的了，层出不穷的极大的负数，恐怕是其取得的唯一之成绩。因为这些位高权重的所谓领袖人物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的事情，都基本上是两眼一摸黑，更无从知晓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纷繁复杂的内容，依然用《三国演义》里欺诈狡猾的各种伎俩来指导整个社会的运行，以至于把一切都弄得乱了套。不但窒息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且也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不但毁灭了古老的中华文化，斩断了人类文明的持续相继，更没有适合于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等等。
在中国，一个领导常常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当上就当上的。无准备，既无思想之准备，又无学识之准备；既无才能之准备，又无素质之准备，因而必然无能，而且是普遍的无能。而无能的位高权重的领导所作的一个决策，就可能一下子把成千亿上万亿的真金白银都统统地化为齑粉或扔进了水里。比如，好大喜功的中共党魁毛泽东惯于慷国家之慨，劳民伤财地极大地浪费无穷无尽的民脂民膏，用战争动员的方式从事诸多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经济运动。无论是多快好省地赶英超美，还是砸锅卖铁地大跃进，都不过是兴师动众地制造出一堆又一堆经济上的污泥浊水而已。像毛泽东这样的乱折腾，除了制造全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都没有的大灾难之外，还能搞些什么子午卯酉的名堂呢？一分钱都没花的、据说省了一大笔钱而当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善于拍脑门子处理国家大事，善于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所谓的“科学决策”，虽然连一点点科学的内容、连一点点技术的含量也没有，完全是拿着海量的人民币当儿戏，而尽其所能地抛洒，潇洒大方地浪费。比如强行上马耗费成千上万亿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巨大工程，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是祸在当代、也祸在千秋的根据领导意志拍脑门子工程，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额损失的灾难之标志。
极权专制主义为了否定民主、排斥民主，污蔑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什么“搞大选，是要耗费巨额金钱的”。是的，选举是要花钱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抑或在其他地方，凡是选举，都是要花钱的，需要花上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美元的，但为大选而花的钱却绝不是白花的。因为每一次选举，民意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示，各种诉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反映，不同政治势力、政治人物都能够在相应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能够适得其所地提出各自的治国理政的不同的政治方案，并无一例外地接受选民的评头论足、批评、指导以及最终之选择。竞选一个总统，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的浩荡不已的社会运动之过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谁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意见、建议，各种思想、各种言论都能够找到宣泄的渠道。如此这般的思想解放，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解放。选择一个总统，是广大民众自我认定、自我展示、自我逞能的重要标志、重要渠道和重要方法，是整个社会的知识、智慧、能量、创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潜力的充分涌流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检阅。选择一个有能力、有水平、有素质的限任制的总统，总要比一个没有经过竞选，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认定而自我同意和认定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领袖要好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通常以无能为标志，并且常常以造成巨大的灾难、人祸和悲剧作为结果。
在民主国家，通过竞选而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通常是绝不会干出拍脑门子决策，动辄斥资成百亿上千亿去搞一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好大喜功的工程的，更不可能出现像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这样的无利于国计民生却虚掷巨量民脂民膏的事情的。倘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不可饶恕的职务犯罪。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有议会的民意代表为此激烈辩论，为某个项目的值与不值进行各种利弊的分析，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探讨，争议是绝对必须的，不争议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一致举手赞同而没有争辩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不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充分地表达民意，无论众议员也好，还是人民代表也罢；无论是参议员也好，还是其他负责人也罢，那就只能解甲归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得了。因为不能对民众负责，不能对民众的利益负责，也就自然而然地丧失了自己作为民众代表的光荣而又神圣的职责。像申纪兰这样的所谓的人民代表，毫无自己的独立之见解、只知道唯唯诺诺、无论干什么都是举手同意的政治僵尸，只有在僵尸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里方可有存在之机会。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议会里，恐怕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想也不要想，连一个小时的存在都不可能，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申纪兰却能够僵尸般地存在着，行尸走肉般地存在着，竟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倒翁，竟僵尸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并将会一直存在下去、也真是出了奇了，奇了怪了。僵尸的人民代表绝非只有申纪兰一个，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僵尸一般的一分钱没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拍脑门子决策的过程中，竟能够无端地浪费百万、千万、亿万的民脂民膏——这些属于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来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向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好大喜功的滥尾工程。难道这样的事例还要一一列举吗？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吗？
花钱选举一个有素质、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人，其所做的决策必将为社会节省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资金。因为一方面他得为其所做的决策终生负责，另一方面议会必须对其所做的决策进行严格的审定、严格的把关。还有的是，独立的新闻媒体必将对其决策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论证、判断。纠错的能力，相当之强大，完全可以把不利的因素消除于萌芽状态，从而使任何的浪费都变成不可能。相反，一分钱都没花的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和认定的国家领导人，却常常惯于拍脑门子决策，一意孤行地推行其主观之臆断，再加上没有任何制约，所以一掷千金、万金、亿万金，反正也没有人敢追究，反正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控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任谁也不敢妄议。谁要是胆敢说三道四、信口开河，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被打入冷宫或移送司法机关。所以领导定的事情说上马就上马，花钱如流水，金山银山猛劲往上堆，堆出了一堆又一堆的满目疮痍的都可以叫做货真价实的滥尾工程。
搞民主，就应当付出一定的合适的代价。选择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需要全民族付出应当付出的一定的成本。因为付出了成本，才能购买到人们所需要的好东西。既然是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又是好领导，并且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有素质的好领导，那么付出一定的成本，也是应该的、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正像购买好东西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样。进行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开启民智，让所有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都拿出来充分地亮相，并接受人们的严格选择和最终认定，让不同的总统候选人都出来闪亮登场，展示才华、学识和能力等等。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表，选择服务于自己的掌权者，全国平均下来，每人交几十或几百块钱，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应当说，这是完全合理而正当的，也是别无选择的正确的正义的行为。搞选举的钱是必须花销的，因为这是人民自我选择所必须付出的应有的合理代价。至于极权专制主义对此所搞的肆意抹黑的污蔑之词，无疑应该予以彻底推翻。
10、极权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反民主的自吹自擂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说，非民主的制度通常能够调动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的确，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民主制度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为难以排除一切干扰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实行了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无论干什都得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去办。有些事情，特别是干大事情，也许就很不容易办，或者就根本办不了。在全社会的动员能力方面，民主制度看起来确实比不上极权专制主义制度。
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确有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可以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明确地了解到，其所办的大事一般都是惨绝人寰的、恶贯满盈的、罪恶滔天的大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所干的，是扩展生存空间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对于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是极端残忍地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希特勒所干的确实是大事。然而却干的是种族灭绝、发动战争、毁灭人类之事。这样的大事是灾难、是人祸、是悲剧。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不干这样的大事。因为这样的大事只能给人类造成痛苦、悲剧。这样的大事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是必须加以彻底地摒弃的。
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是能够干大事的，例如把俄罗斯及其人民都给搞得个天翻地覆、乌烟瘴气，为了建设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竟可以把一半俄罗斯人、把成千万上亿万的俄罗斯人民强行地驱赶进暗无天日的地狱里，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共产党的特权阶层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到处建立庞大的监狱系统、劳动改造场所等被称之为古拉格群岛的改造场所；还有，肆意妄为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把其统统地收归国有，即所谓全民所有;肆意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无法无天地进行抢劫似的国有化、公有化。不但资本家、地主、富农的私人财产被完全彻底地剥夺而去，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生命也遭到惨不忍睹的斩尽杀绝。这样的大事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确干了不少。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难道就是这样的残民以逞、杀人如麻的吗？与其干这样的大事，莫不如直接称之为制造惨绝人寰的灾难和悲剧为好。与其有这样的干大事的制度，真不如没有这样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的制度。这种制度真乃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极其卑鄙、无耻、下流。这样的大事，是反文明、反人类、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能干大事的还有一个叫做布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党，即所谓的民主高棉的领导人。布尔布特率领红色高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鼎力支持和全面帮组下，在柬埔寨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屠杀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将近二百万柬埔寨人统统地死于非命。红色高棉以武力攻占金边之后，立即坚壁清野，把所有的城里人都统统地赶往乡下，进行超负荷的强制劳动。稍有不从，便遭殴打，甚至无端枪杀，到处建立审讯室、劳改营、监狱，对所有的工商业者基本上不留活口，甚至看到戴眼镜的近视眼的，都难以理喻地认定为不可饶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杀无疑。布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确实是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集中力量干大事方面，恐怕谁都比不了毛泽东气势雄壮、气壮如牛。毛泽东的确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革起人命来，杀人如草不闻声。一次土改，就把二——三百万的地主都给消灭了；一次镇反，就把三——-四百万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就给消灭净尽。按比例杀人，把中国大陆直杀得个江山为之变色，大地为之染红。一次反右，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几乎全军覆没；一个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三面红旗，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四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就被极其残忍地饿毙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打砸抢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文斗武斗一起搞，引发了全面的内战，其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生命损失等各种各样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其恶劣影响既深且广、无远弗届。不但在草菅人命的大事上堪称一绝，在经济建设上干出的劳民伤财之大事，难道还少吗？全民大练钢铁，练出了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废物，徒做了多少海量般的无用功？请问，诸如此类的大事干出来，究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也是善于并且能够干大事的。在金元帅极其儿子以及孙子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每年以三十万人饿死的速度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昂首阔步地挺进。金正日及其儿子金正恩还能够集中力量搞核武。搞核武当然应该算是办大事，其目的就是穷兵黩武，威慑东北亚和平，进而威胁世界和平。有一次，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朝鲜。金正日邀请撒切尔夫人观看具有朝鲜特色的大型歌舞《阿里郎》。撒切尔夫人非常震惊，因为歌舞的场面简直匪夷所思，难以理喻，十万人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色彩浓重，如梦似幻。撒切尔夫人自叹弗如，因为在英国搞这么一次大型歌舞，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得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啊？
在民主国家里根本干不成的事情，也是必然受到追究的事情，却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可以干得成，干得好，干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冠冕堂皇。因为极权专制主义者通常都是好大喜功，讲究排场，不惜一掷千金。只要能够有利于维持所谓的脸面，哪管人民的死活？
好大喜功讲排场，虚掷钱财不思量；极尽夸耀表面光，恬不知耻真混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