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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就其实质来说，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内心愿望、诉求及表达出来的呼声。根据何在？从古籍中不难理解：舆字从臼，从车，原是指车厢，后来引申为轿（肩舆）；再引申为抬轿的人。古代又是奴隶的代称（参见《左传.召公七年》：皂臣舆，舆臣隶。即都是下层劳动者）。 这些下层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和声音的汇集就成为舆论。请看《辞海》的表述：“舆论就是众人的议论”(第689页)再看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定义：“舆论就是多数人意见公开表示于外者”。还有黑格尔的定义：“公众舆论是人们表达意志的无机方式”。
由于发自于基层人民群众，所以其第一个特征就是草根性、原始性、粗俗性，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更没有华丽的辞藻。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有一说一。这才是舆论的本来面目。其次是多元性。由于人民群众包括各行各业，其诉求不可能一模一样，而是见仁见智，各尽其意。最后是天然的合理性。古代劳动者大都纯朴、厚道，心地善良，不可能搞阴谋诡计，更不会搞什么煽风点火之类。其诉求大都是比较合乎理性。因此，古代的统治者需要经常了解下情，以便调整自己的施政方针、政策、措施等等。为此就不得不密切关注舆论，甚至安排官员专门负责收集舆论。“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民间疾苦，就是舆论的最初功能，也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在后来发展中，进一步产生对统治者各级官员的监督功能。随着历史脚步迈进，其功能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异化。于是产生了关于舆论功能的不同定位。
正是基于对舆论基本功能的认同，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10月7日专程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时，即兴挥毫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他把“监督”二字作为舆论的第一功能。并且在题词现场还说了一句掷地千钧的话：“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象。”短短10个字，引来满座掌声，电视直播次日人们奔走相告。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亿万民众第一次听到一位政府首脑公开说把自己置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对朱总理在位期间的是非、功过做全面评价，笔者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但可以斗胆预言：凭他这一句话，就足以彪炳史册、名垂千秋。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朱先生这句话和这句话所表达的民主意识、公仆意识，在当时和此后的政治生态下，仍然只是他个人的“一家之言”，远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最明显的证明便是次日该消息见报时，这句最精彩、最震撼人心、因而最赢得人心的话却被媒体删去了。这至少说明了有权删掉这句话的官员并不赞同这句话。据说，在朱铬基视察《焦点访谈》的时候，主管宣传的某位大员紧随左右。朱强调“舆论监督”，而这位官员则强调“舆论导向”；朱强调“群众喉舌”，而他则强调“党的喉舌”，两个人有着明显的原则性“认识分野”。
据悉，事後这位宣传大员即指示中央电视台：“这次视察不准记录，不发文件”。
此后的现实与朱镕基当年“舆论监督”题词的精神更是渐行渐远。据媒体报道，《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而到了2002年则降为17％，究其原因就在于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舆论监督目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媒体有哪些权利?对哪些内容可以进行监督，以及监督方式等都缺乏操作性的规范细则。一方面强调“加强舆论监督”；而另一方面，所有的决定权、解释权仍掌握在主管大员们的手中，舆论监督便成了“软监督”，也就是所谓的“用面包棒打人”。为此，在2004年的人大会议上，长春医学专修学院院长王维忠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主任汪春兰等代表分别领街，共有一百三十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呼吁尽快制定《新闻监督法》。令人遗憾的是，言者谆谆，闻者藐藐，来自底层和代表的呼声虽然持久而热烈，甚至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却没有结果。
究其原因何在？恐怕根源还在于某些官员特别钟爱那个“舆论导向”，视为手中不可须臾离开的“通灵宝玉”。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导向说”的实质是：我导你向，官导民向。官员是主体，人民是客体。官员如何“导”，人民就如何“向”。在“导向说”理论家的视野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不见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即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当然更无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关於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原理也被阉割掉了。人民的公仆一下子变成了高居人民之上，发号施令、任意摆布人民的政治强人，而国家的主人反而变成了任凭公仆导向、指挥和安排的群氓，听话的、驯服的工具，这难道不是主仆关系的大颠倒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大背叛吗?如果说，人民公仆变成了官老爷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导向说”就是这种异化现象的理论表达。
其次，如果追溯一下历史的话，这“导向说”的发明专利权并非属於当今宣传主管大员们，而是属於沉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李斯。他在上书秦始皇建议烧毁一切书籍的同时，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他提出：“以吏为师”。也就是一切向当朝的官员学习，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随官员的喜怒而喜怒，按官员的爱憎来爱憎。瞧! 这不就是“导向说”的最原始版本吗?可以这样说：“导向说”是“以吏为师”的现代版，而“以吏为师”则是“导向说”的老祖宗。两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传承关系。
再进一步来看，“吏”是为皇帝服务、一切行动听从皇帝意志的奴才而已，“以吏为师”最终必然是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天子圣明，奴才该死”。於是我们从“导向说”的阴影里，看到的竟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幽灵。
如果我们再用横向视角观察一下，也可以从世界范围内找到“导向说”的同调。不过很难为情：那竟是希特勒手下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戈培尔有句载入史册、广为传颂的话：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两者是不是相似乃尔？当然我不希望，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竟然会以此为荣吧？
最后，再从实践层面来看，其错误和恶果就更加明显了。几十年来，许许多多错误，不都是高层舆论所“导”出来的吗？例如：在反右派运动之前，在整风、鸣放的座谈会上，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教师的葛佩琦发表了毫无恶意的批评性意见，经过“导向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像变戏法似的，就成了“杀气腾腾”公开扬言要杀共产党的反革命宣言书。这几句所谓“杀气腾腾”的话竟成为邓小平做出“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的根据。真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为害深远。不仅葛佩琦本人葬送了大半生青春年华。牵连许多无辜者不得不为此“不予改正”，永无回归人民队伍的希望。再如：在大跃进狂热中，连篇累牍地发表那些“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令人疯狂的文字。至于“文革”期间那些铁棍子、金棍子们笔下所出品、杀人不见血的文字更是不胜枚举。还有：当年摇唇鼓舌大力鼓吹‘乌托邦’的豪言壮语、对中国人民许诺“天堂胜景”的花言巧语等等“杰作”，今天已都已变成了绝妙的讽刺，令人笑不起来的笑料。当然这一切，负主要责任者另有其人，但当时的“导向们”闻风而动、积极响应、步步紧跟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在推波助澜，从而把灾难放大千百陪吗？回顾历史，所谓“舆论导向”难辞其咎。
鉴于历史的经验，中国人民开始走出愚昧状态，变得聪明起来。再者，30多年来对外开放，中外交流，人们从中外对比中，自然看得更真切，知所取舍。对于官方的“舆论导向”再也不会照单全收，更不可能照单全信。前几年有位封疆大吏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此语颇为幽默，兼具调侃；但反映其心理恐怕半是困惑，半是无奈。
借用当今非常流行的话语：不管什么“导向”，让老百姓相信才是“硬道理”！否则，如果老百姓“老不信”，那么，任你妙笔生花，或者口若悬河，都是无效劳动，只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已。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公信力产生什么“正能量”，甚至适得其反。近年来当局也多次、公开承认的“信任危机”，就是最雄辩的例证。老百姓“老不信”也无情地宣告：‘舆论导向’的失灵；‘导向说’的失败和破产。
从另一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是安徽、四川等省，不听“不许动摇集体经济”的“导向”，明智地听从了下层舆论的诉求：包产到户，立竿见影，马上就解决了几亿中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有：为了解决千万知识青年回城难题，不听“公有制万能”的“导向”，大胆允许部分青年人搞“个体户”，于是催生了私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有益的补充。不仅解决了许许多多下岗人员的生计，更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参见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80年代中国政改夭折内幕》第5~7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千真万确！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对来自民间的舆论心存敬畏，择善而从，不断调整、完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拥护和爱戴！相反，如果继续坚持主观的“舆论导向”，不管人民群众信与不信，强行“灌输”，其结果恐怕不仅徒劳无功，更进一步产生逆反心理。近年来执政党的公信力每况愈下，难道不值得当局深刻反省吗？
历史教训，昭昭可鉴！为了借鉴古人的执政智慧，特引述著名思想家孟子的三段名言：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孟子在最后这段话里，设计了君臣关系的三种模型，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君”的手中。君王想要那种模型，就看自己如何运作了。在今天，‘君臣关系’，对于处理“官民关系”、领导与群众关系似乎不无参考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