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论》共同作者施家润）

 

 

李波失踪事件发展至今，笔者相信解决方法只剩李波本人现身人前，否则任何形式的「报平安」都难以令人信服，只会带来更多质疑。短片与传真的出现固然意图为事件降温，但事件已发酵至社会对内地部门跨境捉人、危害言论自由与冲击一国两制等层面上，实非一段短片、一张传真可以解决，而且失踪事件所引爆的，还有身份问题与媒体角色这两方面。

 

身份问题的出现，不只是香港人自视自己身份的讨论（即常听到的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讨论），而是每当一国两制受冲击时，社会上皆出现对中国人身份的分隔。李波失踪事件发生后，如何补领BNO与BNO拥有人可享有哪些保护，都成为社会茶余饭后的讨论，事件带来的恐惧令港人视续领BNO为一定的保障，有或多或少的自保味道。这种分隔，对于重视香港主体性的香港人固然正常，但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却是严重的事情，人心尚未回归的佐证。

 

另一方面，回顾李波事件，传媒报道的手法亦为人诟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质疑TVB将吴亮星从手机短讯而来的「嫖妓论」当作重要新闻报道，被各方批评利用传媒公信力达到政治目的，牺牲传媒的公权力。笔者认为，吴亮星的见解可以不理，但以传媒力量达到政治目的却不能视若无睹，更进一步应警惕传媒机构落入北京政府掌控的现况。若读者还有印象，《南华早报》已于上年尾被阿里巴巴收购，而且更曾传出该公司有意收购另一份报章。因此，若更多的传媒机构落入北京政府的掌控，传媒公信力将消耗殆尽。

 

冲击一国两制前途问题

 

李波失踪事件所带来的震荡，诚然不只是身份问题与媒体角色两方面，但若连结到一国两制与言论自由，笔者认为事件的影响在于对2047的想像。李波失踪事件所带来对一国两制与言论自由的冲击，以及港人的恐惧情绪（不管是对一国两制是否还在的怀疑，还是对身份的恐惧），令2047后香港应是哪个模样的前途问题变得更为重要。

 

李波失踪事件能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弹，箇中原因是事件震荡着一国两制的基础。从失踪者书店股东的身份震荡港人出版的言论自由，到跨境执法的疑虑震荡原有一国两制下中港两地区隔的司法管辖，以致港人对一国两制受侵蚀的恐惧，在香港主体意识下，这种震荡必然引起香港人关注，担心2047后现有的核心价值将被消失。李波事件已敲响了一国两制的丧钟，要永续我城的自治地位，香港人应加快推动处理2047二次前途问题，否则香港只会被北京「以自己的方式」改变。

 

最后，或许读者认为现时着眼2047似乎太早，但笔者想反问读者一条问题，一般楼宇按揭贷款年期是多少年？假设读者在30岁时有一定经济能力置业，考虑到工作与还款能力，楼宇按揭贷款年期可约为25至30年，若以30年贷款年期计算，2047是否真的太远？笔者相信读者亦心里有数。有时候是否太早太迟，在于是否及早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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