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8日，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我被送进了监狱。一到秦城，我就睡大觉。一天深夜，有人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说是“中央”决定对我进行审查，要我仔细回忆4月15日耀邦去世之后我逐日的活动。大约又过了十天，这个专案组告诉我，不要再去回忆我自己的行动了，应该“揭发赵紫阳”，因为“中央”正在审查赵紫阳的问题。
“紫阳同志有什么‘问题’？他是我们党难得的总书记。”——我当时这样回答专案组，至今仍然这样评价赵紫阳。
二十多年过去了，赵紫阳老人也早已去世。专案组没有问过我，赵为什么“难得”。转眼又是赵去世的纪念日，我想应该有所说明。
我这一辈子，见过无数“党的领导”，从中央领导，省委领导，县委领导，直到乡、村、社、队的支部领导，终于使我形成了一个概念——领导一切真不愧为领导一切。
因此当1962年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要编一本“党员教材”的时候，当这个任务落实到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承担的时候，当赵汉指定由我最后通稿的时候，我只能用以下两句话来形容这些党员：
“张开嘴巴，无非发号施令；伸出手来，只想指挥别人。”
这不是科学的全面的概括。限于狭隘的所见所闻的我，只能作如此观：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制度下应运而生的领导，必须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同理，一旦被党决定“双规”，无不顿即还原成为跳蚤。
我见过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个个有资格教导农民如何种地：如何深耕，如何轮作，如何密植……。农民必须恭恭敬敬谛听，老老实实照办。难得也有例外，赵紫阳总书记就是一个。他主张落实的，是农民的自主权。
同样，我也听到过各种领导机关对工厂矿山的指责和训斥，直到那些惩罚和撤职的命令。但是我知道，赵又是例外。无论在国务院还是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他所维护的，与其说是高级机关的领导权，不如说是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应有的自主权。
有些领导人热衷于当法官的裁判员，乐此不疲，教训法官如何如何定性和判案。赵紫阳则不然。他拒绝干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法定的职权，他甚至拒绝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或倾向。他只是客观地告诉司法机关：“党对你们的唯一要求是依法办事；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
一些党性很强的政治嗅觉非常机灵的领导人，有一种从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中嗅出敌对势力存在的特别的嗜好。赵紫阳拒绝做这一套。他对主管主旋律的书记说，我们是看电影的，不是审查电影的。他认为自己同其他观众一样，不应该有审查作品的特权。
我和他相处十年，没有见他指挥过科学家“应该怎样”创造，教师“应该怎样”教书，正如没有听他教训过农民“应该怎样”种地一样。
他不认为自己应该有划分和决定“敌我”的权力和本领。据说文革时，毛主席党中央要广东省委对“李一哲”的“反动言论”进行大批判。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赵，却径直把这些言论原原本本翻印了许许多多份发给革命群众去鉴别——想必他认为老百姓比省委书记更有分辨香花和毒草的资格。
他认为自己无权主导大地沉浮。他把别人当人，而不是被支配，被利用，被摆布的对象。他也只把自己当人，而不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天神。
所以，向老百姓开枪，委实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制度下，这样的领导人真的很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