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1月15到16日，中共召开共青团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团领导应该来自基层。这是继几个月前“北京日报”点名团派干部“爬得快，根不深”，“人民日报”警示必须“紧跟党走”之后，共青团体系转型的又一个信号。一度被视为中共官员升迁“绿色通道”的共青团，可能面临哪些变革？曾经作为中共内部鼎盛一时的政治势力，团派是否正在式微？团派高层令计划的倒台，对于团派产生什么影响？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
高文谦表示，团派面临的厄运与习近平的集权，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对习来说，眼下威胁较大的是江曾一派，但从中长期来看，团派的威胁更大，因为占有年龄优势，而且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在中央层面，虽然由于胡锦涛的裸退，令计划的垮台，李源潮的坐冷板凳，李克强被架空，团派已经群龙无首，元气大伤，但毕竟经营多年，已经坐大，省部级以上与团派沾边的，至少有“五百罗汉”，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对习近平在十九大重新洗牌，构成很大威胁，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一统江湖，才能解除后顾之忧。
高文谦说，从制度上，切断团派进入中共高层的香火，正是习近平的用意所在。团派人马凭借其处于接班的有利位置，很容易进入党内升迁的快车道，这一点历来为党内各方诟病，也使团派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缺少历练，听话唯上，夸夸其谈，缺少独挡一面、开创局面的能力，一旦上位主持大局，表现平庸。这一点从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人身上就可看出。胡春华是胡锦涛看中的中共第六代接班人，前途凶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习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习让他去新疆名为“磨练”，实则让他远离京城，放在炉火上烤，随时可以借故开罪。这是习拿团派开刀的重要一环，以免重蹈江、胡两代做“夹心饼干”的覆辙。
杨建利表示，团派不一定是一个严谨的界定中国政坛一个政治派别的名词，但是它却准确无误地揭示了文革后要求干部年轻化后共青团系统是30多年来中国官场升迁最快车道的事实，正因为团系统的这个核心优势，它成为权贵子弟、平民野心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在中国制度下腐败的大背景下，用腿肚子想都会想明白，这一定是最腐败的系统之一。团系统出来的干部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爬得快、无根基、无基层历练”的共性也造成他们可见的喜作秀、不扎实、光说不练的总体风格。和任何专制体制一样，权力继承、权力升降是中共政权政治危机、权力斗争、派系矛盾的焦点，因权力继承、权力升降均无定规，一朝是这样，另一朝可能就是那样，习大帝碰巧不是走团系统快车道上来的、甚至还在其阴影下臥薪尝胆多年，再加上习大帝以反腐而清场、立威、集权，老团派日子不好过、团系统快车道要限速，这都是必然的。说不定过几年，情况又翻转过来了。
陈破空表示，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根基浅，不踏实，年轻时往往从学校到学校，社会历练不足，务虚不务实。并养成顺从、懦弱、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的行为特质。胡锦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胡锦涛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之后，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团派势力，那是权力斗争的必然，胡锦涛需要自己的人马。团派具有年龄优势，容易进入接班序列。团派核心人物令计划的失手，是偶然也是必然。习近平、王岐山等人，不仅曾上山下乡，还从基层苦干，逐步出头，从内心不服团派、看不起团派，故而有意冷落和拆解团派。从团派目前的处境来看，无论胡春华还是孙政才或其他团派人士，都已经无望成为习近平之后接班的第六代领导人。
程晓农表示，出身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不见得就构成“团派”这样一个政治派系，其实，团系干部拉帮结派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他们升官心切，掌握他们升迁管道的不是上级团委，而是同级党委，搞好与当地党政主要官员的关系更重要。其次，各地团委横向之间很少深入的个人联系，毕竟利益不同，所以难以结成帮派。从胡锦涛上台到十八大的十年间，团系干部最红，但今后他们不会再红了，因为习近平对团系干部不象胡锦涛那样另眼相看。
程晓农说，团系干部走红，是上世纪80年代提拔干部时建立“第三梯队”的产物，那时提出了干部年青化、知识化的要求，既要年轻，又要有学历，当时只有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团干部最符合需要，所以不少团干部被选拔为第三梯队。从此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各级团委成为理所当然的“干部升迁预备班”。多年来团系干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干上几年就盼着另攀高枝。团干部的主要缺点是：小心有余，创新不足；经历简单，能力薄弱，因为团委的工作涉及面窄，工作任务单纯轻松，没有难题，所以缺乏历练，庸软之辈在团系统里很容易混。团干部适宜在经济形势好的年代里“等因奉此”，但到了经济困境的年代就暴露出他们的无能。团系干部的唯一优点是，爬到高位之前比较小心谨慎；但是，他们一旦爬上高位，照样可能胆大妄为，胡作非为，敢于贪腐，会参与高层权力斗争，令计划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