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采访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且正在发生（“A hard landing is practically unavoidable, I’m not expecting it, I’m observing it. ”），并表示将做空亚洲货币。这一看空中国经济前景及人民币的言论，迅速招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猛烈反击。索罗斯的巨大影响力，可能是招来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如温克坚先生所言：「索罗斯的政治慈善事业使他成为了独裁政权的公敌，成为众多失败体制的替罪羊，也因此放大了他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不过，仅仅是索罗斯的影响力，尚不足以解释此次官方媒体的失态。众所周知，唱空中国经济，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崩溃，早已有之，2001年，章家敦就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这几年，也有查诺斯等人看空中国经济，当局对此一向淡定，对索罗斯的如临大敌，反映出当局的某种心态变化。
2015年底，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为6.9%，为最近20余年来最低，且有众多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存在夸大，实际增长可能还要远低于此。此外，整个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了近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初外汇储备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样的经济表现，引发了人们关于硬着陆乃至经济危机的猜想。另一方面，面对经济持续失速，除了推出令人费解的供给侧改革，以及鼓吹虚幻的万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外，当局并无有效的举措，反倒是在股市等领域洋相百出，人们逐渐发现，并没有所谓精英在推动中国经济，如克鲁格曼所言，领导中国的其实是一群「裸体的皇帝」：「不要再谈道听途说他们的所谓智慧与远见了。从当前的苦苦挣扎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怀疑，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而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未来。
信心的消失，和对未来的忧虑，带来的是对中国的重新估值，这种看空中国言论的蔓延，直接指向了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简单而言，即大政府、强政府模式。就是以后发优势为基础，以政府主导为手段，包括对经济运行的广泛干预和调控，国家统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体系的高度管制，等等，「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认为，上述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经济成长本身又证明了当下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而在批评者看来，并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成分的增加，上述因素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当下的制度也依旧需要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也因此，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实际上就成为了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判断。
从林毅夫和杨小凯围绕后发优势的争论开始，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曾经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释放，分别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当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等等措施，迎来了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很多人因此认为，这证明了政府主导模式的正确，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正式提出，也正是在此前后。
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外贸衰退影响经济增长的局面，如何应对危机，争论又再度登场，如1998年一样，自由派再度开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药方，包括国企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而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当局选择了照方抓药，和1998年类似地推出了以所谓「铁公基」为主的四万亿计划，只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带来如同上一次那样的效果，反倒是一步步走向了当下的危机局面。
同样的措施，却是迥然不同的效果，这已经足以说明，所谓「中国模式」的并不成立，而稍加分析，也很容易看清：1998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前的关键时刻，不仅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资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在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就好比是一个反应釜，能够促成外资与劳动力之间的化学反应。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政府，大陆并不可能有其他主体来推动这一建设。不可否认，这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但这只是历史条件局限下的一种被动选择，并不能被看作是什么例外，更谈不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当然是外资和劳动力的结合所带来的外向经济成长。
而在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剩余劳动力释放殆尽，外商投资趋于平缓，西方金融危机更使得外向经济的市场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再获得1998年那样的促进增长的效果，四万亿（实际应为几十万亿）投资计划，实际上就成为无的放矢，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只有当其与市场化部分尤其是与外向经济的增长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的后果，除了堆积无效的产能，还挤占了绝大部分资源来形成巨额债务，正在将中国经济带入长期萧条的深渊。
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光环下，人们对常识的信心动摇，觉得中国可以例外，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后，大陆经济出现了「黄金五年」，章家敦等人的预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坚持，更多地被看成是一个笑话，而所谓「中国模式」则广受追捧，体制也顺势开始强调所谓的「三个自信」，如今，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明朗，「中国模式」的不成立也水落石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如自由派经济学家所言，其动力来自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创见，实际上，日本等东亚国家也曾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执行过这一套模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
在剥去了「中国模式」的光环之后，中国经济也就不再有任何秘密：在当下，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不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秘诀，反倒是伤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元凶，事实上，在这种模式的长期运行之下，本应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市场化部分受到压抑，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则如僵尸一样占据众多资源而鲜有贡献，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日益失控的状况之下。此外，曾经对中国经济利好的各种因素，也一一消耗殆尽，当局已经不再有牌可打，换言之，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的，无非是一种惯性，而支撑惯性的，则是某种对于未来的信心，对于这一出空城计，当局心知肚明，也因此，索罗斯的几句批评，本身没有什么，但在失去了当初的底气和淡定的当局眼里，却是可能带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颠覆性判断的多米诺骨牌，必须加以反击，对索罗斯如临大敌的根本原因，无非如此。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对索罗斯如临大敌的原因
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明朗，「中国模式」的不成立也水落石出。
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采访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且正在发生（“A hard landing is practically unavoidable, I’m not expecting it, I’m observing it. ”），并表示将做空亚洲货币。这一看空中国经济前景及人民币的言论，迅速招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猛烈反击。索罗斯的巨大影响力，可能是招来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如温克坚先生所言：「索罗斯的政治慈善事业使他成为了独裁政权的公敌，成为众多失败体制的替罪羊，也因此放大了他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不过，仅仅是索罗斯的影响力，尚不足以解释此次官方媒体的失态。众所周知，唱空中国经济，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崩溃，早已有之，2001年，章家敦就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这几年，也有查诺斯等人看空中国经济，当局对此一向淡定，对索罗斯的如临大敌，反映出当局的某种心态变化。
2015年底，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为6.9%，为最近20余年来最低，且有众多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存在夸大，实际增长可能还要远低于此。此外，整个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了近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初外汇储备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样的经济表现，引发了人们关于硬着陆乃至经济危机的猜想。另一方面，面对经济持续失速，除了推出令人费解的供给侧改革，以及鼓吹虚幻的万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外，当局并无有效的举措，反倒是在股市等领域洋相百出，人们逐渐发现，并没有所谓精英在推动中国经济，如克鲁格曼所言，领导中国的其实是一群「裸体的皇帝」：「不要再谈道听途说他们的所谓智慧与远见了。从当前的苦苦挣扎来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怀疑，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而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未来。
信心的消失，和对未来的忧虑，带来的是对中国的重新估值，这种看空中国言论的蔓延，直接指向了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简单而言，即大政府、强政府模式。就是以后发优势为基础，以政府主导为手段，包括对经济运行的广泛干预和调控，国家统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体系的高度管制，等等，「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认为，上述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经济成长本身又证明了当下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而在批评者看来，并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成分的增加，上述因素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当下的制度也依旧需要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也因此，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实际上就成为了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判断。
从林毅夫和杨小凯围绕后发优势的争论开始，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曾经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释放，分别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当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等等措施，迎来了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很多人因此认为，这证明了政府主导模式的正确，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正式提出，也正是在此前后。
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外贸衰退影响经济增长的局面，如何应对危机，争论又再度登场，如1998年一样，自由派再度开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药方，包括国企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而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当局选择了照方抓药，和1998年类似地推出了以所谓「铁公基」为主的四万亿计划，只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带来如同上一次那样的效果，反倒是一步步走向了当下的危机局面。
同样的措施，却是迥然不同的效果，这已经足以说明，所谓「中国模式」的并不成立，而稍加分析，也很容易看清：1998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前的关键时刻，不仅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资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在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就好比是一个反应釜，能够促成外资与劳动力之间的化学反应。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政府，大陆并不可能有其他主体来推动这一建设。不可否认，这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但这只是历史条件局限下的一种被动选择，并不能被看作是什么例外，更谈不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当然是外资和劳动力的结合所带来的外向经济成长。
而在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剩余劳动力释放殆尽，外商投资趋于平缓，西方金融危机更使得外向经济的市场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再获得1998年那样的促进增长的效果，四万亿（实际应为几十万亿）投资计划，实际上就成为无的放矢，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只有当其与市场化部分尤其是与外向经济的增长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的后果，除了堆积无效的产能，还挤占了绝大部分资源来形成巨额债务，正在将中国经济带入长期萧条的深渊。
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光环下，人们对常识的信心动摇，觉得中国可以例外，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后，大陆经济出现了「黄金五年」，章家敦等人的预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坚持，更多地被看成是一个笑话，而所谓「中国模式」则广受追捧，体制也顺势开始强调所谓的「三个自信」，如今，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明朗，「中国模式」的不成立也水落石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如自由派经济学家所言，其动力来自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创见，实际上，日本等东亚国家也曾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执行过这一套模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
在剥去了「中国模式」的光环之后，中国经济也就不再有任何秘密：在当下，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不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秘诀，反倒是伤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元凶，事实上，在这种模式的长期运行之下，本应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市场化部分受到压抑，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则如僵尸一样占据众多资源而鲜有贡献，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日益失控的状况之下。此外，曾经对中国经济利好的各种因素，也一一消耗殆尽，当局已经不再有牌可打，换言之，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的，无非是一种惯性，而支撑惯性的，则是某种对于未来的信心，对于这一出空城计，当局心知肚明，也因此，索罗斯的几句批评，本身没有什么，但在失去了当初的底气和淡定的当局眼里，却是可能带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颠覆性判断的多米诺骨牌，必须加以反击，对索罗斯如临大敌的根本原因，无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