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评论家锺祖康说过：“熊猫成为中国的国宝，绝不是无条件的，那条件就是绝对不能有政治诉求。如果四川的熊猫突然能讲人话，搞抗争，说要行动自由婚姻自由，牠们还会是中国国宝吗？”若将“熊猫”替换为“香港”，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香港成为中国的国宝，绝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放弃“两制”回归“一国”。如果香港人要普选、要法治、要新闻自由、要学术自由、要宗教信仰自由，甚至还要对中国的六四屠杀、李旺阳之死、刘晓波之囚等事件“说三道四”，那么香港立即会被贬为“臭港”，中共将以上海、广州、深圳取而代之，甚至在中环上演当年在天安门早已娴熟的屠杀。
香港问题是我多年来一直瞩目的焦点，从二零零三年第一次到香港访问，至二零一零年为止，我前后十多次到访香港，停留的时间加起来有数月之久。我曾亲身参与香港的七一大游行，那是我第一次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土地上享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当我逃离中国之后，香港似乎也向我关上大门。港府是否将我列入拒绝入境人士的“黑名单”，港府从未公开承认，我亦不得而知，但“你不能入境香港”的说法早已从各种渠道传入我耳中。不能身临其境，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陈奕廷的《伞裡伞外》成为我观察和研究香港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台东青年陈奕廷，是旅居台北的“北漂”，主持在业内声誉颇佳的“两岸公评网”。在好几次台北文化圈和“反动人士”的聚会上，他是其中最年轻、气质最“雄姿英发”的一位。没想到，陈奕廷不仅从台东漂泊到台北，更跨海来到香港，在雨伞运动前后採访了十八位香港的代表性和争议性的人物，横跨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场、党派及老中青三代，在此基础上写成《伞裡伞外》这本专着。作者在这本雨伞运动之后华文世界第一本完整呈现香港社会思潮和社会面貌的专书的序言中指出：“香港正在进行典范转移，这不仅是抗争模式转变，更是新一种的价值观建立。抗争者强调富裕的社会背后应该有公平和正义，认为自由与法治之外，不能让民主缺席。这种典范转移，不能纯粹以世代之争来解读，而是整体香港社会在激烈震盪下，过往非主流价值观强烈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从尝试相互易位到重新凝聚共识的过程。”在我看来，香港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起伏具有某种共振性：中国在六四屠杀之后，知识分子的“改革共识”破裂，而二零零八年中共镇压零八宪章运动，“改良梦断、革命潮起”又成为人们共同的直觉；与之相似，香港自九七回归中国之后，一直与北京貌合神离，直至雨伞运动风起云涌，新世代的本土意识乃至“香港去中国化”思潮蔚为大观。
土共次第登场，港共偃旗息鼓
雨伞运动前后，香港建制派内部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联办直接干涉香港内政，各类由新移民构成的土共团队陆续登上政坛，原有的港共则被弃之如敝屣，个个作屈原式的怀才不遇状，并屡屡发表“香草美人”般的感叹。
陈奕廷以台湾媒体工作者的身份访问了若干“壮志未酬”的港共精英，他们的地位已由“帮忙”要角下降到“帮闲”配角。或许因为陈奕廷的外来者身份，以及年轻单纯的外表，让这群如谪臣怨妇般的人物，居然敞开心扉，跟他讲了不少一般“不足为外人道”的“心裡话”。对于这些人的言论，陈奕廷在书中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但在採访现场他仍保持默默倾听，因为他“不希望访问转变为辩论”。嫉恶如仇的我大概做不了记者的工作，我无法冷静温柔地听这些大话王一本正经乃至“自我感动”地讲述谎言与歪理。
本书中收入了长达数千字的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访谈。陈奕廷在曾钰成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一种“孤臣无力的无奈”。曾钰成坦承，儘管他是各界比较能接受的特首人选，但共产党已经不完全信任他，共产党现在要的，是必须完全听话的特首。比如，北京当局要求特首在某些“敏感”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暧昧与模煳。他列举了三种情况：第一，若中共领导人访问香港时，有北京不欢迎的异议人士从美国、台湾来港抗争，特首能否确定不让他们入境，以保全北京的面子？第二，若再发生斯诺登事件，出现美国和中国对峙的情形，特首的态度是否惟北京马首是瞻而不惜开罪美方？第三，法轮功组织曾在香港租下大会堂开国际会议，特首能否阻止此类活动在香港举办？无疑，这些都是考验特首“绝对忠诚度”的标尺。儘管曾钰成多年为共产党服务，但在这些议题上未必与北京天衣无缝，所以北京不同意他接任特首。陈奕廷评论说：“如果他真的是地下党员，是否参选的最重决定权，恐怕并不在自己手上，除非他真决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以曾钰成之老奸巨猾，当然不会像刘梦熊那样反戈一击。
陈奕廷还访问了建制派中持更强硬立场的政客刘兆佳。刘兆佳认为，二零零三年之前北京并不干预香港，但北京的苦心得不到任何反馈，香港持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让北京震怒，重手打压港人的民主诉求。他假扮成鑽进铁扇公主肚子裡的孙悟空，设身处地地为北京辩护说：“从北京的角度来说，六四应该是各方面都有责任，为什麽只有我有责任呢？难道学生都没有责任？国际力量都没有责任吗？”如此无耻的言论，跟马力、马云等人的“六四杀人合理”之说如出一辙。屠杀就是屠杀，难道被害者要跟加害者负一样的责任？好比论及纳粹大屠杀，要如此反问犹太人：谁让你身为犹太人的？你被杀就是活该。若在德国等自由民主的欧洲国家，为纳粹的屠杀寻找合理性，已然构成犯罪行为。刘兆佳还认为，全世界都要适应中国崛起，香港首当其冲，年轻人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大陆。这背后的价值观是，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和正义可言。但香港觉醒的年轻世代，不再接受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哲学，在台湾经过太阳花学运洗礼的陈奕廷评论说：“现实发展恐怕很难照着刘兆佳的想像去走。新一代的年轻人追求香港的主体性，也追求人民参与公众事务的更多的权力，这些目标体现在民主与人权上，跟北京似乎格格不入。”
没有棒子可交的泛民主派
本书访谈对象的第二个群体是泛民主派阵营，其中有李柱铭、余若薇、梁国雄等泛民主派的象徵性人物，也有罗永生等倾向民主价值的政治学者，更有戴耀廷这样冒着失去教职的风险提出佔中策略并走上街头的学术精英。
陈奕廷在向这些前辈表达敬意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他们的侷限性。比如，在对戴耀廷的长篇访谈中，除了全面呈现戴耀廷本人的想法之外，陈奕廷也有若干局外人的精准观察和评论。他认为，戴耀廷在北京发表态度强硬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后，仍然认为北京最后的方桉有可能开啓一个缝隙，让泛民主派成为候选人，这种想法“略显天真”。而面对众声喧哗，戴耀廷与他的组织以剃髮、爬山登高来明志，“这些行为多少跟一般港人、年轻人的想法脱节，并且进一步引起不满”。
在对作为国民党将军后人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的访谈中，陈奕廷也发现这位香港民主前辈身上具有难以突破的大中华情结，并有一种无法影响年轻世代的无力感。李敖有一篇杂文名叫《老年人与棒子》，呼吁老年人及早交棒给年轻人，老年人佔据舞台中心唱主角，是威权体制和农业社会特有的景象。而李柱民乾脆悲观地表示，无棒可交。陈奕廷记载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曾有民主党人，看到年轻一代的成功抗争后，跟李柱铭说，我们可以交棒了。李回答说：“交什么棒，他们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要你的棒子。”其实，不仅是文质彬彬、养尊处优的大律师李柱铭、何俊仁，即便是信奉格瓦拉、惯于在街头打拼和在议会冲撞的“长毛”梁国雄，也逐渐失去先驱和斗士的魅力，被年轻世代归入“左胶”行列。民主党现任主席刘慧卿，当年曾被北京铺天盖地地批判，简直就像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样是“千古罪人”；但如今她因多次与北京谈判和妥协，被视为落伍之人。政治就是这样无情：光芒四射的英雄，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暗澹无光的弃儿，此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若更深入分析香港泛民主派式微的原因，可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两方面来看。所谓“先天不足”，泛民领袖多半贵为中产阶级上层的律师、大学教授、媒体主管，很难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之于香港草根社会，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如盐融入水中。这是由香港长期以来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所决定的。香港中产阶级的保守特性、对群众运动的疑惧心态，也让泛民政治人物很难成为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瓦文萨那样深受普通民众爱戴的政治领袖和道德典范。
所谓“后天失调”，迄今为止，泛民主派仍谨守议会政治的藩篱，而香港的议会政治却并非西方那种真实呈现民意的议会政治，乃是半威权、半民主的“鸟笼议会”。单单靠议会斗争，无法让政治出现突破性的变局。在议场之外，展开街头政治乃至更加剧烈的抗争，需要付出“我不入地域，谁入地狱”的代价。在台湾的民主运动运动史上，不乏入狱多年乃至牺牲生命的先驱。中国异议人士的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参与八九民运入狱坐牢、失去教职，从而与民间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接上“地气”；刘晓波先后四次入狱，以肉身对抗铁窗，以苦难淬炼人格，方呈现出鑽石般的质地。相比之下，香港泛民阵营中，至今仍未出现刘晓波、翁山苏姬那样在苦难中昇华的人物。
本土新右翼的澎湃热血
本书中描述的人物，一半以上都属于生气勃勃的新世代。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热血澎湃、饱受争议的“本土新右翼”。在华人社会，一提起“右翼”，容易让人联想起法西斯、种族主义这些可怕的名词。实际上，右翼并不可怕，我们需要为右翼正名。在当下香港社会运动的潮流与脉络中，右翼或许才是让共产党为之胆寒的“屠龙之刀”。
陈奕廷採访了只有二十多嵗、比他更加年轻的香港评论人卢斯达。卢斯达是香港年轻世代当中眼光最敏锐的评论人，他的才气纵横、他的博览群书，超过当年二十五嵗时出版《火与冰》的我。陈奕廷写到，“我总感觉他的眼神中带有一些怨气”，是啊，面对香港社会日渐崩坏的情势，谁又能不怨恨呢？卢斯达勐烈批判中共与港府，六四给他的教训是“中共不可信任，而且还会杀人”，更是对泛民和左翼运动作出尖锐批判——为什麽他不愿建立“反共民主统一战线”？卢斯达认为，泛民早已融入不可信任的体制，左翼运动与泛民的关係又比较密切，也是整个大结构的一部分。他甚至认为，在中共的导演之下，看似对立的民建联与民主党形成某种共谋关係：“维持表面上有一班反对派的假象，只是对演员和导演有好处。有一班假的反对派，维持了议会有效运作的假象，是为了安慰那些醒了但不想全醒的人。”
陈奕廷用相当多的篇幅写陈云其人和城邦论。陈奕廷笔下的陈云可以跟许知远笔下的陈云互相参照。陈奕廷认为，陈云“是香港惟一一位用一支笔就能掀起政治狂潮的书生，他的疯狂与才能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带给边缘之人狂想与希望”。陈云对共产党的透澈批判是我所讚赏的，他指出：“地狱鬼国，匪党贼民，中共是苏联境外的法西斯殖民政权，本性有如失去故乡的盗匪、外太空投掷到地球的病毒。”陈云提出建立类似邦联的大华夏共同体的设想，可以让中国免于陷入血腥内战，也可以让香港独立自主，这个观点也是我所认同的。陈云还参与策划反蝗虫行动，他决绝的“反双非”立场，谴责那些企图摧毁香港自由法治传统的新移民是“共产党的间谍”，也都是我赞同的。
但是，我无法认同陈云某些溷乱而荒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首先，陈云对华夏文化的传承有很高的使命感，却又自命为可以在香港大乱时出面收拾残局的哈维尔。殊不知，倡导“无权者的权力”的哈维尔，其精神资源来自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大宪章传统，“两千年皆秦制”的中国政治文化中不可能孕育出哈维尔。其次，陈云认识到，理性和学术不足以征服人心，遂产生创制新宗教的狂想，用宗教法事解释香港之变，册封其支持者或信徒，待城邦建国之后封为忠烈侯、忠义公、妙音公主等。这是走火入魔之举。第三，陈云发明“勇武社运”，我并不排斥激烈的街头运动，但不认同他从薄熙来那裡学来“唱红打黑”，鼓动年轻人假扮红卫兵，对着自由行旅客大喊“爱国用国货，别用洋货”。陈云的语言方式中也有浓鬱的毛泽东色彩，他“既讨厌共产党，又钦佩毛泽东的政治能力”。他还声称从义和团那裡获得灵感，而义和团不正是共产党大肆讚美的“农民阶级反帝爱国运动”吗？若用义和团的方式来反共，岂不成了又一个共产党？陈奕廷毫不掩饰地指出陈云言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过以陈云的个性，恐怕很难自我反省、去伪存真。
作为台湾人的陈奕廷，在中、港、台的《三国演义》的背景下写香港的故事，对中、港、台三地的读者来说，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锺祖康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地互相牵扯和互动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抗：“以武力威逼要指导香港猴爬树的中国猪，一天遇到台湾鸟，就一贯无廉耻地说：‘台湾鸟，让我教你爬树吧！’台湾鸟答曰：‘中国猪，我是飞鸟呀，你没事吧？’”雨伞运动之后的香港，新旧势力和世代，正在积蓄力量，等候下一轮决战。中国和台湾也将有各自的暴风雨来临。那么，三地的进步力量，可以彼此守望，共同撑起雨伞，迎接雨后天晴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