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与周子瑜
一九四0年，纳粹德军攻占法国，美国和苏联尚未参战，欧洲各国处于危急存亡关头。身为德国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亡命出逃，逃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上一小城时走投无路，因绝望而自杀在那里。当时德军的进犯所向披靡，整个欧洲似乎已面临末日境地。本雅明在死前所写的绝笔文字《论历史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说： “讲述过去，未必要原原本本，全盘道出，关键在于抓住危险关头所闪现的记忆。……能将过去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的历史书写者深信，敌人若大获全胜，连死者都难得安宁，此敌人一直在节节获胜。”此敌人就是妄图把胜仗打到底的法西斯势力，他们在全球扩大战线，接着把置身局外的美国和苏联也拖入战火。战局此后出现转机，最终以轴心国全面溃败而收场。
就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看，盟军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正义之师必然获胜，邪恶势力注定失败。自古以来，野蛮征服文明，强暴蹂躏弱小的亡国灭族惨剧遍及寰宇，充斥了史册。历史自有其不确定的本性，一如自然那测不准的混沌。战场上常会出现意外的变数，有时候某一微小的偶发事件即可导致意想不到的胜败结局。美军尽管打胜了二战，美国作家写二战的作品却绝非中共军旅作家那样爱唱炫耀战绩的高调，其中的某些作者反喜欢讲那种令人败兴的故事，偏要编排其另类历史的恶搞剧本。这种反事实的叙事文类特具西方启示录性（apocalyptic）的忧患意识，它们的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轴心国如何打败苏联和美国，一时间称霸世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据一位美国学者统计，此类反事实的二战故事书至今已出版上百种之多，其中尤以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by Philip K. Dick）情节离奇，最为畅销。书中的二战结局是盟军失败，德军占领美国东部，日军占领美国西部，美国人臣服于法西斯暴政，两个占领国在北美大地上的对峙逐渐出现了摩擦。最近此书被改编成十集电视连续剧在亚马逊网站上热播，面对荧屏上观众眼熟的时报广场，平日悬挂大型广告的楼面令人惊恐地换上了纳粹黑色党徽的大旗。更有甚者，宣传该电视剧的海报还把那党徽画上美国国旗，贴入纽约地铁的车厢。
打了胜仗的美国人就是有魄力和奇想对眼前的现实开此类诡谲的玩笑，制片人于是想方设法，把那“危险关头所闪现的记忆” 音像化为感官消费，让观众在此时此刻穿越历史雾霾，去感受那刺激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惊恐。但打了胜仗的中共集团及其“爱国贼”臣民却缺乏从容面对历史的气度，中华民国在台湾已延续六十多年，面对媒体上公开亮出的青天白日旗，他们至今仍歇斯底里地神经过敏。最近一位十六岁的台湾女歌手到韩国演唱，仅在电视综艺节目中亮了亮中华民国的国旗，此举一经台籍五毛网上举报，中共政府及其网上舆论立即对该女孩展开讨伐，硬逼她上电视做了道歉。必须指出，中共今日的“青天白日旗过敏症”已不只过敏在两个中国或台独的问题上了，他们另有其深层的戒惧：那就是台湾朝野间经多年的抗争与和解而一步步推进的民主制度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挑战，是中华民国全体国民今日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权在大陆民众心中可能引起的反事实历史想象，青天白日旗即此挑战与想象显灵性的体现。
假若五星红旗从未升起，假若大陆上至今仍旧悬挂与台湾相同的国旗，这六十多年来会是怎样？用假设的因果关系来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不只是上述美国二战演义小说惯用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波及西方学院中的历史研究。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要理解过去的真实面目，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并没发生，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则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他撇开“历史没有如果”的成见，专门召集学院同仁，多年前即编辑出版了一部题曰《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的论文集。书中关于二战的讨论就有“假如希特勒在一九四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以及“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等议题。在弗格森看来，分析历史上某些有可能发生，最终却未发生的事件，不只可理清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可重新找出那些被遗忘的可能性，从反面诠释和重塑历史，从而对历史决定论及其所谓的必然性做出必要的矫正。世界秩序并非由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等其他任何决定论的“法则”所主宰，上帝掷下的骰子随机翻滚，谁也决断不了哪一面会最后落定。正如该文集中的另一作者所说：“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又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将我们自己送回到过去，去面对那些选择……只有当我们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且面对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问题一起袭来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历史决定论的危害性在于，某些集团和阶层以此为据，自称掌握了历史进程的规律，从而在政治上窃据合法权。为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神圣目标，民众的财产可强行剥夺，千百万生命可无辜牺牲，明明是实行独裁专制，却天授神权般宣布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先进的力量。百年来祸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蛊惑人心，特别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得逞其暴虐，就是靠决定论支撑起他们的意识形态霸道。所以波普尔把决定论的倡导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都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中共集团可谓开放社会的敌人阵营中最诡诈多变的一帮，属于本雅明所惊恐的那种节节获胜的敌人，事实现已证明，自他们大获全胜，窃据大陆以来，果然“连死者都难得安宁”。他们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趁机壮大武力和扩大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又利用国际和国内有利于他们的局势挑起内战，在打败八年抗战中已焦头烂额的国军之后，摇身一变，从大搞暴力分田的共匪一跃而升级为“人民解放军”。他们说他们解放了受剥削被压迫的全中国人民，老百姓也就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只是在“解放”后经历了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大屠杀等灾难，被告知获得解放的国人才逐渐有所醒悟，由不满现状到开始质疑党化教育灌输的决定论史观，至今已形成从党内到民间以各种形式还原历史真相的潮流。越来越多的民众识破所谓“解放”的神话，发现此类被告知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它所反映的完全是掌控话语权的统治者用以描述社会现实的观念，而非现实本身。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就是接受自古以来的成王败寇论。你认同暴力夺权者的胜利，就难免陷入他们对你的奴役。本雅明早已尖锐地指出：“当前的统治者就是前此所有胜利者的继承人，对胜利者持认同的态度自然有益于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每一部文明史同时都杂有野蛮史，文明在其整个的传接过程中从没摆脱野蛮。”认清了这个道理，自然也有助于我们明白，中共之所以打胜内战，乃是当时的国内外局势阴差阳错所导致的偶然结果，并非他们的暴力革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非他们先赢得民心，然后才得了天下。不可否认，中共的获胜自有其可言之成理的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并不等于必然性，不同的起因造成相同结果的现象，才可称其为必然。历史事件极其复杂，任何微小的起因都可能引发差别极大的结果。反事实的思想试验旨在探讨不同起因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这种探讨纵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至少可启发我们一窥过去的真相，发掘出被掩埋的可能性。
你若有兴趣上英文的“quora”网站（www.quora.com），即可发现上面有不少反事实思想实验的提问皆针对中国的历史及现状而发，其中最有启示性的问题就是：假如国民党赢得内战，今日的中国会怎样？众多的回答虽有争论，但基本上都认为大陆的情况会类似今日的台湾。他们同时也就一些相关问题——如国民党会不会为增加资源和财富以维持其统治而实行改革和建立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冷战会怎样终结/没有毛泽东及其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情况会更坏，还是更好，抑或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展开讨论，提出各自的看法。
与这类网上问答同声相应，陈冠中不久前出版了中文版反事实思想实验小说的首创之作——《建豊二年：新中国乌有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该书的新中国叙事即从国民党打胜内战，中共的残余势力逃往苏联拉开帷幕。陈书所呈现的图景是：国军自清党分共以降，剿匪二十多年，终于在彻底清除赤祸之后全面执政，于四九年开始推行迥异于中共的土改政策。对这一体现民生主义精神的新政，书中有几段写得平实而中肯的文字，其追补性的反事实陈述正是当时极有可能实现的历史虚线，不幸在中共暴力夺权后横遭践踏，完全磨灭。对比后来那一系列灾难性的事实，重新思考这一可能性，至今仍显得意义深远。按照陈书的叙述，经过类似于国府在台湾实行的减租和土改，战后的大陆社会走上了和平建国的道路：
农村的经济基础经过温和均富的现代政策洗礼，士绅阶层的积极性受到现代化与复兴中华号角的鼓动，传统文化里与现代相应的资源被发掘激活，民间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冲 击有了更深厚的缓冲适应力，避免了毁灭性的震荡。
在全国范围，温饱很快已不成问题。礼乐教化、传统匠艺、民间的多元习俗与信仰也添补了生命力。固然，公权力对黑白两道恶势力一时半刻未能遏制；官商不法勾结，贪 污舞弊，地方恶霸当道，强取豪夺，皆为国人诟病；地域主义、公害污染、性别歧视等社会阴暗面、国民劣根性也确实存在。不过，占人口大多数的务农阶层已经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栖居乐业、安身立命。
千百年来的精英流动生成模式也因而变相延续，民间读书种子学而优则从事现代仕商专业。至于农耕吸收不了的剩余劳动力，则到全国沿海新成立的外贸加工免税特区里中 资外资合资工厂打工，个人赚钱，国家进外汇。
自四九年开始，中国农村人口就不受管制的向城镇大量转移，城区人口猛涨，城镇大面积扩展，新旧建筑混杂，中小型工厂林立，新移民棚户贫民区见缝插针改变了所有城 市景观。二十年后，中国农村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七，意味农村再没有多少哪怕是隐性的剩余劳动力。
中国能取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更出色的成就，是因为在四九年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做对了三件事：一、土地改革包括地租管制造成农村财富均衡分配；二、政府持续扶 持农业，缩短城乡差距；三、农村土地财富转成工商业资产。（页85、90、91）
陈冠中在他的小说叙事框架内插入这么多论述性的文字，恐未必能引起一般小说读者的兴趣。我在此不惜篇幅，照抄这一大段原文，为的是对比性地强调，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正是由于私有制得以合理保存，民间社会未遭毁灭性摧残，共产党那种掠夺加计划的经济模式未能得逞，从传统向现代渐进转型的过程才有可能按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平稳进行。我同时还要指出，陈冠中的反事实描述并没有一味美化国民党执政下的新中国。他特别罗列转型过程中旧社会残留的污泥浊水，并指明那一切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尚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扫而空，显然是意在向读者申辩，老旧的中国要向现代的文明社会转型，既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必将旧有的事物尽行破坏，在废墟上新造乌托邦社会。传统的民德民气其实一直都是在那种黑白混杂，正与邪互相磨砺消长的拉锯中延续下来的。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乃是经“否定性正义标准”不断矫正而逐渐形成的制度、规则和习俗。随着不利于发展的劣性因素被淘汰或逐渐改善，良性的因素自然会得到优势发展。中共所主导的阶级斗争路线则与之相反，他们自始即划分敌我，界限分明，为造成其掌控的趋同局面，中共向来都不分良莠地消灭任何异己的势力。不可否认，中共政权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做过一些革除陋习，打击旧社会恶势力的事情，但此类曾获好评的行动完全从属于树立其极权专制的总体建制，是在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等清除敌对势力的屠杀镇压过程中进行的，其结果巩固了新政权，却破坏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生态。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弊政多端，振兴经济的过程中闹得社会沉渣大量泛起，反而激活了旧社会余孽和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就是因为民德民气亏损已久，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建豊二年》是一部读来令人甚爽的解恨之作。“恨”是人们对未能实现之事、未能成就之业所怀有的遗憾和失意，古代文人往往因自身的不幸境遇而对某些历史人物的遭际怀抱同情，因而赋诗属文，咏叹他们“饮恨吞声”的悲剧，江淹的《恨赋》即此类诗文的代表作。此类作品仅止于抒发作者的“恨人”情怀，从未超出吊古伤今的老调。陈冠中这部反事实历史小说则另辟翻案圆场的新路，突破了传统旧作的“恨人”情怀，他反事实所反出来的很多可能性可谓以虚讽“实”，以至写出了虚中的真实，其中最为解恨的看点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假若没有共产党，国人至今仍引以为恨的很多憾事不只不会发生，而且时局演变中自会优化出很多更符合国人期望的和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结果。
按照陈书的叙述，与中共的一边倒向苏联相反，赢得全面执政的国民政府虽受惠于战后丰厚的美援，率先发展了经济，却并未一味听从美国指点，没完全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分工，而是以国家之全力扶持发展了大国应有的重工业和先进的国防工业，赶在日本经济起飞前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因而早在七十年代，中国的均贫富程度即创下了不次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优良记录。由于少了共匪作乱的干扰，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从美国手中获得钓鱼台列屿和先岛群岛中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此外，书中还另有专章，详述了中国船王浩云对这两处岛屿的商业开发。
陈冠中对西藏问题及藏人处境关注已久，他继小说《盛世》后发表的另一作品《裸命》讲述的就是一位藏族青年在中共“汉族强势政策”下的生存困境。《建豊二年》显然延续演绎了作者更为深沉的西藏关怀，其反事实的西藏剧本中摈除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强权压迫，让我们看到了噶厦政府如何与南京政府周旋协商，争取藏人治藏的事件掠影。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西藏不只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也不会有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更不会出现近年来接二连三藏人自焚抗议的惨剧。
没有共产党，当然不会有从反右到文革一连串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陈冠中身为作家，自然十分揪心当代中国作家耿耿于怀的诸多恨事，因此他的反实事叙事特辟一章，专门讲述内战结束后，中国作家的命运及其创作的繁荣景象。说是“民国初抵升平世，意识形态领域由你死我活的敌对转为众声喧哗的争艳，只要不替共党张目，不直接冲击国民党的统治，文学自然繁花似锦……”（页160）老舍没因遭红卫兵批斗而被迫自杀，一直活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沈从文、施蛰存均无挨整受辱的经历，张爱玲也未流亡国外，他们都有杰作陆续问世，享誉国内海外，也都焕发出有可能荣获诺奖的創作势头。总的来说，陈书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生活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各方面都比生活在今日的共产党中国更幸福，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
为避免在突破决定论的起点上陷入无限可能性的混乱世界，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冠中在谋篇构思上力求尽可能少地重写历史。他处处紧扣历史脉络，一心要取信读者，因而书中所描述的反事实情节大量挪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执政的史实，器官移植般装配到大陆背景的全新宏图中。他称蒋介石为“老总统”，让蒋在南京政府连任五届总统，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而所谓的“建豊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是蒋经国（字建豊）接班其父，就任总统的第二年。通观全书，其中的政治背景构架和登场人物的姓名身份，大都过分地拷贝了现实中台湾的既有格局和人事安排，包括该书序幕与结局中被称为“叛乱滋事”的民运人士大聚会，都在时间上暗合了当年的美丽岛事件。
需要强调的是，做反事实思想实验的文章，即使是假设，也须遵循假设上的逻辑一致，最好能避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国民政府迁台后的现实情况来看，蒋介石主政的条件及其面对的挑战与留在大陆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原有的政治对手有的滞留大陆和香港，有的流亡国外，随他迁台的阎锡山、白崇禧等曾有实力的人物，也都失去各自原有的地盘和权势，不再具备挑战蒋介石的条件。再加上对岸的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正是在那种为坚守反共复兴基地而长期实行戒严戡乱的危急形势下，蒋介石才得以独当一面，刚愎自用，一直连任到去世。但置身南京政府的政治格局中，蒋介石面临的挑战和继续执政的条件就大不相同了。仅就四六年五月召开制宪国大确立的宪法条款、四八年三月行宪国大期间闹出的竞选纠纷，以及紧接着蒋在年底被迫下野，美国政要一直推动联合政府的操作，促使国民党尽快实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事实来看，假若国民党获胜后全面执政，蒋介石继续独裁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更不要说连任到死，也根本谈不到把总统的宝座传给他儿子。陈书反事实叙事的因果关系立足于国军打败共军，但却简化了建豊二年之前那三十年内更有写头的可能性剧情。美国作家的二战反事实小说至今已写了上百部，中国作家现在才仅有陈冠中这一部作品。期望中国作家有更多的高手介入国共斗争的反事实小说创作，最好能认真参照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的存世说法，从中推导出其他更富有前瞻性的剧情。
《高堡奇人》是一本大书内套小书的小说，书名所说的那个“奇人”名叫Hawthorne Abendsen，他写了一本题曰《蚱蜢很重》（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的小说，与Dick的叙事主线相反，该书所插入的故事则讲述美国如何打胜了二战。也许是受到此书结构上的影响，陈书也特增添一偏离主线的插曲，安排了一个名叫（张）东荪的人物。这位对国共两党均不买账的老人在国民党获胜后避地香港，继续发表批评一党专政的言论。他孤高独行，始终拒绝国民党的拉拢，时时作折中两党政见的设想。陈冠中特别提到老人撰有一部书稿，说他在书中主张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就阅读效果而言，这段插曲写得生硬拼凑，几无故事情节可言。但所扯出的另一条线头却颇有启示，耐人寻味。陈冠中若有兴趣继续写他的乌有史，拽住这条线头，也许可牵引出更有趣的剧本。对两党各自的优劣之处及其一旦执政的利弊得失，东荪老人一直在心中慎重对比，反复较量。他那些严加取舍的思考说明，在好与坏的历史选择之间，想划出黑白分明的界线，似乎是令人举笔踌躇的难事，而非要一刀切下去，就难免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只可惜东荪老人的中道探求最终成为他徒托纸上的空言，陈书给他安排了在流寓中饮恨而殁的结局。
这样看来，以谁战胜谁的结局作为中国之命运走向的关键，就未必是反事实剧本构思的最佳起点了。回首往事，我们往往会发现，后来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看来，并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动向，更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们曾期待和力促的可能性那时候眼看着曙光在望，结果却在阴差阳错中落花流水，旋即错失。抗战胜利后，急于“摘桃子”的毛泽东既受迫于斯大林莫斯科来电的严厉指令，又面对美国方面的热心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会谈前后，他从未放弃夺天下坐江山的阴暗谋算。双十协议以及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之所以成为一纸空文，没能阻止内战爆发，毛泽东的存在及其主导的“摘桃子”行动便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每一部另类历史都有其发生的关键，都发生在历史走向出现偏差的转捩时刻，而这个关键的转捩时刻常会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是活着还是死去。《高堡奇人》设定的关键时刻是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遭到暗杀。罗斯福死后，美国没能走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二战的失败。《蚱蜢很重》的剧本则与之相反，Abendsen笔下的罗斯福一直活到一九四五年病逝，在他的领导下，美军终于赢得二战。由此可见，一个关键人物的活下去还是活不下去，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他的暗杀是否成功，有时候就可能起到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
纳粹德国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西方留下的历史阴影如此深重，以致时至今日，针对希特勒的阴魂，人们仍一再口诛笔伐。去年十月，《纽约时报杂志》在推特网上等出一则奇怪的询问：“你能杀死小希特勒吗？”（Could You Kill a Baby Hitler?）据网上的统计，百分之四十二的回答者都自称他们能伺机杀死小希特勒。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能得到这么多肯定性的回应，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公众对纳粹的恐惧心理和反战争恐怖的反事实想象：假使没有希特勒，世界会怎样？假使轴心国打胜二战，世界又会怎样？
中国的不幸在于人妖颠倒的革命运动误导了大众，似是而非的舆论迷惑了视听。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中共打胜内战，中国的命运走向从此被导入歧途。举国担忧的噩梦居然成真，明明是野蛮的敌人，却作为胜利者高举起正义的五星红旗，让张东荪等有识之士徒唤奈何，後來都落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一历史走向转变的关键人物首推毛泽东其人。他就是现代中国的希特勒，正是他直接造成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恶果。
在本文的结尾，我要向陈冠中或其他作者指出一大有写头的故事线索，他们若有意继续撰写国共斗争的反事实小说，不妨去推演这个特富有戏剧性和刺激味的悬念：那就是除掉中共的党魁毛泽东，把如何消除他作梗历史进程的历险记作为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关键。
2016年元月30日新年试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