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大家总是感叹中国春运。亿万人流，赛过非洲角马的壮观迁徙。
此刻，比较欣慰的是文人。中国绝大多数的村庄日渐凋零，大家都看到这一点了。每个村子，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在留守，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庄没落，人们觉得无处寄托乡愁。而已到春节，中国的村庄仿佛突然打了鸡血，抽风般地繁荣片刻。如果农民工大军没有制造春运的紧张，则大家不会这么关心农民工的返乡问题。而城市里每到春节时候，一些服务业的劳动力缺乏，也让人们暂时有了希望农民工留下的想法。虽然在多数时候，人们都会在地铁公交里躲避农民工。有人指责农民工愚昧，说他们不肯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另有人在感叹：是城市不给农民工容身之所。且不谈“农民工”三个字在逻辑上的漏洞以及歧视，暂且引用“农民工”这个词，我们要思考：农民工回家值得批评吗？回，家，有错吗？一些地产商的代言人在各种舆论上为农村的凋零欢呼。他们认为，农民的唯一出路是抛弃村庄，涌入城市。此话有些残酷，并且，农民工的进城，对于如今的天价房来说，完全不足以支撑天价。但从大的趋势上来看，农民工进城是有道理的。人类的发展史，前半部分是农业史，后半部分则是商业史、城市史。城市的发展，吸引绝大多数人口，这是个商业趋势，无法阻挡。但是，一定要厘清一个概念：人口涌入城市，并不意味着乡村的没落。日本的城乡基本一体化，其国土面积狭小与人口众多导致了这个结果，或许对中国节俭意义不大。欧洲、美国，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同时，乡村一直没有衰败，相反，一直保持了适度繁荣，其并不低的生活水准，加上美到极致的环境，成为城市人羡慕的对象。为什么只有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春运潮，为什么只有中国的乡村如此凋零？因为，乡村的灵魂缺位。土地，是乡村的灵魂。在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每一寸土地都属于政府。城市土地，以政府直接支配的面目出现；在农村，政府以“集体所有制”的名义掌握土地。农民只是租赁政府的土地来种，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空虚的。最为关键的是，商业资本无法牢牢掌控土地，所以，任何大的资本，在面对农村土地时，都是没有信心的。而没有商业的力量，农村的凋零就是必然的。中国的城市，畸形发展；中国的农村，畸形凋零，这是商业力量所致，一种以所有制的弊端为基础的商业力量。几十年来，中国的体制一直是压榨农村、压榨农民的。1950年代起，为了给所谓工业输血，公开承认搞“剪刀差”，将农村财富输送到城市。1980年代以后，农村承包责任制被宣传为成就巨大，其实仅仅是让农民吃饱了肚子，随后则是乡镇工业发展，使得江浙地区的农村繁荣，甚至有城乡一体的趋势。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多年都停留在温饱阶段。从1990年代后半段开始，随着WTO红利，中国工业化突然加速，特别是广东、附件等地的加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一旦进城务工的观念开始被农民接受，出外打工就成了全国农村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没有为农民工留在城市而进行一些具体操作。社保、医保体制均不支持农民留在城市。高房价则是对农民工直接的逐客令。在这种局势下，农民工回到家乡，是他们理性的选择。他们长期在城市，却是过客；他们短暂回家乡，在那里能享受生活。有人同情地说：农民工“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这话一厢情愿了。相对于农民工来说，城市贫民的日子才是真正的艰难。1950年代，实行土地公有制，是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快速积累财富。如今，各地政府完全把目标放在税收上，对于取消了农业税的乡村完全失去兴趣。这时候的土地公有制，就是对农村的双重扼杀：既扼杀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也扼杀了商业资本进入农村的通道。许多学者呼吁政府关注农村的，关注农民。我对于这种廉价的呼吁向来很厌恶。我想问：你们具体想让政府做什么？是每年过年送几袋米、几桶油过去吗？这些年不是经常在送吗？除了留下一些摆拍的照片，还有什么用？要让中国的农村发展起来，不需要政府的“关注”，而需要政府的“不关注”、“放手”。只要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不是赏赐，而是归还），那么，农村自然会蓬勃发展起来。商业的力量会导致城市繁荣，也会导致乡村的盛况回归。土地是农村的灵魂，农村是我们精神的归宿。一个乡村凋零的国家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