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回到了近几年很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所谓的中国人素质问题。这一话题之所以在近年开始火爆，与出境人数激增有很大关系。2003年我初来香港念书，就对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非典刚过，我发现老师同学家里都堆了很多日常用品，原来是为了支援因非典而受损的商家而多买的。街上的陌生人大都非常友善，碰撞了都会抢着说Sorry；在电梯里，先进去的人会按着电梯等后面走来的人，陌生人只要目光相接，一般都会点头微笑致意；街上问路，遇到领着你走几条街的“活雷锋”是常有的事。在港四五年了，我就没见过一次有人打架的。每次回内地，一到公共场合，我甚至都需要适应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亚战争状态。我们真的太凶了。
画家陈丹青的《归国的确认》中有这么一段：在美国呆了十多年后，他终于回到了上海，数月间浑浑然不知身在何处，突然一天在街上看到两位中年人劈头盖脸打成一团，他登时感动得近乎委屈：整整11年共132个月590多个星期4000多个白天黑夜，再没亲眼瞧见真人打架了呀，海外游子朝思暮想的时候终于到了：“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
这个幽默有点黑色，国人看了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我们穷，仓廪实而知礼节嘛，富了自然也会讲文明啦。这个说法很容易被证伪，因为富人似乎并不比穷人更友善，今天我们富裕起来了，也很难说我们比20年前更文明。在机场我甚至看到浑身名牌的头等舱乘客捉对厮打。美国也不是一直都比今天的中国富有，但是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往牛奶中掺毒的破事。看来这主要不是富不富的问题。
这两年我主修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似乎找到了答案。罗尔斯等人讨论道德的基础，谈的都是财富和权利的公正分配的问题，这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几千年来哲学家都在探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因为只有自愿达成的公正的社会契约与制度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大家都没有怨气，才能减小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也才能使好人、能人、勤劳的人得到更好的回报，这样的社会才会有人愿意好好干活，最终才有经济的繁荣。大神学家尼布尔说得好：“有些东方人一直很难明白，我们的繁荣是因为道德，而不是相反。”
前些年，经济学界为一个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就是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主流学界看来很可笑。因为只有公平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率的。这次你用枪指着我的头，强买强卖了，啥手续都免了，貌似效率很高，可下次我有可能拖着刀来砍杀你，看你还有什么效率。
很难想象那些被截访殴打的群众还能对他人很友善。我也曾亲眼看到，火车上一个小伙子，因为被列车员粗暴对待，找车长投诉，结果再次被羞辱。谁管得了铁老大呢？气得他下车前用刀片把卧铺划了个稀烂，典型的小型恐怖活动。如果基础的分配与权利关系没有理顺，大家就会生出很多怨恨来，恨富豪，因为财富来得不正当，恨城管，因为曾经被专横地对待，专横是最容易产生怨气的。港片里有句话很经典：“我最恨人家用枪指着我的头！”更可怕的是，这些生出来的怨恨会在社会各个环节传导，你凶我，我凶他，不断找下一个出气筒。以至于大家都很凶，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委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理顺了很多分配与权利关系，使得某些领域我们不再凶了。中年人很多都还记得，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商场挂个服务业守则，其中有这样一条：“不许打骂顾客。”现在我们的商场都市场化了，店员都友善得很，很难理解这一条。可在那个时代，店员是大爷，打骂顾客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愿这样的改革能有更多，为了我们不再那么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