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月17日,中國研究院在紐約舉行第27次研討會,還原香港銅鑼灣書店數名員工相繼失聯的始末原委並解讀其寓含的意義,來自美國紐約、新澤西、康州和麻州的十多位學者、律師、 詩人、作家和媒體工作者,各抒己見。《調查》記者沈峻、高伐林根據錄音整理了發言紀要,並經發言者審訂校正,全文將發表於《調查》雜誌。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桂民海這個案子和銅鑼灣書店事件,在我看來沒什麼好討論的。因為從事實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凡是有基本分析能力的人,了解中國共產黨一貫做法的人,關注中國信息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做得出這種事;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嚴重地違背了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底線。

有時候我在想,策劃這些事情的人,究竟是出於無知呢,還是無恥?我覺得這兩種可能都有。但是,如果還有能讓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內部畢竟還存在一些底線的話,那我就寧願解釋為,這裡邊還是有些派系鬥爭的因素。也就是說,在做出這樣一系列事情的過程當中,因為共產黨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體,而且正在急劇轉型,中間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做法。其中,我們比較關注的是,主導中共整個發展趨勢和下一步演進格局的核心力量,他們是怎樣看待這一事件的?


王軍濤

其實在他們上來之前的5年到10年,就有人說過,到紅衛兵一代主管中國命運的時候,人類的自由民主實踐會遇到很大的麻煩和挑戰。我記得,在十年前一次訪問台灣的時候我就對一些朋友說,其實你們碰上江澤民、碰上胡錦濤,還算好一些的,因為這些人是在共產黨的奴性教育中長大的一代,相對來說,是嘴巴上硬一些,行動上則要軟弱得多。但是紅衛兵一代,實際上是在完全沒有秩序、在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中間成長起來的,他們相信的是實力,相信的是成敗論英雄,他們沒有規則意識。更確切地說,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是創造規則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廢棄和創造規則;只要他們是有實力的人,他們可以建立規則並通過以幹成事確認他們的規則!

其實桂民海和銅鑼灣書店出版界人士遭遇的情況,我們作為異議人士,早就遭遇過;我們很早就感受到了共產黨不講底線、不講規則,而且現在跟他們過去的很多做法都不同。過去,他可以殘酷鎮壓,但你基本上可以預期他的行為、他對一些事態的反應,他還是有些底線、遵循某些規則。但是現在呢……胡平說,過去共產黨鎮壓你吧,他根據他們的理論,真的認為你是壞人;他現在鎮壓你就不同了,他知道你是好人,知道你是正義的,知道你掌握真理——但他就是要鎮壓你!當你面對這樣一個邪惡的勢力和一個政權崛起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只是桂民海這樣少數的被共產黨迫害的人,而是我們整個的人類世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包括那些我們說的“五毛”啊,“腦殘”啊,這些人其實都應該想想:活在這樣的一個力量統治下,我們誰都沒有安全,因為他沒有底線!

今天我看新華社關於桂民海的報道,我就想說:你造謠就造謠,怎麼能無恥到拿人間的這種人情、倫理,最敏感的地方,也拿出來造謠,也去不惜一切代價地玩弄!如果這種東西你都敢造謠的話,將來這個政權還有什麼東西能讓人相信?你怪老百姓“造謠”和“傳謠”——現在有句話說:政府叫撒謊,老百姓叫造謠。說實在話,民間的造謠就是對政府撒謊的一個理性的平衡和報復——只有這樣,才能夠消解共產黨和執政者的謊言。

有句話叫“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其實,這話從政治學上準確地說,應該分開: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在一個專制政體中,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如果中國的執政者,今天採取這樣一種無底線的方式,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需要,像1989年,面臨生死存亡,僅僅是一點點政治需要,他就無視人類的這種政治規則、法制規則、文明底線,去胡作非為!這個政府會給中國的民間,做出一個啟示、一個引導,最後我們這個社會就變得越來越可怕。實際上這30年,儘管經濟發展了,但是共產黨已經把中國社會變得非常可怕了。這個社會的潛規則已經讓好人難以生存,所有能夠勝出的人,即使是他有良心的人,也是一個——按照正常人類文明準則看——是畸形的心態,是做了很多壞事的。

桂民海事件讓我更多想到的還不是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說在事件中傳遞出的中國執政者那種可怕的蛻變。伴隨著代際的更替,中國的執政者不僅沒給我們人類社會帶來希望,帶來的是一種毀滅性的前景的信息。

要讓當局重新估測代價

西諾:
你最近曾談到習近平對此很惱火——那麼這種惱火,是對於下面的胡作非為,還是對其他黨內對手的惡意攻擊?

王軍濤:
我剛才講過,實際上,無底線是紅衛兵一代共同的問題,因為他們在過去那個年代中,一直生活在一種沒有底線的、各種各樣政治鬥爭的角逐爭鬥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作為最高執政,習近平有他自己的政治需要:他需要考慮到一些做法給他帶來的後果。我們講“理性”,什麼叫作“執政理性”?“執政理性”,就是他要權衡:我投入一份精力、採取一個行動時,會給我帶來什麼後果?如果銅鑼灣書店的綁架事件給習近平在海內外都造成很大的損失,當然他就會感到惱火。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集團、一個這麼大的黨,內部肯定有各種派系,每個派系對每個引起人們強烈關注的事件,肯定是有不同的計算方式——他們更多的,不是從共產黨的角度,而是從自己和派系在未來的政治演進格局中的得失這個角度來計算,會有不同的態度。

那麼就像我們看到的,當年,根據胡錦濤一個關於宣傳工作的內部講話,就抓了一些人,還對章詒和等一些人的著作進行了一些處理。但是,胡錦濤發現這些舉措給他招致了太大的損失,於是胡在一些具體個案上,又做了一些指示。而這些指示,據說讓當時負責處理章詒和等書的宣傳口的領導人很惱火,說我們根據你的指示對章詒和等人的書進行了處理,結果你又讓我們登門去訪問、去解釋!

我的意思是說,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我們國際社會的壓力能夠足夠強烈的話,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即使是出於他自己的政治需要,他也要重新計算代價,學習用更精緻的方式,去維護他的統治。銅鑼灣事件的當事人也許會有一個比較:如果沒有任何外界輿論壓力的話,他們是否可能獲得更好的結果?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這一事件傳遞出來的信息是非常可怕的,在共產黨的代際更換中,在中國的迅速崛起中,中國當代執政者這種執政行為傳遞的信息是:對於中國國內民眾,對於人類文明世界,一種毀滅性勢力正在發展和崛起。(《連續綁架事件衝擊“一國兩制”)連載之8。《調查》記者 沈峻、高伐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