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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中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这场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中共后来根本改变中国的前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不要说当年投身革命的一批老者）至今是肯定的，否定者是极少数。2010年笔者在《重评“新民主主义”》的长文中全面分析了“新民主主义论”各点之误。这里所提及的是这一革命的对象，即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增加了反官僚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
帝国主义之真伪
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十月革命（现俄罗斯已称“十月政变”）后不久将“西方列强”逐渐改称“帝国主义”了。之后，“反对帝国主义”便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了。
原来，1921年张国焘代表中共参加了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张国焘说，这次会议对中共革命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张还说：“当时一般的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烧遍了中国”（张国焘《我的回忆录》，东方出版社，第147、193页）。所以，“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自苏俄，将之确定为革命的首要对象也是苏俄。
其实，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事件均发生在中共诞生之前；1920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且在逐步地改善之中。例如，就在莫斯科召开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时，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德、意、中国等国家的九国会议。在美国的斡旋下，将日本侵华的21条送进了坟墓，还将日本在山东半岛的主权和所占领的青岛交还了中国。我们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是由“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了日本而爆发的。
到了40年代，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正在一一废除之中。带头的是美国。1943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订立新约，废除美国在华的种种特权。随后，中国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与美国完全相同的新约。至二战结束，西方各国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废止（俄罗斯除外）。反对帝国主义已成为历史。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成为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其他三国是苏、美、英），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其他四国是法、苏、英、美）。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站立起来了！而不是在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的那个时候。
那么，苏俄乃至中共为什么一直要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呢？
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后，受到英美诸国的打压，在国际上极为孤立。为此，苏联把目光转向中国，转向东方，极力拉拢被压迫民族，建立起一道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阵线。中国是各国争夺的对象，这个地区点燃反帝大火，很有战略意义。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向世人证示，当年苏联培植中共反帝的目的是：它“可能被我们用来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联共》（1），第63页。转引自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可见，苏共在中国扩大其势力，指使中共反帝，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即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况，使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俄国站住脚。但苏共还有长远的战略目标，那就是增强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的版图（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共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这是后话）。
于是，苏共决定在中国“投资”——培植亲苏势力。
第一件事是在中国建党。1920年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找到陈独秀等人，11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完成了建党任务。1921年初夏举行了第一次党代会。从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都是由共产国际确定的。还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领导人的安排，党的决议以及决策等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国际的指示。可见，中共就是苏共的“儿子党”。科学界定是“殖民党”。第二件事是不断派遣钦差指导中国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的角斗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旋律，直至1949年中共夺得了大陆政权，建立共产红色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苏俄的红色版图，大大增强了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第三件事是，中共执政后指导中共如何引进列斯极权体制，废止《共同纲领》，建立“一党政府”。接着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对资改造，合作化，公社化，公有经济一统天下……接着是不断革命，政治运动连年不断……
短短的几十年，中国出现了俄化、赤化、左倾化、马列化、共产化的巨大变化，苏共在中国的“投资”效果显著，大获成功！
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苏俄的“帮助”。可这个“帮助”的实质是什么？它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后果？
这个“帮助”的实质是侵略，是俄系文化入侵，是共产殖民。
说到“侵略”，国人只会想到西方国家那种方式的侵略，战争啊，赔款啊，在华谋取特权啊，开辟通商口岸啊，绝不会认识到，苏俄对中共革命如此之“帮助”，也是“侵略”。不错，苏俄与老牌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在方式上确实大异。正因为这种共产殖民侵略方式新颖，故长期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实际上，苏俄对于中国是更厉害的一种侵略。它在中国培植它所需要的政党，指令这个党按照它的需要掀起共产革命，颠覆政权，改变社会制度。它虽然不使用枪炮侵入国门，但它向你提供一种叫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从而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结构和文化信仰，进而改变中国的历史走向，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种“侵略”比洋枪洋炮的杀伤力、破坏力之巨大是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共产殖民侵略。
问题还不在于中国沦落为共产殖民地，成为共产主义的试验场；问题在于，这个殖民地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现代文明还是现代灾难？
我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不断地在启示我们，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就是从俄国人设置的共产主义泥潭中一步一步地在爬将出来吗？过去，我们曾满怀希望地走上了俄国人的路，今天，我们在痛苦地离开俄国人的这条死路。
那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什么？是善还是恶？是希望还是困惑？是幸福还是苦难？
那么，20世纪的中国，谁是真的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 地主——两个假想敌
把已在中国消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当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把与封建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地主阶级当作封建主义的载体，加以彻底消灭之，而把民主主义革命的真正对象——皇权专制主义加以放过。因此革命之后，皇权专制再度回朝，施威神州，只是披上了一件革命的时装而已！这是一场真民主革命还是假民主革命？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还是严重错误？
地主阶级是一个大受冤屈的阶级。被打倒三十余年之后在胡耀邦主持下才得以摘去“地主分子”的帽子，回归公民社会。但对其冤屈与理论上的谬误，在学术层面论述甚微，本文只简单表述以下几点。
第一，将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另一敌人，缺乏中国史学知识。因为自秦以来的政权组织形式已不是西周那种“封土建国”的封建制了。秦并吞六国，扫灭了各国诸侯，统一中国，政权形式改制为“废封建、立郡县”，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大臣直接统治，从此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封建制在中国已消失达两千余年之久，“历代皆行秦政制”，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封建主义，而且还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封建在哪里？我知道，现在使用“封建主义”这一概念的人还不在少数，不可否认内含“专制”之意，但这种表述是不科学、不严谨的。
第二，毛泽东将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把反对封建主义又落实到地主阶级，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阶级了。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与财产，消灭地主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便大功告成。可在事实上，消灭地主无济于民主制度的降临。地主阶级既不代表封建主义，也不代表专制主义，把地主阶级当作革命对象加以消灭，结果专制复出，反而强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一个大误区。
第三，以反封建作借口，在暴力土改中消灭地主阶级，其实是消灭了农村中合理的生产关系。因为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被农民自愿接受的关系，它不是强制性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两种生产要素结合形成生产力。生产成果一般对半分。这种生产关系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摧毀这个根基，农业经济必遭破坏，苏联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点。
第四，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因为共产党消灭土地私有，搞合作化，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防止农村中出现贫富差别，导致两极分化。可是，社会中出现贫富差别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那些少数勤者能者成为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人群之中总有勤奋懒惰之分，也有聪慧愚笨之别。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那些比较富裕的一些家族，那是几代人辛勤节俭的结果，这是“天道”，别人应予以尊重，而不是嫉妒、眼红。土改中穷人造反斗地主，剥夺别人的财产十分积极，这是违背天理的。剥夺地主土地，后来又搞合作化，公社化，结果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企图人为消灭贫富差别的报应。
第五，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共从延安时期开始就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电影等进行仇恨教育，将地主妖魔化为农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文艺作品中塑造的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周扒皮等，就是地主形象的典型。这些作品，通过编造莫须有的事实，加罪地主，煽动农民和许多不明真相者对地主的仇恨。其实地主并非如此丑恶凶残（不否认其中有土豪劣绅），地主与佃农也不是如此对立的。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笑蜀的《刘文彩真相》等，这些作品把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修复过来了。
综上所述，一言以蔽之，20世纪中共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假想敌，都革错了对象。这是历史法庭、司法法庭和道德法庭的共同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