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造假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场。地方政府为实现GDP指标，纵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检验机构不仅没有发现这种造假事实，而且还向其颁发免检证，为投毒行径开放门户。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却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从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造假（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000字/1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000-20000字/1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造假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它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000字/1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中国人对书籍的传统热爱，引发图书市场的狂热扩张。据称每年中国有24万种图书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中国人近年来对古史阅读的饥渴，也导致大量注水历史书的诞生。动辄上百万销量的畅销读物，加上票房率惊人的“大片”、以及收视率超群的电视连续剧，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里，“畅销书”往往就是低质书和问题书的文化同义语。
测算文化产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伪。快餐的注水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还能保留一点被稀释后的价值残汁，而造假却是更为彻底的欺诈。
本次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现了备受指责的假唱事件。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双重假唱：它不仅在现场用事先录音伪装成真唱来欺骗全球观众，而且还要播放他人（杨沛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头被造假者利用的无辜羔羊，居然还拥有大批粉丝。他们热爱官方的“造假产品”，藐视最基本的艺术伦理，从未替造假者感到过羞耻。这种对文化造假的集体声援，就是造假运动得以繁荣的根源。
崔健关于“真唱”的呼吁，已经喊出许多年了，但他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个流行音乐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内的假唱积极份子，在粉丝们的拥戴下振振有辞地为假唱辩解，宣称它可以制造更好的效果，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中国民众对假唱上瘾。他们对此有着强大的依赖性，因为录音棚制造的声音是经过技术修辞的。假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声音骗局。这种自我盗版、“伪而不劣”的音乐产品，就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美食，他们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绘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谈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说抄袭案。法庭经过调查，宣判被告违法，并判处其缴纳罚金和道歉，而耐人寻味的是，但中国作协在没有要求抄袭者公开认错的前提下，草率吸纳其为会员，并借助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加盟秀”，无异于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文学荣耀的。尽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励，但这种反写作伦理的门户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作协沦为文化剽窃运动的同谋。
抄袭无疑是严重的诚信问题，但造假兼具投毒，则是一种更危险的行为。那些被强加于中小学课本的文化毒品，已经成为戕害少儿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乐课学习样板戏，中学语文课本加入余秋雨散文，人民日报刊发《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之文，都是文化掺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制造业生产的劣品和毒品，并未像毒奶那样面对必要的戒惕。因为文化中毒的症状，总是显示出更为隐蔽而“温和”的特点。它们以补品、营养剂或特效药的面目出现，由此制造更大的欺瞒效应，例如，样板戏唱词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悦耳性，而余氏散文则充满“历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样板戏散发出的阶级斗争气味、用“眼泪”制造出的伪善文风、以及对普世（人类）价值的恶意围剿，正在伤害一代乃至数代人的灵魂，其危害性远甚于三聚氰胺，因为它所制造的后果，并非只是身残，而是更为严重的“脑残”。
“脑残”，这个描述精准的语词，出现于去年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文化关键词，传递出人们对这一文化弊像的焦虑。
肾结石患者可以通过B超进行确诊并加以治疗，但文化三聚氰胺所制造的“脑结石”患者，却难以用寻常手法加确诊。令人不安的是，当“知道分子”的脑残症状比普通人更为严重时，他们又何以医治民众的灵魂疾病？基于“知道分子”的无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失，医师变得寥若晨星，根本无力承担救治的使命，从而加剧“文化脑结石”的群体性症状，把受害者推入脑残的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互联网空间的言论，就能对脑残者的数量，做出令人悲观的估算。在“文化复兴”的热烈欢呼中，这种幅员广阔的病变，才是最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