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讨论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一位作家。学者孙郁说过，如果谁要了解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在上面。其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状况，都可以从鲁迅研究这一角度切入。再放宽视界，鲁迅逝世之后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以知识阶层对鲁迅其人其文的臧否来分析，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英国人来说，英国文化中存在着永远说不完、也永远说不清的莎士比亚；而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存在着永远说不完、也永远说不清的鲁迅。
一九四九年以来，当整个近现代文化成为阶级斗争思维的牺牲品的时候，鲁迅却成了一个被过度阐释的文化象征符号，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时代，鲁迅的作品成为除了红宝书之外惟一允许出版的现代文学。八十年代之后，“鲁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分支。如果此时此刻鲁迅复活的话，以其个性一定会对所谓的“鲁学”嗤之以鼻。有的学者居然说鲁迅与毛泽东心灵相通，虽然鲁毛二人生前并未谋面，却是两名惺惺相惜的大文豪。鲁迅曾托人给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送去火腿，此事后经学者考证为子虚乌有。实际上，鲁迅对有“山大王气”的人并不看好。张承志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致先生书》，一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红卫兵”的发明者、对文革中的暴行绝不忏悔，一边又声称是鲁迅的好学生。鲁迅会接受崇尚暴力、嗜血成性的学生吗？如此可怕的错位，乃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病相”。
在鲁迅研究中，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似，也有“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之区别。后者远远多于前者——很多“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的研究和评论，与其说是在研究鲁迅本人及其思想，不如说是在通过“鲁迅”这一符号来表达个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每一次关于鲁迅的激烈争论，其实都是当下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脉络的体现。换言之，鲁迅的文章和思想为现实生活提供了许多富于刺激性的资源。那么，在鲁迅的思想中，究竟有那些是精华、哪些是软肋呢？
“贬鲁”并未中的
近几年以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贬损鲁迅的风潮。否定鲁迅成为一种时髦，正如当年歌颂鲁迅是一种时髦一样。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走极端，昨天奉若神明，今天却又恨不得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近期对于鲁迅的尖锐批评乃至人身攻击，概括起来大致有一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
首先是质疑鲁迅的文学成就。比如，作家王朔认为鲁迅一生都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而仅仅依靠杂文和短篇小说是无法确立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鲁迅从来没有想过为确立“历史地位”而写作，他的写作就是他的生命。所谓“历史地位”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而那些一心一意要树立某种“历史地位”的人，最后往往一无所有。像鲁迅这样在写作中燃烧自我的作家，其历史价值必然能得到后人的认定。第二，一名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其选择的文体是杂文，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契诃夫难道不是靠长篇小说成名，蒙田难道不是靠随笔不朽？当代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长篇迷信”和“长篇崇拜”，好像写长篇的作家个个都是天才。结果，长篇越来越长、越来越多，也像裹脚布一样越来越臭。现在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加起来是否比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更有分量呢？
其次是攻击鲁迅的启蒙理想。比如，诗人韩东这样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诗人于坚这样说：“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诗人喜欢说粗话，说粗话是他们显示个性的方式。他们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对接起来。因此，他们对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路非常反感。这群诗人号称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对一切宏大叙事，故而反对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的启蒙理想，反对人道主义和自由价值。对于他们来说，宁愿泡在酒吧里，也不愿像鲁迅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
三是否定鲁迅杂文的价值。比如，冯骥才以文化保守主义自居，认为鲁迅杂文中对本民族痼疾的深刻剖析，其实来自于近代以来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西方中心论”。鲁迅所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西方人“妖魔化”了的中国，所以他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过了头，已然滑向民族虚无主义。但冯氏却回避小脚、太监、辫子这些中国文化的符号本身所具备的残酷性，这一切反而成了他对逝去时代的欣赏和把玩。再比如，王朔认为杂文本身就不是有多大价值的“非文学”。王朔说，鲁迅批评的对象格局不大，鲁迅自己的格局也不大。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批评了某一对象，他就沦落到了与之同等的地步？那么，你王朔不是批评过香港的歌坛的“四大天王”和“小燕子”赵薇吗？那么，是否你就跟他们一样“格局不大”了呢？看到王朔如此信口开河，不禁感慨当代某些文人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思维极其混乱却又敢于打胡乱说。
仅仅举了部分例子即可看出，批评鲁迅的人所持观点其实各不相同：或左或右，或保守或激进，或用传统儒家伦理，或用西方新锐学说。同时，鲁迅的生前论战的对立面，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一个个重新被发掘出来，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各居神位。以上诸君当然都是文化巨子，其贡献均不可被忽视，他们曾与鲁迅一起缔造了“群星璀璨的时代”。但是，如果他们被用来作为打击鲁迅的工具，大概他们本人并不愿意承担此死后强加的使命吧？鲁迅在今日中国之处境，也正如他生前所估计的那样，不得不与各种势力“横战”，方能抵御来自前面的明枪和来自后面的暗箭。然而，批评的声音越多，越是彰显出鲁迅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鲁迅？鲁迅的文学和思想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鲁迅的思想中究竟是否具备鲜活的“当代性”？鲁迅的文化遗产是否能转化成为今天的文化资源？那么多的“鲁学”研究者是否真能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今日之学人亦必须正视：在鲁迅的观点和思路当中，究竟有没有软肋和缺陷、究竟有没有值得商榷和批评的地方？鲁迅为人为文的局限性到底在哪些地方？鲁迅与那些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的差距到底在哪些地方？这一系列的问题，无疑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上述那些批评鲁迅者根本未能一箭中的，作为鲁迅所批评的对象的一部分，他们无法发现本人的文化盲区。他们滔滔不绝地漫骂一通，却没有一句是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即便他们骂倒了鲁迅，也无法拔高自己的文化成就。而那些自以为是在捍卫鲁迅者，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鲁迅精神的本质——鲁迅之为鲁迅，根本不需要谁来捍卫之。鲁迅确实存在着诸多弱点，这些弱点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他的时代，更属于他的国族。换言之，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未走出鲁迅当年所遭遇的“迷墙”。如果我们今天试图超越鲁迅，首先就必须了解鲁迅和熟悉鲁迅。鲁迅的好朋友、作家郁达夫在其逝世之后说过：“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途径。”这句评价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正面和负面的）全都包含在《鲁迅全集》之中。
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
鲁迅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意味的生存范式：他是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又是诞生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学堂中的学生；他游学于日本吸取了西方文化的最新资源，又回到国内参与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进程。
鲁迅的文字大都与政治有关，他本人却未参与多少实际的政治运作。他从未加入某党派，虽然领导组建“左联”，但很快就淡出，并撰文严厉批评其领导人为“奴隶工头”。可见，鲁迅的性情是这样的：他对个人自由的珍惜超过了对任何组织的“忠诚”。俄国作家高尔基以“革命的同路人”自居，革命成功之后亦享受革命的“果实”，别墅、轿车、秘书和无尚的荣誉，却不得不出让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最后连一句真话也说不出来了。鲁迅一度与革命者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他是同每一个单独的个人建立起来的友谊，而非对某政党和主义的顺服。鲁迅是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士的好友，但他始终对党派运作保持相当的警惕。他疏离于政治力量和主流意识形态，更对那些领袖和英雄们不屑一顾，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翁文灏、郭沫若、周扬、茅盾等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的独立性更强、自由也更多。他始终是“独自为战”，没有多少同代人算得上是他的“战友”。他以个体性的写作成为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此一事实亦表明民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活力与生机。
所谓“议政”而不“参政”，这是知识分子既避免过度介入政治而成为政治之附庸，又能对现实社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的最佳方式。鲁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时代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对峙。他矢志不渝地拒绝各种“主义”和各类政权的招安及戕害。他的一生经历了满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等多个时期，统治者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但他一直是那个时代的最尖锐的控诉者，也是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明察秋毫的观察者和预言者。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统治者不喜欢他，民众也不喜欢他。他不会像某些反抗者一样，虽然激烈反对统治者，却知道如何讨好民众，期望能够“合群”。他甚至比批评统治者还要严厉地批评那些“无主名”的“大众”。在此意义上而言，鲁迅是真正的精英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
曾经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本质上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总统的身份于他而言仅仅是一个插曲罢了。哈维尔在自传中说过：“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经厌倦了作一个先行者，只想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我只想说真话！不要再期望有专人为你提供希望了，从自己身上找希望吧！自己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所认定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与之相似，鲁迅除了短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低级官员之外，一直是“在野”之身。鲁迅的一生，做大学教授的时候短，成为纯粹的“自由撰稿人”的时候长，他确乎实现了“做一个作家该做的”。鲁迅成功地完成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永远的批评者和永远的反对派。他倚靠自己的稿费收入维持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不必讨好某种学术体制以保持教职，也无须考虑为某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并迎合其老板的口味。当然，如此一来生活压力颇大，他必须保持一定的写作数量。鲁迅晚年身体的急剧恶化与这种高强度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今天的中国迅速进入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时代，作为知识分子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旧有意识形态的压力，二是经济的压力。知识阶层的反应如何呢？首先，看看学院体制内部：最近几年政府对大学教育很重视，特别对一些重点大学，像北大、清华投入数十亿办学经费。这种“高度重视”也带来若干负面后果。很多大学教授都能住进宽大的房子，如果在教授的等级秩序当中占到很好的位置，比如北大的一级教授，一年能获得数十万的“岗位津贴”。有的二流大学从一流大学“挖”博士生导师，甚至开出百万年薪的“天价”。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使很多学院体制内的学者，跟掌权者有了相当大的妥协、跟民间社会有了非常大的疏远。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对某些严峻问题，如农民问题、腐败问题、司法制度问题、工人失业问题等等，教授们基本不会或不愿去触及。假如有一个记者朋友走进北大校园，随意碰见一百名北大教授，询问对现状的看法，我相信有超过八十名的教授会说：“我对现状相当满意，形势一片大好。”
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坛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领域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心。标志在于“报告文学”的洛阳纸贵。所谓“报告文学”，是在当时新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作家们巧妙地选择了一种处于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特殊的文章体裁。许多作家都用这种文章体裁来揭示社会弊端。九十年代以后，在压力和诱惑之下，没有多少人坚持写作此种文体。如今最著名的作家是些什么人呢？比如写帝王将相家史的二月河，拼命写康熙、乾隆们的故事，把残暴的帝王塑造成人民公仆，把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编造成莺歌燕舞的“新时代”。这些胡编乱造的“演义”被编成大型电视连续剧，在各大电视台上演，红遍全国。比如写警匪加爱情故事的海岩，写高级宾馆里高等华人的生活，也被编成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极高。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毒品”，毒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知识分子找不到了。也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和作家转而恶毒攻击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鲁迅。本来他们处于自卑和羞愧的心理状态下，由于个人的软弱和背叛，他们难以直面鲁迅及其作品的存在。他们不敢面对眼前的“无物之阵”，背叛了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便对那些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人充满敌视。他们在心安理得地说谎，自然不愿听到旁边有人说真话。在学者和作家普遍“流氓化”和“痞子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卑和羞愧的心理，反而以一种扭曲的、变态的方式发泄出来，于是便产生了种种对于鲁迅的攻击和谩骂。
流氓精神、戏子文化和奴隶状态
鲁迅是二十世纪少有的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作家之一，鲁迅思想中最可宝贵之处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国民性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流氓精神的批判；第二，对戏子文化的批判；第三，对奴隶状态的批判。
鲁迅是对中国人的“流氓精神”认识最为深刻的作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反复使用“流氓”这个词语作演讲和写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可言呢？无非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的政客们、统治中国的领袖们，哪个没有几分流氓气呢？谁的流氓性最彻底，谁就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谁就能够掌权最长时间。陈独秀、瞿秋白为何被政治激流冲到岸边呢？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气质太强，他们不是流氓，而他们的对手是流氓。
我在细读鲁迅作品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鲁迅对历代的“农民起义”基本持批判立场。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在今天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都是“正面人物”的、“代表农民阶级”的“起义领袖”，在鲁迅眼中却是罪恶深重的流氓。流氓产自流民，鲁迅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中渊源流长、深入骨髓的流氓精神。致力于研究流民问题的王学泰分析说，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其实没几个真正具备农民的身份，更确切地说乃是“流氓无产者”。据历史学家萨孟武对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的研究，发现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并没有几个人是因为贫困潦倒才揭竿而起的农民，梁山首领们大都是具有冒险精神、崇尚暴力的流氓。在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国人国民性中最负面的东西，那就是以暴力决定权力的“潜规则”。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用愤怒的言辞谈及明末流寇张献忠。张并没有想过“解放农民阶级”，这是后人（如《李自成》的作者姚学垠）想当然地赋予张的“宏大理想”。其实，张的想法是推翻旧皇帝，自己当新皇帝。当他听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之后，便匆匆在四川称帝。他深知自己的皇帝位子坐不稳，便丧心病狂地在占领区和军队所经之处大肆屠杀。惨烈程度甚至超过明朝官兵和满清军队对民众的屠杀。张献忠在四川丧心病狂的杀戮，很多地方志中都有触目惊心的记载。张心中的想法是：反正这份家当我不能拥有，宁可毁了也不能让别人拥有。这种流氓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是流氓们“成王败寇”的转换过程。
鲁迅还发现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是“戏子文化”。他在几篇杂文中反复强调，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和大戏场，在这个戏场中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双重角色。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坐在下面看表演。表演和看表演的两种身份、两种角色，在每个人的身上时刻发生着转化。每一个人的“优孟人生”结合在一起，便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谎言帝国”。“表演”和“说谎”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它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但语文老师的讲解往往离小说的本意相差甚远。这不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而是一部解释中国人精神创伤的作品。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以后，她到处讲述。村里人纷纷来听她讲，一些老太太没听到还专门从别处来听。人们愿意听祥林嫂讲述，并非对她有同情和怜悯，他们跟看一台社戏是同样的心态，乃是寻求娱乐和刺激。在看戏、听戏的过程中，人们也会落下眼泪。但当眼泪流完以后，大家就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津津有味地讨论细节。由此，祥林嫂个体的悲惨遭遇成为人们娱乐的好材料。在中国极端贫穷的乡村里，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娱乐方式，这些场景就成为最好的娱乐。正如钱理群所说，人们从别人的悲惨故事中获得某些快感，从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屈辱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痛苦成功地实现了缓解、麻醉和转移。这一点恰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残酷性。
对戏子文化的残酷性的揭露，也出现在《药》中。主人公夏瑜想用正义的、崇高的献身行动来唤醒同胞、唤醒民众。同胞却把他看成是戏子。那些白胡子的老头，那些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有刽子手康大叔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夏瑜将被用什么样的方式处死。他们把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事情戏剧化了。殉道者丧失了尊严感。这就使得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有任何真正悲惨的事情，也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严肃的事情。这些民众的行为，是对夏瑜这样的启蒙先驱的第二次杀戮。此次杀戮比满清当局的杀戮更加可怕。
鲁迅进而发现，中国人天生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奴隶心态”。在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十几个日本兵押着数千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让他们几十个人一排地排好，由后面一排人将前面一排人用绳子捆起来，挖一个坑，把第一排人推到坑里去，再由下一排人对前面的人作同样处理。十几个日本兵不费一粒子弹就杀害了几千个中国人。鲁迅对同胞的“奴隶心态”的揭示意义重大，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此概括是何等的准确！
鲁迅明确区分了“奴隶”和“奴才”的不同。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状况毫无自知，麻木地“活着”；奴才则是奴隶中比较聪明的人，对奴隶身份有明确认知，为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不惜帮助主人更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鲁迅比喻说，阔人家里养的叭儿狗，主人还没有叫它们去咬穷人，它们就已经主动扑上去咬了。它们对待穷人比主人更加冷酷无情，他们知道这样做能获得主人的赏识。在奴隶和奴才这两种生存方式中，奴才更应当谴责和批判。所谓的奴才可以用四个字内容，即“奴在心者”，就是在内心深处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高等奴隶的人。奴才通过种种努力，使“奴隶”和“主人”的二元格局更加牢固。
以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方式“立人”
鲁迅不是一位具有原创思想的哲学家，他未能写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巨著来，但他的生命全部燃烧在他的文字之中。他几乎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方式说出了中国人生存的真相：流氓精神、戏子文化和奴隶心态。那么，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摆脱此种可怕的历史宿命呢？中国人如何才能重新找回个体的尊严呢？
鲁迅的答案是“立人”。这是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的一大盲点。直至九十年代末，方有一批学者如钱理群、王得厚、孙郁、王乾坤、裘沙等重新发现“立人”之思想，并召开了一次“鲁迅立人思想研讨会”。笔者作为最年轻的研究生有幸与会。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和呐喊的一生。他启蒙与呐喊的旨归在于“立人”。“立人”是其思想中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明确地提了出来。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先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鲁迅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这两种生活不断交替。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主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
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作家易大旗在《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所谓“立人”，就是把个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则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是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这是公平、正义和尊严之所系。鲁迅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用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槃”。可惜的是这种声音长期被遮蔽了。近年来，一种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片面的“强国梦”在青年一代之中逐渐蔓延开来。人们为奥运会和宇宙飞船欢呼雀跃，却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捍卫自身的权利。很少人清楚地知道此“常识”：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只有先立人，国家才能立起来。正是在此意义上，只要鲁迅所批判的那些现象没有消失，鲁迅的思想就仍然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那些事物还在张牙舞爪、蛊惑人心：比如，伪儒家学者蒋庆大肆宣讲所谓的“王道政治”，企图以儒教为国教，自己则顺理成章为帝王师；比如，战略家刘亚洲抛出一套能够让中国迅速崛起的军事战略，却丝毫不考虑民众的自由、尊严与生命在其中的位置；比如，历史学者张海鹏继续为义和团、太平天国大唱赞歌，认为“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鲁迅希望自己“速朽”，但“速朽”仍然没有发生。这究竟是鲁迅的幸运呢，还是鲁迅的不幸？
鲁迅希望以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方式实现其“立人”的理想。文学评论家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所说：“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休斯之火。”然而，这火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而在暗地里无人顾惜地闪烁。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悲惨的、“非人”的生存状态，却没有找出中国人乃至人类为何陷入此种境地的最后答案。此即为鲁迅思想的软肋所在。鲁迅的软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他忽视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宗教信仰的维度，他一直对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信仰保持距离，他不接受人类的历史是一不救赎的历史。他追求平等，却不知道“平等”的根源在于“人因被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而平等”。鲁迅说自己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其实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尼（采）远远大于托（尔斯泰）。尼采所宣布的“上帝已死”和“个人的自大”深深为鲁迅所喜，而托尔斯泰用爱、同情和非暴力来改变世界的思路却被鲁迅视为迂腐和无能。二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鲁迅亦忽略了近代欧美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成果。在鲁迅的阅读视野中，对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经典著作知之甚少，他一直没有涉及欧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故在破坏之余无法做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这两大软肋是我们可以弥补和超越的，正是这两大软肋，使鲁迅终生与黑暗战斗，却未曾看到一线光明；正是这两大软肋，使鲁迅对苏俄的体制产生错误的幻想，甚至部分地认同了暴力在历史进程中的“正面价值”；正是这两大软肋，使鲁迅晚年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发生了大幅度的退步，食而不化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和马列主义教条，使其杂文的明晰性和穿透力都大大降低了。
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写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但从此题目即可看出，他是从“复仇”的视角而非“救赎”的视角来看待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鲁迅在这篇短文中重复两次这样写道：“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生长在“报仇雪耻之乡”的鲁迅未能洞悉此一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指出：“历史解释从古到今都是理解历史行为和历史承受之意义的一种尝试。在我们这个时代，数百万人默默地背上了历史的十字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有利于从神学上理解历史的‘意义’，那么，这就是基督教对苦难的理解了。西方世界在普罗米修斯神话中和在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中，给予苦难问题两种不同的回答。”遗憾的斯，鲁迅选择的是普罗米修斯的方式，注定了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悲剧。
鲁迅为何漠视“古拉格”？
鲁迅晚年倾心于苏俄的“伟大的实验”，这是在他长期找不到路之后惟一的可以尝试的道路，这是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之后惟一的一丝光明。然而，当时苏俄体制的诸多血腥与暴虐的事件已逐渐流播开来，即便是与鲁迅同代的知识分子亦有许多人撰文批评和否定之。那么，为何对“吃人”最为敏感的鲁迅会漠视“古拉格”的存在呢？
有学者发现，在鲁迅的藏书中，有一本于一九二八年即购入的一册日文版的《苏俄的牢狱》。《苏俄的牢狱》是日本人中岛信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原著名为《俄囚书简》，由“国际政治犯救济委员会”发行，出版于一九二五年。也就是说，鲁迅在该书出版之后三年即购买并阅读之。正如书名所言，此书汇编了苏俄政治犯们偷偷传往外界的书信。这些政治犯，主要是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成员。他们当中，有人曾经鼓动和组织暴动，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高尔基称为“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其主要罪行，不过是和平地表达政治异议，和平地从事政治反对运动，于是就被加上种种可怕的罪名，被枪毙，被虐杀，余下的被关押于“古拉格群岛”。此书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流放”，收入七封信，记述了政治犯们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杀人者的抗议，以及他们在流放途中的情形。同时还有一份被搜捕者和被流放者的名单。第二部分“牢狱故事”，有十封信，叙述了他们在劳改场所受的待遇，还有他们的口供，他们要求思想自由的声明，以及他们对狱中种种迫害的抗议。最后一封是被关押的政治犯代表致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信。第三部分“北方集中营”，收信两封，介绍了集中营的三个住地和政治犯被虐杀的情形。由此可见，早在一九二八年，鲁迅就多多少少地知晓了“古拉格”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在鲁迅所有的文字中，对此书并无评论，对“古拉格”也毫无抨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独秀晚年深刻地揭示了苏俄的本质。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写道：“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他还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即当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这些观点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亦是真知灼见、生气勃勃。
陈鲁二位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中国新文化的开山人物，他们的晚年却因为对苏俄的不同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冯雪峰主动代庖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直存在争议，但有相当的证据显示，鲁迅同意此文署自己的名字发表，也就意味着他同意此文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用斯大林的苏俄的“成功”来嘲弄托洛茨基“晚景的可怜”，这不正落入了鲁迅自己反对过的“成王败寇”的“中国式的历史论”之中吗？这封信最严重的错误是搬用斯大林侮蔑苏俄托派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的谎言，明白地暗示中国托派“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得知鲁迅的这封信之后，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回忆，陈“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了。”这是气头上的话。后来，在鲁迅逝世周年之际，陈独秀撰写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认为“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陈独秀对鲁迅与政党的关系亦极具洞察力：“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般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而陈独秀则客观地评价说：“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把鲁迅漠视“古拉格”、一厢情愿地拥抱苏俄的立场，完全视为党派对他的吹捧，以及他对这种“神化”了的地位的“感激”，似乎过于简单化了。人固有其虚荣心，并因满足虚荣心而丧失判断力，但鲁迅的失误显然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近代以来，从严复、梁启超便开始大力鼓吹社会进化论，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亦服膺此学说。鲁迅说过，历史带血，“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此种将历史中的暴力与血腥合理化的思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学者丁辉在《亟需“引起疗救的主意”的精神残疾——反思鲁迅的一个角度》一文中指出：“历史进步理念不可避免地要按在历史进步序列中的不同地位把人进行分类（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从而把一些人作为无益于历史进步的‘废料’清除出去，这种给人分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语言暴力，然而，这种人的分类学在二十世革命史、文学史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而这种给人分类的语言暴力亦可在鲁迅身上窥其端倪。”在“进步”和“革命”等旗号之下，鲁迅前期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的堤坝也松动了。换言之，为了实现那个无比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少数人的牺牲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鲁迅对叶赛宁等诗人作家的自杀或被杀无动于衷，再没有写《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时的悲悯与愤怒，也不再感受到“死尸的沉重”了。
鲁迅晚年一度成为绝对理性和强力意志的俘虏，视人道主义为弱者的温情。他不相信人能在历史中获得救赎，而将历史看成人自己所创造的、卑斯麦式的血与铁的律令。卡尔•洛维特指出：“救赎历史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而是一个信仰行为的序列，而各帝国的历史，即罪与死的历史，则是朝向一个终极的终结的；这个终结既是历史的完成，也是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历史进程本身，即世俗世界，仅仅表现出在各个时代生活着的各世代无望的前后相继和死亡。用信仰的眼光来看，不管是神圣历史还是世俗历史，整个历史程序都表现为预定的上帝的秩序。”倘若启蒙者超越了启蒙自身的界限，放弃了在造物主面前的谦卑，便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便自我膨胀为世界的主宰。对于三十年代之后激进思想在知识阶层的泛滥，鲁迅自然是难逃其咎。一旦人类企图僭越上帝的位置，人类定然把人间变成地狱。
假如鲁迅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后
“假如鲁迅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会怎样？”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不敢面对的问题。文革肇始，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说：“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在早年曾有过‘彷徨’，但是，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不顾托洛茨基匪帮的造谣中伤，不顾周扬们的欺骗攻击，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对鲁迅最粗暴、最可耻的歪曲和阉割。不过，鲁迅生前早就知道，死后会有众多的苍蝇蚊子围绕着自己的尸体嗡嗡叫。
在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首次公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前辈学者王元化在上海也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这则史料被披露出来之后，某些党史学者拼命否定之。这一“孤证”也受到许多人的怀疑。不久，著名演员黄宗英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以当事人的身份证实了此事的确凿。黄宗英写道：“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她回忆说，毛泽东与老友罗稷南等人谈笑风生，罗在谈话间隙中提问：“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此时，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她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感觉：“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三十年代，罗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当十九路军在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中央苏区的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的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罗。也许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罗有胆量亲口向毛询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毛在此一比较轻松的场合，也就肆无忌惮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鲁迅在一九四九年后不会有好日子过。毛泽东的这一回答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这样回答就不是毛泽东了。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性格，以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两人之间的针锋相对再平常不过了。鲁迅与毛泽东的心灵是不相通的。鲁迅一辈子都在争取批评的自由，他将如何看待血雨腥风的反右和文革呢？陈独秀说过：“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毛时代中国的面貌被陈独秀不幸而言中了：“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者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鲁迅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迅速适应此一新时代，要他不说话甚于结束他的生命。当然，新政权会安排一些职位给鲁迅，比如政协副主席、作些主席、文化部长，但是这些显赫的官职无法“招安”鲁迅。鲁迅不会放下他的那支如同匕首和投枪的笔。鲁迅如果要坚持其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立场，其结局自然是被送进“古拉格群岛”，在监狱里恐怕就很难“继续写”了。从鲁迅所欣赏的弟子胡风和萧军等人的命运当中，不难窥见鲁迅本人的命运。
诚然，一个鲁迅改变不了中国，但作为盗火者的鲁迅却让后人看到了黎明的一丝曙光。鲁迅留下的文字，既让后人触摸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黑暗与血腥，也让后人发现了那个时代的鲜活与多元——毕竟，能够容忍鲁迅的存在的时代，亦是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我想，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站在新世纪之交的今天，必须重新面对、整理和激活鲁迅的思想遗产。只有吸收和消化其思想的精华部分，只有把握和更正其思想的软肋部分，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创建真正的新文明，才能在新世纪实现新一轮的“文艺复兴”，才能让同胞们真正过上民主、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我相信，这也是鲁迅的期望。
读者问答
读者：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余先生说了很多，我觉得主旨想说一个，当代文学很多东西都是糟粕，都是精神垃圾。我想请问一下余先生，我们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才能适合我们呢？你刚才说中国那些专制、封建的问题，鲁迅先生批判的也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取的。中国自从夏朝以来到现在，除了奴隶社会以外都是封建社会，所以我觉得中国一直以来的文化遗产好像大部分都属于封建的东西。余先生说，现在我们都不应该谈这些东西了，是不是说让我们抛弃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遗产，去建立西方的民主、自由，而不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当中汲取一些精华。
我还想问您，我曾经看过一些书，鲁迅先生曾经写过很多杂文，这些杂文曾经被很多人标榜，但是很多人也说鲁迅先生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些杂文上了，他的作品中大部分是杂文，这些杂文有很大部分是用来还击别人对他的批评的。鲁迅先生一边在骂人，一方面也在反驳别人骂他，他把很大精力用在这方面了。这是不是一种浪费和失误呢？我看您的作品大部分也属于杂文。
答：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谈：第一，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不是要全盘否定。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我觉得其中仍然有很多可以吸取的东西，包括孔子、庄子的思想，包括明代末年、清代初年三位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熹、王夫之的思想，此三大家中已经有很多思想比较接近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些思考、这些文化遗产都是可以被继承下来的。第二，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初来说“传统”这个词的时候，传统已经不仅仅是秦汉、唐宋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整个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近现代文化，也都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我今天谈的鲁迅，比如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同样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传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传统是变化的而不是停滞的。我们应当有一个动态的传统观。
第二个问题是对鲁迅杂文的看法。至于杂文与“骂人”的关系，鲁迅后期一些具体的针对某人某人的杂文，在我看来确实不如前期的杂文如《坟》、《灯下漫笔》等。有的文章用词过激、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处。鲁迅的有些杂文确实骂人骂得有些过分了，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不少属于“人身攻击”的，如果对方要以“名誉权”诉讼的话，他大概要赔偿很多钱的。这又牵涉到一个作家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我更看重鲁迅二十年代的杂文创作，这些杂文的价值非常之高，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这种价值并不亚于小说和诗歌。我不太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不同的文体在文学等级中占据不同位置。比如，有人说诗歌是第一位的，再下面是戏剧，再下面是小说，再下面是杂文，最下面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我认为，不能用文体的差别来做衡量价值高低，两者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一流的杂文未必就不如一流的小说，同时，一流的杂文肯定优于二流的小说。
我个人这几年来偏重写杂文，因为我生活在当下中国具体的时空中，今天的中国经常发生一些让人不得不愤怒的事情，我不能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也不能在罪恶正在发生的时候，躲进小窝里写浪漫的诗歌。当然，我不排斥别的作家作这样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我个人做不到这点。
读者：您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神话鲁迅和神话孔子，同样是中国的悲哀，我们给孔子修了很大的孔庙，作为现在的中国人怎样才能走出这种神话的寄托？
答：最理想的社会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不断接近理想的现实。我很喜欢北欧的社会模式，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他们近年来问题亦多多，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了。
说到“神话孔子”和“神话鲁迅”，我认为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说法。作为知识分子而“被神话”，他们通常是身不由己的。而且，他们的“被神话”不过是统治者的花招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被神话的不是像孔子、鲁迅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而是历代君权神授、以“天子”自居的帝王，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被神话的。他们把孔子作为圣人、把儒家作为国教，也仅仅是幌子而已。用谭嗣同的说法，两千年中国皆行秦政，也就是说，两千年中国实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什么是秦朝的制度呢？就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法家的权谋术。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生根，对孔子的尊重，大家都是在口头上你骗我、我骗你地说客套话而已。就像两个中国人在碰面的时候互相问：“你吃饭了？”仅仅是一句口头禅。你即使回答说“我没有吃饭”，对方也不会马上把你请到他家里吃饭。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发掘旧有的思想资源，同时引进西方新的思想资源，这样才能走出虚无精神、走出奴役状态。
读者：听完您的讲话，做一个文人，做一个合格的文人，他的思想应该是很痛苦的。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怎么看待巴金先生？我还想知道您对崔健是什么看法？
答：先回答对巴金的看法。作为一名经历过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老作家，巴金能站出来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能提出忏悔的倡议，这是恨了不起的。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个性软弱等原因，巴金对文革的反思未能深入下去。更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几年巴金就已经丧失了知觉，成了一个植物人。他还得被作为花瓶摆在那里，当作协名誉主席、当政协副主席。这对巴金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真是“寿多则辱”。他的某些亲人把他当作摇钱树和幌子，不尊重他提出的安乐死的意愿，这是一件过于残忍的事情。
再说对摇滚乐和崔健的看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摇滚乐所起的作用跟文学界、思想界是相似的，我更多把它看作是思想启蒙的重要材料，而不是纯粹的音乐。崔健在音乐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点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外部世界怎么变化，不管是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还是商品经济的九十年代，他都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尽管他后来出的一些专辑唱片，大家都有很多批评，再也没有像《一无所有》那样红遍全国的歌曲。但他认为这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从不迎合、谄媚歌迷。在这个意义上，崔健在中国的音乐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还有，过去人们过多阐释了崔健反叛的一面，在我看来，他有若干情歌至情至性，更是其生命本真状态的写照，如《花房姑娘》等，这样的歌曲是可以永恒的。
读者：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有一条主线，贯穿着对封建社会的反思，自始至终都坚持了这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可能达到反封建的事，条件不够，进行不下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虽然也打出了鲁迅是旗手、主将这些口号，但仅仅是一个招牌。对封建社会的反思，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始终没有抓住这个精髓。现在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封建思想的泛起，包括腐败以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方面，如果不很好地从反封建的角度考虑的话，很难进行。我提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再把反封建这个口号叫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重新把反封建这个口号叫响？
答：“封建”这个词放在今天来看似乎不太准确。“封建主义”的说法，是从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提出来的，它不足以来概括亚洲的、东方的社会格局和历史进程。如果说“反封建”的话，我更愿意用“反专制、求自由”的说法。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就是“东方专制主义”。如同我上面谈到的二月河之流的为专制帝王招魂的作家走红的现象，表明今天中国反专制、求自由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要做这样的事业，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一个方面就是对教育的关心和参与，包括从大学的教育一直往下走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一直到幼儿园教育。应当让我们的孩子意识到人的独立、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这些东西是最最可贵的。我有一位老师曾带家人到美国讲学，一家人在美国待了两年。他回来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小女儿五六岁，到美国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在家里玩，把父亲最珍爱的一个花瓶打破了。父亲举起手来就想给她一耳光，但这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一下就跑到电话旁边去了。父亲觉得很奇怪，问她说：“你怎么跑到电话旁边去？”女儿回答说：“幼儿园里，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家长打你，你就马上打电话报警。”父亲为此感慨了半天，自己枉自是著名学者，人权意识还不如五六岁的小孩。这个小小的故事，可以揭示出中国和西方教育的重要差异。所以，我认为，把个体的独立性、个人的尊严的教育灌注到每个小孩心里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
第二个方面，是促进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种自由度正在不断在扩大，比如网络的兴起带来信息更广泛的传播。鲁迅那个时代，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的工作呢，是把门缝挤开。门缝已经开了一点点，进来了一点点光，作为知识分子就要把这一点点缝隙再往前挤，使这个门缝开得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打开。
谢谢大家。
附记：
作者还曾以本文为提纲，在国内外十余所大学及中学演讲，也包括北京海淀“知道图书广场”等公共空间。在此，向那些提出置疑和批评意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是你们帮助我丰富和完善了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