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农民工
中共不断对劳工运动进行政治能力和社会性能力剥夺，也就是注定是劳工运动的初级阶段。这个就像是割韭菜，长出一次割一次。
劳工运动处于低级阶段，知识分子觉得够不着民主运动，没兴趣参与。知识精英不参与，劳工运动没法升级。这是一个封闭的吊诡悖论。
知识分子不参与劳工运动，不单纯是他的道义性欠缺，也可以说是劳工运动过于低级阶段，单纯经济利益，还没法看到升级为民主宪政运动的主力，所以不值得为之努力。
指责劳工运动低级阶段，这是容易的事情，站在说话不腰疼。但是要想办法提升或者拓展其政治或者公共空间，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培养工人的意见领袖，就像公牛闯进知识分子的瓷器店。造成分化重新组合。惨沙子，我知道几乎所有的精英话语权都是通过掺沙子的方式才转移的。
打破这个悖论的还是从劳工阶层中培养出大量意见领袖，冲进知识精英的领地，掺沙子的方式夺取话语权。这种封闭的吊诡悖论，维权运动也是一样，因为也处于底层到精英的金字塔结构中，身份认同作为民间政治的主要活动和结果，而维权获得的利益归到个人家里，私人领域与公共性无关。在维权运动中，身份认同流动的金字塔更高一层乌托邦建构是一个打破吊诡悖论的办法，例如公民身份之于访民，行动者维权人士高于启蒙者。还有就是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新的部分。劳工运动也是如此，过去的国企工人运动打着“以理维权”的旗号，以共党意识形态抗争，如我十年前的文章《左右之争和国企工人维权》观察的，知识精英捏着鼻子踢它两脚，后来国企工人维权淡化，农民工成为工运的主角，这就是金字塔多了一层。我曾看到上海农民工教会和温州教会参与农民工维权，老乡会组织罢工，樊震义和李配想在东莞等台商比较多的地方，把民国要素注入罢工。这一些都是值得探索并且放大的。悖论不去打破，而是捍卫教条，这只会强化悖论。
还有一个办法，劳工运动向其他社会运动交叉，例如王江松想到的罢工不占马路，而去占房，劳工运动与占领运动交叉起来。还有例如李质英提出的，罢工工人不占据工厂马路，而是几百几千人几万人到罢工工厂的开户行集体取钱，非暴力不合作。
现实劳工运动如果说有着金字塔结构，大部分沙化的劳工，上面知识分子代言，那么需要在金字塔之上构建更上面的一层，即使是乌托邦加微弱现实也行，不断地构建更上一层并且做大坐实，才能带动金字塔底层的做大和向上流动。著名学者左春和批评这种宏大的抽象建构，其实宏大的抽象建构肯定不会抽象完全空中楼阁，都会有微弱的现实因素支撑，比较法国与美国的唯理主义，法国的不过就是强行用恐怖主义手法，强制手法来做大现实因素，美国的比较经验主义，唯理主义本身不会错误，其错误是实现的手段好坏及其代价带来的。就像一个民族国家肯定要有内部敌人，结果好坏就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手段优劣而已。
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从农民工利益的角度，党政主导只要能维护利益就不是问题。中共不是一般弹性，而是及其有弹性的。所以期待工运抵达民运，还是少想为好。劳工运动的方向应该还是扩大吃奶的规模和人数，再多的奶也经不起吃。
劳工运动具有去政治化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不能教义教条化，因为去政治化仅仅是让劳工运动得以维持，但没法升级。所以可以模仿教会，有基本教义派来维持劳工运动的主体部分，边缘部分可以有自由派，可以开放探索。顶多就是放一道防火墙。
而劳工运动其实就像教会那样，个人玩个人的，我的政治化和你的非政治化不搭界，影响不了。劳工运动需要政治化，政治标签来扩大影响，增加公共的社会性剩余价值，这是急迫的。我几乎没有看到参与规模极为庞大的罢工对社会本身产生影响，看起来都像是犄角旮旯里面的事情。那么如何保持基本教义的去政治化，又能在特区或者边缘地带做政治化标签的实验，这是劳工运动需要探索的空间新领域。以乌坎事件为例，要不是最前面的上街游行举牌打倒独裁，到了这种高度，还不是犄角旮旯中的事，当震惊了世界之后世界性媒体资源关注，此时广东省委收割了，在广东省委领导下维权，公共舆论就觉得变得像一埵屎了，只有改革派体制变革派关注它了。以反动的姿态标签暴富，然后洗白。
这是很多公共舆论事物发家得到关注的取巧办法。例如南方系，至少要让人觉得是反动胚子，虽然穿着共党合法性衣服，也就是说标签要足够反动但被容忍，你才能走红。公共舆论的逻辑是眼球经济，与行动是两码事，或者区别很大。很多反对党如小三竭力讨好人民，一上台和老婆一样对丈夫作威作福。说这一些在于提出一个悖论:劳工运动不出轨，则没人追求你，出轨又容易打压，如何出轨又不受打压呢。
工人运动的法西斯化危险
对抗争中种种阶段性现象的社会学描述，或者写文章赞美表扬与农民工上央视春节晚会获得关注一样。虽然弱者需要承认，文学性的或者来自学术团体的关注研究描述，可以说获得一定公共性，但解决的还是其中个体身份（地位）承认的精神危机，并不是整体的政治解决。工民工上了央视春节晚会，还是国内殖民的受害者，访民被于建嵘写入抗争的书中，还是访民。
有一种论述，说在共党的旧工人阶级认同基础上，出现新的工人阶级认同，就像汪暉那样说的，是法西斯化的。成为农民工成为新市民（例如新上海人，新杭州人）的个人诉求，具有暧昧性。共党的新市民政策，是法西斯化的。
你找共党要权利，你是正当的，共党肯给你，肯定有阴谋:法西斯化。这里是合法性路径批判，并不否定权利诉求，而是否定权利诉求的政治剩余价值贡献。树是肯定要长的，就是长在阳光下还是阴影下的问题。
我估计共党奔溃了，农民工还是成不了新市民，同时旧市民与农民工之间城市内战，生存空间保卫争夺战。会在广东爆发。顺德本地能够把罢工转化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冲突，浙江湖州织里也是这样的。一味在阴影中生长，可能就是一颗病树。
虽然90，00农民工丧失农民身份，但一定进入社会运动，只有原教旨的极端意识形态才能有凝聚力，由于城市是他们要加入的还不是他们的，而只有爷爷那辈的农村性意识形态才会成为他们的战斗武器，他们身处城市灵魂却游荡于乡土，当他们与城市小市民争夺生存空间时。这种状况与法西斯主义是相似的，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复古的，极端保守的。
当城市小市民进入法西斯阶段，正如现阶段的显示，为毛粉习粉，那么与城市小市民争夺生存空间的，就会是毛粉习粉的对立面：民国粉或者美国粉。
农民工界定为中共分赃体系下的新工人，抹掉农民特征，那么就会增强依附性。而且只会有少数人获得小市民身份，而大多数人还是继续恶化，也就是说“新工人”身份建构是农民工的鸦片和镇痛剂。不利于将来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新工人”的身份建构依赖于现有国内殖民分赃体系的无限潜力和进步，这完全是发展的迷信，批判完资本家的发展迷信自己又接过迷信鸦片迷倒自己。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仅仅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要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当然非常正当，也可以说是寻求已经被剥削走的血汗的补偿和反哺，可是找中共要，中共已经吃掉的肯定没法还，只会从对潜在的和未来的劳工阶层进行剥削来抠出部分。因此说，对于未来的劳工阶层，当下的劳工阶层要成为城市小市民，就是参与中共的剥削分赃体系，其劳工运动，就是剥削分赃体系的有机组成和延续。就像一只贪吃蛇，吃掉自己尾巴当饭吃。
与维权运动一样，劳工运动充满着双重暧昧性，一方面试图解放自己，另外方面加重自己的枷锁。
劳工运动除了经济利益外，也向以经济利益为内核的新市民身份迈进一步，经济利益为了生存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即使是集中营中的俘虏，为了生存投降于敌人，也非常正当。值得质疑或者有着暧昧性的是获取新市民身份，这个社会运动本身我认为会嵌入中共国内殖民分赃体系中，法西斯化中。如果换一个国家没问题，这是法律运动。可是在中国，这是法律名义下的特权运动，尽管这种要的特权是正常生存条件的，可是在中国，作为农民工，难道就不能体验到做一个正常人很难吗，就得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做到的，而且是特例的，破碎的，不是整体的法律性权利。也就是不会觉得正常的生存，成为新市民是党的恩赐吗，不应该说共党万岁吗。在阴影中，成为新市民获取市民权，只能用鲁迅的那句话，临时坐稳的奴隶。樊振义李配他们想在现有农民工运动中介入民国因素，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另外开一个队伍是对的。
劳工运动它本身也是一个重构社会关系的运动，不单纯是为了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或者这两个层次都在。而且如果没有法律性的社会关系支撑，权利和利益是偶然的，破碎的。构建新工人阶级话语或者新市民身份，就是重构社会关系。例如段毅会提出，为啥中产阶级会不支持劳工运动呢。既然要构建社会秩序，就要遭遇，审思其他阶层的诉求，要么敌对，要么交叉，要么合作。这时候就要有劳工运动的合法性依据批判问题，有劳工运动的公共剩余价值或意义生产问题。要以劳工运动来构建，就意味着是负责任的，要对其他阶层负责的，不能一切只想自己怎么样的。
汪暉的新工人阶级构建或者新市民的身份认同，都依赖于一个虚幻的前提: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无限可能或者极大可能。我记得他曾经批判过这一点，如今怎么就忘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无限可能或极大可能，就会无限或者极大地扩大城市生存空间，就能避免旧城市市民与新市民的城市内战。可是一个城市民主化和自治化后，更倾向于排除渴望加入的新市民。这个道理从休谟讲开始，是个非常明显的常识，也是城邦历史无数次证明的。民主了，更排斥。农民工中的少数人成为新市民是可能的，但是以大多数人遭受更大排斥和剥削为代价。
民生革命承载政治革命
中共是一个就有悠久社会运动传统，而且善于发动收割社会运动为己所用的政党，这一点比法西斯主义政党做得还强，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政党，它有发动，控制，征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本能机制。即使不愿意针对自己执政进行发动社会运动或者革命，也会假装释放出信号，持续性假装，让你永远期待和投射，总之没办法起来反对和行动，你一站起来看到他的笑脸咪咪的，又坐下或蹲下或跪下。这个过程是希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再滋生希望的封闭过程，除非有强大外力或者它自己系统奔溃，否则对中共没法革命。在当下，维权与维稳缠绕在一起，维稳可以征用维权，把维权作为维稳的基础，只要底层或者农民工只是从维护利益考虑，就是成立的可以维持的。
如汪洋说，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临界点和爆炸的突破口在于，人民币不够解决了。所以在知识分子抗争被严防死守的前提下，让底层或者农民工加入知识分子身份抗争，例如言论自由，就是明珠投暗泥牛入海。需要压缩的或者调整升级的是知识分子抗争，要么升级到彻底撕裂，免于被征收的民国认同抗争，要么调整到完全为了民生为了经济利益，号召吃党的奶吃干榨干它，放弃神马言论自由等拿鸡蛋碰铁墙，碰了一千万个还是照旧的知识分子抗争。
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区分知识分子抗争与底层抗争，遏制前者逃离前者，扩大后者加入后者。前者是攻城战，后者是游记战。由于中共体制之超限强大，民间用来抵抗体制的政治革命力量也就超乎寻常众多，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政治体制问题，就失去政治自由革命与社会问题革命本来应该有的平衡结构，头极大身子极小。而且社会问题也会如同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所说，包裹入政治革命，没法切割开来。所以为彰显这一扭曲，应该提出针锋相对的以社会革命承载政治革命，以民生携带选票，颠倒主次。
正如我说的，不仅要摆脱官方主流，更要摆脱民间主流，因为民间主流之所以能是主流，是官方的自留地，能一波又一波割取的韭菜地。以言论自由为主战场的知识分子抗争，就是一个耗费巨多鸡蛋孵不出战斗鸡的铁城墙前“攻城”。
这里还有民间抗争对原有等级秩序的延续问题，本来抗争是为了消灭等级秩序的，结果在抗争的“灯下黑”，加以保持延续了，底层或者农民工加入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是一种本能，因为都想成为“人上人”，知识分子身份能提供这种虚拟，而目前抗争所有的舆论力量，只能先聚焦于少数知识分子身份，有体制内身份或者中产阶级身份可以供消费的，例如认为知识分子是底层的代表，捍卫住了知识分子个人私人利益，就是捍卫整个民间的整体利益，或者例如认为律师的权利，是底层利益的屏障，捍卫住律师的个人利益，就等于捍卫住民间的整体利益。这样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和律师中的少数人利益被捍卫了，而整体利益却失落了，而被捍卫住的这一些人也自我为义成为民间的既得利益集团。历史教科书中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的，精英往往最后背叛拥护者和曾经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