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 林贡钦
两星期前的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43万多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46.18%，公民党的杨岳桥获胜，获160,880票，得票率37.19%，民建联的周浩鼎获150,329票，得票率34.75%，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获66,524票，得票率15.38%。
补选中最大的意外
这次补选投票的最大意外是:在年初一旺角暴乱中被捕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在短短二十日内取得6万多张选票，虽然落选，但由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一跃成为政治新星，预示着温和泛民主派将被激进民主派所取代。
以得票率计算，杨岳桥取得逾三成七选票，远少于泛民主派在2012年的五成四得票，主要原因是被梁天琦及今届改为非泛民、非建制的“第三路线”的黄成智撬走了近两成选票。如将三人的得票率相加，则与泛民在2012年的得票率相同。
建制派方面，民建联的周浩鼎今次取得近三成半选票，与各个建制政团在2012年的得票率相比微跌约1.8%。
也就是说，这次补选，泛民所失选票，没有被建制派取得，而是造就了更激进派和第三势力。
政治生态的改变
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90后的港大哲学系学生。内地出生，父亲是港人，母亲是湖北武汉人。对网民认为他并非本港出世，如何代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质疑，梁响应说，这是事实，但不影响他香港人身份。不论是否在香港出世，不论在香港居住时间，只要认同香港文化、香港的核心价值观，拥护香港，都是香港人。这一表达，是否可以看作本土民主前线对「本土民主」的定义?如果是，相信生活在香港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梁天琦同时又在鼓动“以武制暴”，发动和参与旺角暴动，破坏了法制这一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那可能仅是选举语言。
无论如何，香港的政治生态正在悄然改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票站调查显示，有两成在2012年投票给泛民主派的选民，今次选择支持梁天琦。在旺角冲突刚发生不久，梁天琦又被警方逮捕，得票还超过一成半，表明选民的政治取向，这对香港社会是很大的警示，也预示了泛民温和派的道路更加难行。
政治生态的改变将带来什么？
香港的政治生态确实在迅速改变，传统泛民主派中的激进分子玩过激行为几十年，基本上是抬纸棺材游行，在立法会向主席台扔道具，在庆典酒会上喊口号等等，瞬间都成了小儿科，迅速被边缘化。才成人不久的民主“菜鸟”一开始就玩大阵仗，“占中”行动中与香港警察对峙或大规模冲突，警方并没有取得任何优势；旺角暴动中主动出击，打得警察屁滚尿流，满地找牙，香港警方处于困兽犹斗的劣势。没有警察严厉执法和法庭公正判决维系的香港法制，已沦为没牙的老虎。
政治生态的改变带来诸多改变。
首先是带来观念上的改变。以和平方式得不到的，尝试靠暴力和破坏来取得。例如，和平要求得不到“真普选”，以为靠“占中”瘫痪香港79天可以获得。有些支持者认为，是特首的无能和暴政逼使这些激进的年轻人走上“官逼民反”以暴制暴的道路。
再如，经济上得不到的，试图从政治上取得。香港经济长期不振，自身竞争力不强，本土年轻人难以像父辈祖辈那样打拼经济，只能另辟蹊径。本土优势使从政成为一个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的职业，当职业反对派是不错的选择。
其次是带来行为模式上的改变。例如，激进民主派并不尊重多数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等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达到个人的意愿，不惜破坏这些原则和规则。
总之，政治生态的改变已给香港核心价值观带来改变。
抗争议题的主导
回顾香港回归近20年来，反对派始终主导着抗争的议题，从反23条立法到反国民教育，从反政改方案到占领中坏，从反水货客到反内地游客，从本土意识到港独喧嚣，全是政治议题，几乎没有经济议题。任何政党，如果不关心经济，不改善民生，是不可能获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的。当然，如果反对党也是如此，就只能永远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永难获得执政机会。
香港民主要求的主战场，既在街头，又在立法会。两地近在咫尺，都是硝烟弥漫。街头砖头飞，会场拉布起，既破坏了香港的法制，又破坏了香港的民主。看来香港这种全面抗争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