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财经时报》9月25日停刊整顿的公告：
因为今年七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财经时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
我没有读过《财经时报》，正如我不知道它的上级主管机关是谁；但对公告中那三条处罚理由感到不可思议，这里不妨逐条批评。
“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纪律，但可以肯定它是对舆论监督的限制和干涉。权力在哪里，监督就出现在哪里。权力必须有界限，但对权力的监督必须无界限。权力的本性无孔不入，行使监督的媒体当然也必要无孔不入，否则谈何监督。监督就是监督，它没有也不应有空间上的限制。照此逻辑，三鹿奶粉只能由石家庄媒体报道，襄汾尾矿溃坝只能由襄汾媒体报道。如果地方权力一手遮天，这样的报道是否还能出来。当当地媒体经常难以实施有效监督时，异地监督正是它的一种救济，这正如一些要案经常因当地错综的权力关系，需要异地审理一样。不一样的是，审理毕竟还属于司法权力，监督却仅仅是媒体的一种权利。权力对权力，有时尚需寻求异地；权利对权力，如果堵塞异地，监督的权利就有可能完全落空。因此，本质地说，遏制异地监督，就是遏制监督本身。最近，毒奶粉事发，国家高层正在强调舆论监督，可是在这份公告里，我听到的却是相反的声音。
什么叫“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面对突发事件，现场就是命令，记者应在他知道的第一时间到场，争取发出独家声音。请问，他到哪里去办手续，又要办什么样的手续。手续延误了报道，是报道的责任，还是手续的责任。采访是媒体的天然的权利，怎么还要手续的报批，而且手续前边还有什么“正规”。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经过权力的批准记者才能报道、才算正规？假如报道的权利不在媒体，而在批准媒体的权力，抑或，媒体没有报道的自由，手续却有批与不批的自由，那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报道。前几天深圳“帝王俱乐部”夜间大火，死亡44人。次日，许多香港记者拥至现场，他们自由采访，自由报道，这才是媒体采访的正常的状态。设若这时有谁要求记者出示什么正规手续，否则不予靠近。这除了荒诞，只能表明权力对采访自由的阻挠。
至于重大敏感的报道要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并交换意见，这本是记者自己的作业，构不成必须履行的新闻纪律。记者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他可以交换意见，也可以不，只要报道真实，不真实由他负责。上个世纪初叶，针对社会各种黑幕，美国媒体掀起一场揭发性的“掘粪运动”。难道记者在暴露那些见不得人的权力勾当时，需要和那些黑幕者“交换意见”吗？“水门事件”不可谓不重大、不敏感，但记者一定要去尼克松那里“进一步核实”丑闻真相吗？新闻采访有它自己的职业伦理，其中并不包含报道者与被报道者“交换意见”这一条。
我不知道《财经日报》的报道是否失实，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处理方式。如果是“虚假新闻”，被报道者完全可以状告法院，以辨清白。可是现在是行政出头，令其整顿。法治社会，这类问题最好法院解决而不是行政解决。退一步，即使行政解决，也要按法办事。比如令其整顿的这三条，每一条都和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龃龉。言论自由在媒体记者那里即延伸为新闻自由，可是这三条无一不是对新闻自由的行政限制。该报上级主管认为该报举措“失当”，在我看来，更加失当的应该是它。行政举措每一条每一项，都应自觉照准宪法，否则，“违宪”的行政问责就应紧紧跟上。这里，我个人希望《财经时报》能够及时恢复营运。如果继续整顿，我要问责的是，是宪法大，还是新闻纪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