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演化过程中的“任志强事件”，值得关注。2016年2月19日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顶级国家媒体，并于当晚主持召开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高调宣示“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举国哗然。一贯在网络上口无遮拦而有“任大炮”绰号的地产大亨、网络大V任志强当晚在微博上公开与习近平叫板，质问“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他还在辩论中进一步质疑，是否党与人民已经“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 而且，任志强大声疾呼，“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基于“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包括政府本身，都是国库开支，任志强强烈要求，既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必须“ 为纳税人提供服务”、而不是只服务于某党某派。任志强用纳税人和国家主人身份“妄议中央”的这些言论，触动了党的敏感神经，引发多家官方媒体对他进行密集围剿，开列的罪名五花八门，杀伐之声铺天盖地，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28日责令新浪、腾讯等社交媒体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并明文禁止任志强用别的网名注册新帐号。网信办的底气是如此之足，还破例公开对此一封号行为作出解释，指控“任志强微博账号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任志强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党委2月29日发布《关于正确认识任志强严重违纪问题的通知》，声明西城区委将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任志强作出严肃处理。坊间纷纷猜测任志强会遭受开除出党、甚至于被捕入狱的处罚。
但是，以党纪国法处罚任志强的后续行动被诡异叫停，对任志强的“文革”式大批判在持续十天之后也嘎然而止，据说是习近平本人由于遭到同僚们联手阻击而知趣退让。3月1日中纪委网站转载《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紧接着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非但没有一些人所预期的拥戴“习核心”的鼓噪，一些政治局常委成员反而以对逆耳忠言的鼓励来暗挺任志强。两会期间甚至有人以“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发布《请习近平同志辞去领导职务的公开信》，列数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专权乱政的过错和经济恶化、内外交困等严重后果，并要求习近平辞职。这种峰回路转背后的权力博弈与运作，充满谜团与玄机，整个事态还在以多种方式继续发酵。“任志强事件”在政治上似乎意味着习近平三年以来高歌猛进的独裁造势遇到了意外阻击、习近平在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遭遇了滑铁卢。年来关于习近平将在十九大人事中安排赢家通吃、甚至于将其本人的两届任期制重新变为终身制的政治传言甚嚣尘上、表忠劝进之类的造势愈演愈烈。任志强勇拂逆鳞，是否会成为扭转时势的破局之举，有待观察。盖因今上热衷帝王权术，小小挫折未必能促使他完全收敛。
不过，本文的着墨之点不是政治预测，而是任志强此举对其生命历程的转折性意义。拙著《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曾系统探讨从陈独秀到李慎之等一大批中共党员经过不同途径从专制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笔者还发表过几篇论文，通过个案研究深入剖析赵紫阳这一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党国中坚人物，揭示他经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实践上的艰难曲折和思想上的长期思考而最终皈依自由主义、彻底服膺议会民主。愚见认为，退休地产官商任志强冒着巨大风险勇敢挑战党魁习近平的党天下思想，完成了向自由主义者的壮丽转变。“朝得道、夕死足”，任志强此生无憾矣！而且，作为一位交游甚广、名满天下的“红二代”重要成员，年逾花甲的企业家任志强在政治逆流中华丽转身、公开与党国极权主义价值理念决裂而皈依自由主义，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红二代”习近平入承大宝之时，世人本来对他抱有打破中国政治停滞之厚望。中共十八大前后，本是中共重启政改、走向宪政转型的难得机会窗口。当时，高调 “唱红打黑”而以文革方式毁害法治的薄熙来、连同主导“维稳体制” 、铁腕打压公民社会的周永康被联袂掀翻，顽固势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体制内外健康力量迅速汇集而发出凝聚共识、推动宪政转型的呼声。走马上任的习近平中央如能把握这一势头和机遇顺势而为，宪政转型的一些关键步骤会是水到渠成，包括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法治制度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崛起等等。
然而，中华民族在左顾右盼中又一次遭逢不幸，习近平在面临多种选择时作出了倒行逆施、大步后退这一对国家民族最坏的选择。薄熙来高调 “唱红打黑”，只是在中国一个局部运用民粹主义手腕制造恐怖、勾引民众。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薄熙来的未竞事业，在助长“红色文化”回潮、激活专制蒙昧的文化基因、厚颜无耻地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个人、不遗余力地制造个人崇拜、以行政权力践踏法律毁坏法纪、以党国权力挤压民间资本等等方面，都比薄熙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也看到对周永康“维稳体制” 的全面继承，并且更加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公开向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以及宪政理念宣战，将公检法重新定位为党的“刀把子”而全面强化其从事政治迫害的专政职能，将周永康维稳十年期间因为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制约和抵制而无法扑灭的公民社会、以及以博客与微博为主的网络政治评论也摧残殆尽。具有影响力而不受官府控制的公民社会组织几被全面关闭、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海内外资金来源被切断、维权律师以及其他维权人士被成批抓捕、党国不待见的时评类网络大V被全面封杀、各类媒体以及校园里的异端思想和言论受到全面清剿。
与严酷打压公民社会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结伴而行的是一党专政的强化和领袖独裁的死灰复燃。改革开放以来所确定的“党政分开”思路被彻底抛弃，在一切战线上都力图全面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将经济事务及“法治”全面纳入党的轨道。习近平迅速集中权力而形成领袖独裁的“成果”，更加令人目瞪口呆。习近平已公开担任的党国顶级要职务至少有十个，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远远超过当年并不直接负责日常经济事务及日常党务的“甩手管家”毛泽东。有人怀疑，习近平是否要步毛泽东的后尘再搞一次“文革”？鉴于毛泽东当年进行政治清洗的教训鲜血淋漓，在当今中国再造一位不受有效制约而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领袖，对于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公民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红二代”的一员，任志强本是今上铁杆拥趸。但是，他对今上之支持，同时带有改革开放更上层楼之期待。今上倒行逆施、与现代政治及现代价值背道而驰的种种荒唐举措，给任志强带来深深的忧虑，也促使他进行更深入的读书思考。按照任志强的夫子自道，他与军、政大院哺育出来的多数同辈一样，选择政府单位和国家企业安身立命，也具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共性，“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的转轨》，《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不过，任志强虽然出身于老革命及副部级高干家庭、自命不凡，但遭逢乱世、中学时代就下乡务农当兵，蹉跎几十年岁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到中年投身商海，才算真正开始自立的人生，而且直到九十年代末才进入高等学府当研究生，恶补不足之知识、特别是与经商直接相关的民法和商法方面的知识。这样一种身世、教育、人生背景以及利益纠缠，使任志强思想特别纠结、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姗姗来迟。
本来，支撑现代正常国家与社会的自由主义价值，以及现代社会成功运作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政治、文化多元等制度安排，在现代世界早就是常识。但是，党化教育的长期熏陶、洗脑、欺骗和遮蔽，对国人心智造成严重损害，使得现代社会常识以至于基本思维逻辑的确立也格外艰难。任志强克服障碍而向现代价值和知识敞开心灵，主要不是通过书斋中的苦思冥索，而是通过实战商海、受尽无法化解现实生活与党国意识形态相互脱节的折磨，才逐步领悟现代文明的真谛。当然，认真读书仍然是任志强能够修成正果、实现思想飞跃的重要一环。任志强具有可贵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网络大V的地位使他有机会与网民广泛相互启蒙和砥砺，并促使他为了追寻答案而博览群书，从而使他的现代信念、思想和知识不断突进、深化与升华。他与网友的交流显示，2014年退休之后他有机会系统研读了哈耶克、波普、米塞斯等人的大部头自由主义经典，终于彻底厘清现代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权利与权力、个体与群体、私人与公共、法制与法治、公民与国家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重构个人的信仰与知识谱系而脱胎换骨。
任志强在2015年有两篇博文特别引人注目。一篇与习近平提倡共产主义理念的讲话针锋相对，批评党国“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欺骗性，指出“我们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活在现实之中。先脚踏实地的解决好眼前面临的制度建设问题，先要让中国人对这个能让人民分享民主与自由的制度充满信心，先要实现稳定的六边形收入结构，先要让法律真正能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先要让中国人能容入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否则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总不会是让世界人民都融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吧!”（任志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任志强2015年的另一篇长文，提纲挈领地回顾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行程，论证中国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变革，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写道：“ 当我退休之后，观察了社会更多的现实生活之后，听到、看到、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真相之后，却多了更多的疑惑。中国共产党未来将如何带领中国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能容入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之中，真正实行共和的法律制度，让权力关进民众监督控制的笼子，每个人都充分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充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拥有自豪的公民尊严，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中国如何处理好党与人民、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法律至上的原则？如何让人民拥有对权力的监督能力？如何用法律保护公民的自由、民主、生而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如何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起到社会的监管作用？如何让社会与制度来约束与制止腐败？如何让税收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与民众的福祉？如何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价格？如何让共和替代暴力斗争？如何让中国与国际接轨？如何让民富而国强？如何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任志强：《党啊，我的母亲》）显然，任志强在质疑党国啧啧不休的“三个自信”。
其实，“ 共产主义理想”如果只是马恩原初设想的物质极其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美妙乌托邦，没有人有必要反对这样的乌托邦。问题在于，党国所弘扬的“共产主义信念”，落脚点却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推行暴力专政和政治迫害。那些顽固不化的“红二代”们，往往以维护“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或“崇高理想”来为他们的暴政开脱。但是，众所周知，在共产主义党国，“党”正是通过垄断政权和国家财产而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新阶级”。（吉拉斯：《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在它所统治的所有国家都制造专制、贫穷和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终于人类历史无情抛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波”，在其策源地淘汰了“新阶级”的统治，宣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破产和丧魂落魄。“新阶级”的残余在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这五个国家虽然躲过一劫，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充满变数。既然共产主义运动大势已去，延长共产主义党国的努力所显示便只是冥顽和蛮横。即便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习记反腐，虽然颇能吸引那些担心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又不能摆脱奴性、憎恨贪腐官吏而又崇拜权力、只知经济腐败之害而又不知政治腐败之恶的民众，包括哪些被讥为“脑残”的“五毛”和“自干五”，但因为习记反腐的目的是通过打击个别官员来强化日趋衰微的 “新阶级”，而且采取的是公然破坏法治的手段，由党的纪委绕过司法机关选择执法（犹如明代的东厂和锦衣卫），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角度看，也具有反动意味。毕竟，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所谋之“私”，既包括财货美色，也包括权势权位。由共产党人及国家干部构成的“新阶级”，其经济生活的特权根源于政治特权。在一党专政的国家，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政治腐败比经济更根本、更有害。医治腐败的唯一良方是宪政转型、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依靠强化党的政治特权和专政地位来“反腐”，不啻饮鸩止渴。毛泽东当年治国，为了打击共产党人及国家干部经济生活上的特权而维护党的“纯洁性”，以政治清洗为内核的各种运动连绵不断，其祸国殃民远甚于干部阶层经济生活方面的腐败。习氏登基之初，笔者就担心他的“认知错乱”和“党国情结”将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参阅冯崇义：《习近平的党国情结》；冯崇义：《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习氏三年多来的所作所为似乎还表明，他不仅无法摆脱极权主义价值理念，而且也无法摆脱极端腐朽落后的帮会意识，以为只要对党忠诚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党的江山就可以专制独裁，为了“党的利益”就必须封杀“反党”言论、迫害异议人士、镇压“敌对势力”。按照这样的套路来“治国理政”，只会偏离正道而再次从现代性倒退到前现代、重新激活极权主义的幽灵和妖魔、全面疏离各行各业已经觉醒的民族精英。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在错误轨道上坠入深渊的危险，终于造成“红二代”的进一步分裂，已经皈依现代价值理念的任志强与党魁习近平分道扬镳。任志强长习近平两岁，而且都有长于大院、少年失学、上山下乡、投身行伍的经历，深知“红二代”中顽固分子的教育残缺、思想陈旧和知识贫乏。但是，任志强似乎尚未对习近平完全丧失信心。他在被禁言之前向习近平喊话，意在让习老弟认清现代政治理论中关于政治权力来源及政权合法性的根本理念。他使用的是“红二代”能够完全听懂、按照马克思主义道统也顺理成章的语言。难怪学养深厚的女侠蔡霞能够迅速著文旁征博引《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护条例》以及有关马列“经典著作”为任志强做全面辩护。（蔡霞：《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
习近平彻底抛开媒体的公共性而挑明“媒体姓党”，既公开把党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神圣无比的“人民”剥离开来，也公开抵制、阻断执政党与国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共产党人在暴力夺取政权之后拒绝办理必要手续、通过大选来建立民选政府，一直无法解开政权合法性缺失的死结。君主专制被推翻之后，现代政治的最高原则是“主权在民”，政府或政党行使的只是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或政府就必须得到全体人民的授权。全民自由参与、公开公正的大选，则是唯一能够被利益相关各方都一致接受的授权程序。中共拒绝大选这一落实公民主权的唯一正当程序，也就无法获得政权的现代合法性，只好用“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无聊说辞来搪塞。随着广大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党天下”以及维护“党天下”的各种苍白无力的流氓说辞，都已变得不能接受。在回敬党媒、党棍对他的围攻时，任志强以通俗易懂的商业语言阐明国家的归属和“党”对公民主权的僭越：“ 董事会受股东的委托代表股东管理、经营公司。但公司是属于股东的，不是属于董事会的。这是常识！”这样一个简单比方，击中窃国者的要害、申明公民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宪政转型的法理依据。一位与任志强不共戴天的党国辩护士这样攻击任志强对习近平的挑战： “任志强发声，看似寥寥数字，但用心很深，目标精准，其西方宪政民主的思维已经深入骨髓”。（王海：《任志强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传声筒》）这种攻击，与攻击任志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同样狠毒、也同样准确。
我在“红二代”登基时就著文指出，党国江山没有“红三代”。无论从主观条件还是从客观条件而言，中共党国都不可能传到“红三代”；无论“红二代”如何折腾，都不可能改变这种结局。（《冯崇义：《习近平的党国情结》）一些“红二代”妄图延长红色江山的瞎折腾，到头来都不过是带着痴心梦想增加中国宪政转型的代价而已，于人于已都有害无益。党国第一代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投身宪政运动长达十年之久，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就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中共掌权以来，实行的是恰恰是与民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党禁和报禁。欺世逆天，莫此为甚。时至今日，“红二代”的责任和出路，唯有投身宪政转型赎罪补过、换取世人的谅解和社会的和解。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何去何从不待智者而知。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红二代”在未来几年内会像任志强一样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