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1936－2012）在1970年代全凭自学，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宇宙学研究。他和他领导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在短短大约10年的时间里跻身天体物理学研究世界先进行列。
方励之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因为提倡思想独立和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而被中国共产党当局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解除职务。后来，中共当局又指控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策动了1989年发生于中国各地的反腐败、要民主的民众抗议示威，并在出动军队对和平抗议者进行血腥镇压之后对方夫妇发出通缉令。
但发出通缉令之后，中共当局一直不肯对方夫妇提出正式罪证。后来，中共当局又准许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避难的方励之夫妇出国。他们先去英国，后来到美国定居。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成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继续从事他所挚爱的天体物理学/宇宙学教学和研究，直到2012年2月去世。
《方励之自传》最近由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河滨分校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方励之自传》英文版书名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中国头号通缉犯–－我从科学家变成党国敌人的历程》）。
方励之生前在美国物理学会的同事、该学会的国际事务部前主人欧文·勒奇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书评，对方励之自传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头号通缉犯》既是方励之的回忆录，也是他的个人证词。他是一个名声卓著的科学家，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令威权政府抓狂的敌人，也是人权的勇敢倡导者。这是一个通过幽默以及深刻的自省讲述的故事。对（方励之与中国）这个沉重的话题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
作为物理学家，方励之为什么要关心人权问题？萨哈罗夫，爱因斯坦也是物理学家，他们生前也非常关注人权问题。为什么？或者说，他们感觉有什么必要要关注自己的专业物理学之外的人权问题？
本人也是一位物理学家的勒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此做出了解说。
科学、科学家与社会大众
问：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有趣的书评，介绍方励之的回忆录《中国头号通缉犯》。在谈方励之和他的回忆录之前，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杂志会对《中国头号通缉犯—我从科学家变成党国敌人的历程》这种题目的书感兴趣？或为什么《科学》杂志认为其读者会对这种书感兴趣？
答：这种问题总是很有趣，因为历史是如此复杂而漫长。很多年来，在美国，在欧洲，科学界有一种争论，这就是，科学家们是否只应当谈科学，还是他们也应当更广泛地关心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尤其是关心政府政策。在科学界，尤其是在主流的年长科学家当中一度有一种普遍的情绪。具体地说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这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应当做科学，科学事业基本上以一种私人的事业，对整个社会没有多少影响或重要性。
当然，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核能源与核炸弹的出现，非常高技术的武器的出现，明显地凸显出科学家不但对战争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对整个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科学家就有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来应对他们的工作所促成的种种更为广泛的问题。科学家们以及物理学界由此变得非常关注社会。他们试图使公众和政府官员知晓核武器的危险，也让他们知晓种种科学发现的可能的益处。
科学家们那时候知道了他们的科学工作对社会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家们逐渐地变得更为有社会意识，更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刻意设立一种机构机制给科学家和政府提供咨询。美国最初有原子能委员会、现在有能源部、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些机构的设计目的是帮助落实科学政策，尽管在美国没有可以正式称作科学政策的东西。
但确实有一种从社会利益出发支持科学家的机制。因此人们慢慢地不仅对科学本身、而且也对科学家们的生活产生了兴趣。这方面的例子要首推爱因斯坦。在20世纪下半叶，有关爱因斯坦私生活的书大批出现。所有的著名的科学家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1968年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写出一篇论文被偷带到国外。萨哈罗夫在这篇重要论文中把人权、思想自由、科学探索、环境政策以及武器联系起来。科学界由此一下子开始明白了科学家有大得多的责任，他们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听到。
方励之与中国科学
方励之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在中国经历了种种艰辛，最后被流放出国，来到美国，在美国继续他的科学家工作。他也继续抨击践踏人权和公民的事情。他的抨击范围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但中国是他关注的重点。在方励之担任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成员期间，我遇到方励之。他非常活跃，不仅关注在东欧、中国和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科学家，而且也试图让人们理解这种事情。
方写的文章也非常清楚。他在萨哈罗夫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他的文章清楚地显示了良心的自由、自由的探索对科学的重要性。他呼吁政府少干预科学家的思想和工作。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科学家的思想和工作呢？这需要一点解释。（1939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无用的知识的有用之处》。那文章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背道而驰。马列主义认为只应当准许某些领域科学探索。那些高度理论性的领域，如量子物理学、相对论物理学被认为是对社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此就应当受到政府禁止，科学家也应被阻止在那些方面进行探索。
就方励之而言，有一些不同寻常事情发生。他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人，一个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对自然世界进行物理学探索，但突然被当局阻止。他不是因为在被禁止的领域进行探索而受到阻止的，而是因为当局担心他可能是个右派，在政治上靠不住。他随后被放逐到乡下做苦工，后来又返回大学。
在此期间，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科学探索。他由此在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研究方面登堂入室，而这些领域是中国的科学家先前未曾涉足的。他全凭自己所展示出来的意志和智力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励之的回忆录显示，中国当局一开始试图对此进行压制，后来当局意识到压制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研究必须进行，而且也有一定的价值，因为这种研究把中国的科研带入20世纪和21世纪，而且也可以向全世界显示中国的科研对世界的贡献跟其他国家的贡献一样重要。
这是方励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使中国的科研进入世界前列，他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中国科学家能对世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他为此奋力工作。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他被放逐出中国，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打击，他没有能从中恢复过来。但他依然为此奋力工作，也继续他自己的科学研究。
在我看来，方励之的经历和许良英的经历有一比。许良英是最先冒险把相对论物理学带入中国科学界、学术界的一个人。许良英也是一个社会意识很强的科学家。他总是批评中国政府不支持中国科学家以自由的良心为科学做出贡献，并试图指出压制中国科学家给中国造成的代价。许是方的前辈和朋友。他们这样的科学家是科学界的最优秀的人。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悲剧。
科学家关注人权–勒奇本人经历
问：我们的读者或观众或许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本人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美国物理学会首任国际科学事务部主任，你为什么对人权问题这么感兴趣？
答：我对世界上的人有一种一分为二的看法。有些人像方励之、（苏联物理学家）尤里·奥尔洛夫、安德烈·萨哈罗夫一样，他们强烈伸张人权，他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好，让所有爱思想的人都可以生活安宁，他们为此在压制性的政权下饱受苦难。
还有一种人像我一样，出生、长大在有问题的国家。我小时候，美国显然问题就很大，但当时我不知道。我在芝加哥出生长大。当时非洲裔美国人受到压制，在南方尤其受到压制，在北方也受压制。在我们的国家也有践踏人权、践踏人类尊严的事情。
我慢慢地知道了这些事情，我就开始赞同改变美国社会。这种事情如何发生很难解释，因为我的经历就相当复杂。我现在78岁了，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很不同的世界当中。你知道，英国作家哈特利的小说《传信人》的第一段非常有名。他在那里写到，“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在那里的举止跟现在不同。”我小时候（我所经历的过去）也是这样。
后来我成为年轻人，上了西点军校，成了一名军人，成为101空降师的军人。我所指挥的第一批士兵有将近一半人是非洲裔美国人。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跟非洲裔美国人打过交道。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我那个年级只有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学员。那是很罕见的。我看到很多军士长是南方人，他们在种族歧视的体制中长大，他们觉得很难适应非洲裔军人应当得到跟白人同样的权利、尊敬和尊严的想法。
这种思想和制度斗争最先发生在美国军队，后来扩散到美国社会上。这种斗争在19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高潮。这也是我当时理解人权概念的唯一来源。后来，我在担任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若干年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物理学会供职，负责物理学会的国际项目，开始跟方励之、尤里·奥尔洛夫这样的人和很多其他的人交流互动，我的眼界大开。我很快认识到，人权问题多么重要，多么基本，不仅对科学界是这样，对整个社会也是这样。
我就这样受到了教育。方励之教育了我。尤里教育了我。很多很多的同行教育了我。我由此知道了人权问题有多么重要。我也学到了另一件事情，这就是，当你跟方励之、尤里·奥尔洛夫这样的人交流互动的时候，你就开始认识到，这些人没有兴趣进行报复，他们只是对改变人们、改变官员的想法感兴趣。他们对强烈谴责个人不感兴趣，他们对寻找途径跟他人交流沟通感兴趣。
这对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就这样学习到了东西。我还在学习中。
关注人权并始自物理学家
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安德烈·萨哈罗夫、方励之都是物理学家，这个名单还可以加长。这些人都是大力和大声伸张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人权、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中的人类状况问题。为什么？您本人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您有什么解释？
答：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关心人权的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在1930年代，也就是爱因斯坦初到伦敦和美国的时候，对人权的最初关注来自经济学家，律师和文科的学者。后来，科学家变得非常关注人权，是因为欧洲的一些科学家当时最先受到压力，被从大学踢出，可能被送进集中营。科学界当然就对这种事情注意起来。
科学家对人权的注意是历史的产物，因为相对论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刚刚兴起，而当时的这些物理学新发展的中心在欧洲，因此，英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就跟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的同事有很多的沟通。他们建立了相互通讯的途径，而这种事情是科学界之外的人所做不到的。这样，在科学家被踢出大学或有可能被投入集中营的时候，科学界就有足够的相互通讯，可以组织起来营救处于危险之中的同事。科学界对人权的关注就这样兴起的。
科学家首先也是人
问：让我来用另一种方式问同样的问题把，这种问问题的方式也可以称做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的方式。这种问题是，你们这些学物理的或做科学的人应当集中精力做你们的科学，对政治和社会事务闭嘴，因为毕竟社会政治问题不属于你们的学问领域，你们对此没有专门知识。假如有人把这样的一种论点抛给你这个学物理的，你要怎样回应？
答：这种论点很傻。明显地傻。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生活，有权生活在自由之中，生活在良心自由之中，不受迫害，他们有权作为人来生活，有权投票，参与社会，有权做任何别人也做的事情。
谁对社会应当如何运作有独一无二的专门知识呢？一个人碰巧是一个政府官员就有这样的专门知识吗？就有权利做出这种判定吗？一个律师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吗？这让我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我难道不也是肉长的吗？我难道不也是血肉之躯吗？用刀捅我，我难道不流血吗？
我们都是人类，都有权利和责任。我们有自由的权利，有也有责任保障我们的邻居拥有自由。任何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都是犯傻。所以说上述的论点很傻。
好多次我听人这么说，还有人上前来对我提出质疑，提出这样的论点。你从他们的眼神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胡说八道。但是，他们还是照样说。他们是为了向当局邀功吗？是要表现自己吗？（我们难免要这么想。）因为你要是反问这样的人，你要是跟他们这些人私下里打交道，他们会迅速撤退，不坚持这种观点。
我们从事科学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聪明或信息更灵通。但我们也是人。
方励之在美国关注中国人权
问：请跟我们说一说方励之作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的事情。更具体的说就是，他在那里就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来帮助中国的科学家？
答：在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担心，（为中国感到担心）。当时苏联即将崩溃，最后也确实崩溃了。因此，美国物理学界和欧洲物理学界都很担心，苏联的崩溃会导致科学事业的崩溃。美国科学家拥有跟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通讯交流的长久传统。但跟中国科学家的通讯交流不是那么多，尽管也有一些互动。
在苏联崩溃的时候，我们也跟中国有一些重要的项目。例如，美国物理学会非常担心中国的物理学家在“文化革命”中蒙受了损失，很多人被赶到乡下，被赶出大学失去了生计。因此，美国物理学会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哪些科学家可以重新培训，让这样的科学家到美国学术机构来，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做研究，然后返回中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重建中国的科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你大概也知道，先前也有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让中国学生可以到美国来学习，主要是在研究生一级的学习。也就是说，当时是美国科学界有人努力跟中国科学界进行通讯交流。
但当时最主要的努力是抢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阵营的科学界的同事。那是非常大的项目。我们参与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上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建立相关的机构，在全苏联帮助相关的同事。
我认为方励之非常担心美国科学界没有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给予同样的注意。他首先希望确保美国科学界有一种更为平衡的看法。因此，他就大力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倡在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内作出努力，也通过我担任主席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做出努力。在涉及中国科学和科学家的问题上，他给这些委员会和科学界的其他组织提供的意见。
方励之为在美国科学界强调这些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确实是带来了平衡，让美国科学界对这些问题有了相当的意识。我想，我们由此这些问题的意识比过去多多了。例如，我们现在有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和北京加速器中心之间的机构间协议，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后来，我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物理学行动委员会，我们组织了一些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资深成员。他们一道工作探讨解决一系列问题，如科学界的通讯交流，科学文献的发放，合作项目，合作研究，等等。
美国科学界的总是想把中国的科学纳入世界科学界，因为人们早就明白，中国科学可以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当然，这种事情必须要持续。我要说，如今美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往来互动比以往多多了。
方励之回忆录之不同寻常
问：现在我们来说说方励之的回忆录。在你看来它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
答：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很遗憾，不能用中文原文来阅读。我很爱读世界文学，也试图尽力读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我刚刚读过一本题为“The Mad Monk Ji Gong”(《济公全传》)的书。我感觉我要是能读中文，我就会了解得更多。
尽管如此，林培瑞翻译的方励之回忆录读起来让人爱读。这个人的幽默，坚韧、坚强，这一切都跃然纸上。我很想能读他的原文。我真是很遗憾不能。我要是年轻40岁，50岁，我可能就要做出一切努力学中文，但现在已经这把年纪，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本书从这个了不起的人的个人经历的角度谈了很严肃的事情。以幽默和人文精神和深切的理解对读者说话。这是这位教育良好、思想深邃的人的特色。要是能读他的原文，我就大有可能有更多的洞见。
问：你认为英语世界的人为什么应当他的回忆录感兴趣呢？
答：他们应当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卓越的人，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哲学家。这个人显然热爱中国，他对中国的爱跃然纸上。他爱中国的历史，爱中国的学问。这一切都跃然纸上。这让读者想效仿他，让读者想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当读他的书，就像是我们都应当读萨哈罗夫的书，读索尔仁尼琴的书，读卡夫卡的书，不管我们是哪国人。我可以用法语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用德语读卡夫卡的书，但我不能用俄语读萨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书，不能用中文读方励之的书。我为此感到遗憾。
问：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我的中文读者或听众会问，为什么美国物理学会要给方励之提供一个平台在该学会提出人权问题？为什么美国物理学会要关心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权呢？
答：因为我们关心我们的同事，我们关心他们的家人，我们关心未来的人，我们关心中国。我们不能无视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科学、甚至对中国政府重要的任何事情。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否则我们自己也会陷入危险。我们必须了解得更多，必须有更多的互动，必须有更多的联系，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必须努力了解他们的想法。
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对科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对基本的人类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需要这种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