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电视台公布1989年发出的针对异议人士方励之（右）及其妻子李淑娴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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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2日，中国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活动一个多星期后，著名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娴教授成为了第一号和第二号通缉对象。此时，方励之和李淑娴已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第六天。在看到自己的通缉令后，方励之发现这张不到三百字的通缉令，竟然有六处以上的错误，也正因如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自传，以便“提供一些较少模糊化了个人的数据，以更正通缉令上的误抄”，他在自传前言如此说到。
1989年10月27日，方励之开始动笔写这本自传，到1990年6月25日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大使馆时，传记已经完成四分之三，剩下的部分是在1990年，方励之夫妇在英国剑桥访问期间完成的。传记从1936年方励之出生讲述到1990年6月25日12点40分，美国一架军用专机将方励之夫妇带到英国。1991年1月，在英国访问半年后，方励之夫妇来到美国，第二年方接受了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终身教授一职，到图桑(Tucson)定居。此时，因翻译和时事变化等诸多原因，原来的出版方放弃了自传的出版，这一搁置便是20多年。
2012年4月，76岁的方励之在图桑寓所中突然去世。他的遗孀李淑娴将他的自传，再加上其来美国之后写的一些美国生活文章和一些回忆文章编入，整理成书《方励之自传》，2013年在台湾出版。今年2月，《方励之自传》英文版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出版，翻译者为方励之好友、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1989年6月6日凌晨，协助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正是时任美国科学院创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培瑞。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之前，他被认为是“邓小平最为头疼的人”。方励之在自传中回忆，在他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第一年，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中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闹事”，“平均每周一次”。1986年12月4日晚，因区人民代表选举，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开始“闹事”，几千名学生坐在礼堂要求自由竞选人大代表。5日，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打出的标语是方励之一篇著名的演讲“民主不是赐予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的这次游行，虽然不是全国第一个，却是第一个以政治改革为诉求的游行，并在全国引起29个城市156所大专院校学生的响应，各地的游行口号，与科技大学相似。八六学潮过后，1987年1月，方励之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同时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公开信，要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纪念新中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年。随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请愿活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之后，八九学运爆发。虽然方励之一直支持学运，但这一次，方励之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在自传中，他解释道：“其原因是，早在学生请愿的第三天，四月二十日，北京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
英文版未见中文版收录的方励之离开中国之后所写的文章，而是到1989年为止。在方励之看来，他的这段经历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他们都曾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或是忠实的共产党员，或是无产阶级领袖的不加怀疑的信任者。但是，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和向往使他们逐一唾弃了原来的信仰、原来的忠实和原来的信任。成了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通缉犯’，或通缉犯的等价者。”同时，方励之也希望他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以及我的认同者）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的。”
林培瑞1944年出生于纽约州，1976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社会史，也是当下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他是《中国“六四”真相》(The Tiananmen Papers，2001年出版)的英文版编辑之一。1996年，他被中国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
以下采访由林培瑞通过电子邮件以中文作答。内容经过删减和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传记中有没有从未披露过的内容？最吸引你的内容是什么？
林培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未披露过的”。“大新闻”性质的内容也许没有太多新的，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方能用客观、深刻的分析让读者理解共产党的兴起和败坏，而且对方方面面的中国社会史给读者生动清晰幽默的描写，完全可以做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课程的教科书。从头到尾都有吸引力，但我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第九章“帝制下的岁月”和第十章“八公山下的再在教育”。这两章描写方在文革期间下放的经历和内心里转向天体物理学的过程。
纽约时报中文网：从一位老朋友的角度看，方励之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呢？
林培瑞：在方先生的追悼会上，我说了10分钟的话，后来把它写成一篇短文，题目叫《方励之：八项美德》，文章中说：“认识方先生24年，有几百种记忆，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以下列出八项难忘的印象。挑选的标准有两个：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说明方先生性格的特点。”这八项美德分别是：全然的真诚、对普通人的同情、机智、勇气、人权意识、独立思考、刚强、童心。总地来说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诚实、幽默。而且语言，不管是说的还是写的，清晰到位、没有任何废话。
纽约时报中文网：方励之在自传中坦言，在1957“反右”的时候，他还是很相信党组织，劝李淑娴向党组织交代一切，但最后被开除党籍两次，还成为了一位通缉犯。对此，他说是科学和民主引导他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的，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林培瑞：方励之本来拥抱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一步一步幻灭，这种经验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主要是因为发现美丽的言辞多半是假的，是骗人用的。方励之掌握了科学的原理，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优势。自传里写“物理是骗不着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方励之为什么能够离开共产主义的教条，走向人权、民主和其他的普适价值观？
林培瑞：方励之在政治领域独立思考的来源是科学的原理。这一点自传里写得很明白，也很详细。科学从怀疑开始，马列主义的教条不允许怀疑；科学认为人人在真理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共产党认为领导对“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有特权；科学认为真理是普适的，共产党认为真理能有“中国特色”等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时方励之的“异端”思想有哪些？
林培瑞：方励之80年代的思想并不“异端”。他之所以特殊并不是因为政治观点极端，而是因为勇气和表达能力与众不同。大部分知识分子，而且大部分能知道他的老百姓，都同意他的许多政治看法。中共给他扣上“异端”的帽子是想说他不代表主流（中共自己想“代表主流”），但这都是中共施加“语言工程师”的工作，与真话是两码事。
纽约时报中文网：传记最后两章，方励之自述其1989年间的经历。当时是你送方励之先生到美国大使馆的，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林培瑞：当然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本“北京夜话”(Evening Chats in Beijing)，对这件事情有详细的描写。简单地说，大屠杀的那天上午，我听到消息后，骑上自行车去看了住在附近的几位中国朋友，中午前后到了方励之和李淑娴的家，按门铃，李淑娴开门，沙哑着嗓子，不断地重复：“他们疯了……真的，疯了……”方励之稍静一点，说：“这是我的家。我没犯过法，为什么要离开？”方的这三句简洁的话，给我留下来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多数人会被恐惧、愤怒或彷徨压倒的时刻，方想的是人权的基本原理：我是一个人；无辜的人没有道理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我有权留在家里。思路简要明澈，令我心折。后来这点印象，在我写的“八项美德”当中也就成为“人权意识”的例子。
我离开她家的时候，我跟李淑娴说，“反正，我愿意帮忙，我能帮忙请随时告诉我。”李淑娴说，“需要你帮忙，我会打电话请你的孩子过来喝茶。”大约下午四点，我接到了请孩子喝茶的电话，找了辆车，把两位教授和他们的小儿子方哲带到香格里拉大饭店，租了一间屋子。第二天外面形势继续恶化，我们决定到美国使馆去。进去的时候方励之问两位接待我们的美国外交官，能否住一两天看看，形式有好转的话，我们就回家住，接着又问，“能否暂时保密？”方怕的是当局要是知道他们进了使馆，会利用这个消息来抹黑天安门民主运动。两位外交官解释说无法保密，因为窃听器和“有任务”的服务员肯定已经起了作用。方最后决定不要留，大约下午五点，我陪他们出去，再到建国饭店，借用了我一位同学的一间屋子，准备他们住一晚。我走了以后，也就是那天夜里，两位美国外交官与华盛顿联系了以后，他们到建国饭店找了方励之、李淑娴和方哲，“作为乔治布什总统的客人”回到使馆来，需要住多久就多久。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政府认为方励之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方励之在自传中否认，还说自己刻意回避卷入天安门运动。你认为方励之先生是“幕后黑手”吗？他对1989年的学生运动有多大影响？
林培瑞：方励之1986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和江南一带其他的一些大学的几次演讲对学生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1987年当局收集了方的这些演讲，编成了一本内部书，把书散发到全国做“反面教材”，没想到，到了地方就变成正面教材，大大增强了方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里面的影响。因此1989年的学潮不能说与方的精神没关系。但用“黑手”两个字给方扣帽子，这不是当局“描写”方励之而是想抹黑他，又是一个“利用语言做思想工程”的例子。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八十年代，方励之与金观涛、温元凯、李泽厚等并称为四大青年导师。然而如今现在年轻一代人很多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更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和八九六四联系在一起的。这现象你怎么看？
林培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遗忘术”在起作用。1990年，方先生还在美国使馆内期间，《纽约书评》的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邀稿，并请我翻译。方答应了。稿子送到我手里，我瞠目结舌。主题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在中国将来会被遗忘，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套“遗忘术”。我想，这怎么可能？令人发指的“六四”屠杀已经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余波犹新。怎么会很快就被遗忘呢？方的分析是：四十年代王实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给党提意见”的百花齐放运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跟1989年学潮的要求都是根据相同的原理的，可是每一次运动都得从头再来。每一次，后来者对抗议运动的历史与前人的建树，所知有限，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中共的那套能够抹杀历史的遗忘术。当局正在故技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愿。
我按捺下我的震惊，把方的文章翻译出来了，《纽约书评》登了。现在回头去看，历史证明了方的预言。今天，许多中国年轻人只是模糊地知道1989年发生了点儿什么事儿，而他们的“所知”常常也只是政府灌输给他们的极度扭曲的历史。在全世界（包括我）写下我们对1989年的“不可磨灭”的记忆时，唯独方励之在写遗忘的问题。这段经验，在我记忆中，能说明方励之的独立思考，就是上面说的八项美德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批评说，不要神话方励之：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方励之应该积极介入学生运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大屠杀之后，方励之应该走出大使馆，和他的学生在一起。你是如何看的？
林培瑞：1989的学生运动是自发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励之不去天安门的原因是怕他一旦去，当局会抓把柄，说运动是他发起的，这样就贬低了学生的自发性。按同样的道理，他也劝我，做为美国人，也不要去。
方要是在屠杀之后出来上街会有生命危险。政府里有朋友已经给他透露了消息，说当局在研究怎样处理“方励之问题”时，曾经考虑过安排“车祸”。李淑娴尤其担心方的个人安全。
至于方的“表现”的问题，有一种态度让我感到恶心之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评价别人做烈士的表现够不够格。“你进使馆差劲”，“不如谭嗣同漂亮”等等。取这种态度的人那么羡慕烈士，完全可以自己去做烈士，不必做观察家，做戏迷，等别人满足他的美学标准。
纽约时报中文网：到美后，方励之先生投身他的物理事业，与政治保持距离，这引起很多人的批评，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选择？
林培瑞：方励之“投身物理”是他一辈子的惯例，并不是他1990年从使馆出来以后新拐的弯儿。他以前在国内一直是做科学家为主，同时作为公民尽他的公民责任。到了美国也一样。不能说他“脱离”了政界，因为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政界为主的状态。而且，在美国时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公民责任。1990年代他做纽约的“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联席主席，2000年以后积极参加创办中国人权捍卫者 (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一直到过世都参加董事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方励之对当下中国有何意义？
林培瑞：1973年5月，我第一次到中国，“人权”“民权”之类词汇根本看不到。1979年1月，第二次去，“权”字在民主墙上出现，但民间没有人敢用，是极端“敏感”的词语。但三十年以后，“权”字在中国民间社会里相当普遍。不但是许多“维权律师”出现了，数百万的下岗工人、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养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农村里受虐待的农民都知道自己有“权”，应该能够要求权的实现。这是很大的变化，来源也非常多。谁也没办法说是任何“一个”人的贡献。但这么问吧：在许许多多的人做了多种贡献的情况之下，有谁的贡献较为明显？那我觉得不能不提方励之。
方励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么看？我问过余英时先生这个问题。余先生是当下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学家。余先生指出，晚清民初时代，中国（已经）较为现代化的社会里谈论和提倡“民权”概念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到了五四，胡适罗隆基等先驱进一步推动了人权概念，同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倡“民主”。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中断了中国向往民主和人权的传统。因此，方励之在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权，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继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断的传统，只是方的勇气大多了，因为胡适罗隆基是在较为自由的气氛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方励之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提出来。
今天“方励之”三个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里，大部分年轻人也没听说过他。对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把胡适跟方励之做了对比。胡适的名字在五四时期广为所知，到了毛时代（被）彻底抹杀了（除了偶尔听到两句骂声），但到世纪末又恢复了，现在在知识界里又享有特殊的尊敬。方的名誉将来会不会跟胡适一样在公共舆论里得到恢复？余先生认为有可能，我也认为很可能。这是因为方提出来的概念是普适的。普适真理、普适价值在20世纪末已经变成了全球的价值取向。方喜欢说，“我研究的是物理，不是中国物理。爱因斯坦研究的也不是犹太物理。难道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吗？”方的这种思想突破是很深刻的，比一般拥护共产党和一般反对共产党的声音都深刻一层。我相信将来的中国历史会承认这一点。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