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晚，三男两女（外围有3名同伴）进入昆明火车站大肆砍杀，酿成上百人伤亡的惊天血案。3月4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宣布:“3∙01昆明暴力恐怖案件是新疆分裂分子制造的又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我们对此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有网友感到困惑：新疆的石油叫中国石油，新疆的天然气叫中国天然气，新疆的矿产叫中国矿产，那为什么就不能把新疆的恐怖分子叫中国恐怖分子？！
一位1990年从警的老警察质问：“火车站一直是警力配置最优先考虑的地方，每个火车站都要配置一个派出所，再加上众多的车站保安，我想，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警力，各个火车站应是警力密度最大的吧，为什么却如此不堪一击。29条生命，100多人受伤，就是一群羊，让你随意砍杀100多只，这要多长的时间？何况是人！！”（《一个警察对昆明暴恐案件的反思》）
相信我，如果你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举牌要求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或是呼吁自由民主宪政，无数便衣、保安、警察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你扑倒。砍杀时间长达40分钟，面对手持冷兵器的5名凶手，天衣无缝的防暴紧急预案去哪里了？高达7690亿元的维稳经费（军费7406亿元）去哪里了？在强制拆迁、强占民地、镇压民众维权中快速、机动、宛若神兵天降的的防暴警察去哪里了？掌握了宇宙真理（“解放军报：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当局，能否告诉公众：“新疆分裂分子”向无辜者举起屠刀，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绝望、疯狂到了这般地步？
再也不能糊涂地生、糊涂地死、糊涂地等待下一场杀戮的到来。只有冷兵器的5名凶手，尚且造成上百人的巨大伤亡，如果有枪支、炸药，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昆明事件不仅是中国式维稳的失败，也再次宣告了经济发展压倒人权进步的中国模式的破产。
无孔不入的歧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共1949年9月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建政60多年，非汉族人从未进入过核心权力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主席等关键位置根本不容非汉族人染指。唯有在反右及文革时期，当局不仅大规模迫害、虐杀汉族知识精英，对非汉族人亦一视同仁，制造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延边“叛国暴乱案”等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1975年7月29日更出动野战军，用重炮轰击云南沙甸的回民村落，打死1600余人，打伤打残600多人。
有一种歧视和偏见深入骨髓。听听1995年获得CCTV五项大奖、风靡大江南北的歌曲《向往神鹰》：“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老村庄，雪域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啊神鹰啊，转眼就改变了大地的模样。”
神鹰（飞机）意喻汉人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瞬间改变了蛮荒之地，非汉族人因此才能“告别昨天，找到了生命的亮光”。《向往神鹰》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大汉族主义歌曲，借少数民族之口，倾诉对汉共的感激之情，配以优美的旋律，将沾沾自喜、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中国人》）、“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东方之珠》）、“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龙的传人》）等强调种族特征的歌曲，不知道中国境内那些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的非汉族人听了心里是什么滋味。
所谓阿Q精神，即通过歧视、嘲讽一个与己不同或比自己更弱的人（群体）来寻找心理平衡。汉族人本身无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缺乏人权教育和“政治正确”的文化氛围，对非汉族人的蔑称比比皆是：称满族人为“满遗”、“满虫”，称藏族人为“蛮子”，称维族人为“缠头”。令人毛骨悚然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直接进了教科书。这种汉本位的价值观、历史观和英雄教育，怎么可能增进民族团结？
1984年当局出台所谓照顾、安抚少数民族的五号文件，称“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彻底背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两少一宽”（良心犯除外），对非汉族构成严重的“逆向歧视”，不仅使汉族深受其害，对非汉族也是巨大的伤害，沦为事实上的二等民族：你不配遵守与汉族一样的法律。
违法犯罪堂而皇之地免受应有的惩处，简直就是在教唆、引诱、煽动、怂恿犯罪的发生。有个维族大学生痛斥“两少一宽”：“‘宽’的对象是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如果你守法，这个政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而如果你去犯罪，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好处。这样的政策表面看上去是照顾少数民族，其实其本质坏得很，是在鼓励人多多去做罪犯，多多成为强盗、贼偷、毒贩……犯了罪也是要轻判或不处罚的嘛，不怕的嘛。其目的在于毁灭少数民族。”
在内地遭受严密盘查、无处住宿和就业的维族，内心有多少冤屈和愤怒？谁真正关心、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两种文化的竞争
曾被公认为是“很喜欢小孩子”的老实本分人、2004年残忍地将28名儿童砍伤和泼上汽油烧伤的杨国柱，以及冲进小学、幼儿园屠杀儿童的郑民生、陈康炳、徐玉元，与昆明事件中的凶手具有类似的疯狂和绝望。任何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都绝不会赞同以滥杀无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但如果我们不正视、铲断暴行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只是一味地加强反暴的硬件，暴行就还会出其不意地袭击这个不知道反思、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人性沙漠化社会。
“苏东波”之后，共产主义乌托邦彻底破灭，拿什么填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北京当局开始向后转，曾经被其打倒的“孔家店”重新开张，希望在四书五经里寻求独裁统治和愚民教化的资源；中亚地区的宗教保守主义开始复活，随着经济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波及新疆。
贫困，是给这黑夜最致命的一枪。有网友感慨昆明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我是南疆那里出来的，穆斯林大部分真很贫穷。乌市当警察的同学说他12月抓过一抢劫的，去这人家里看了，就是地窝子，家徒四壁，没一点火星，家里两幼儿还有生病的老婆，一口吃的也没有。”
新疆的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当地民众，大量的贫困和失业人口，对未来没有任何积极的预期，宗教极端文化趁虚而入，“不愁前路无知己”。一个维族朋友告诉记者郭宇宽：“你们汉族人太坏了，太欺负我们维族了。你看你们中石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家乡，圈起一块地，就抽油，把我们的环境都破坏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们当地的维族，油都送给北京上海，什么都不留给我们，看看你们搞石油的这些干部，开的都是好车，在最高档的酒店里吃饭的，吃完还开发票的，都是你们汉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维族是最穷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馆里，自费吃饭的都是我们维族人。”
维族精英对时局噤若寒蝉，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你是汉人，你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们是维族，我们只能说“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说，你有民族情绪，你再说，别人就会说你是“疆独分子”。
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认为：“暴力只会让维族血流成河。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伊力哈木反暴力、反分裂，看上去颇合当局的胃口，其实，“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条就已犯了大忌，汉维团结起来实现自由的梦想，那还得了？
2010年开明派张春贤主政新疆，有别于前任王乐泉的“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大力提倡“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现代文化，令人耳目一新。然而，2013年10月28日，政治上极端敏感、
保安极其严密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吉普车自杀式袭击，没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张春贤受到中央“措辞严厉”的批评。敢言学者伊力哈木更是进入当局的射程，2014年1月15日被抄家、拘押。
连伊力哈木这样的温和派都无法容忍，暴力的齿轮开始转动：2月20日，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力哈木执行正式逮捕；3月1日，昆明事件爆发。谁能说二者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宪政民主与宗教极端文化是两种文化的竞争，压制前者，后者必然如鱼得水；放开前者，会动摇专制基础，只要当局不下决心政改，这种两难处境就无法解决。张春贤“柔性治疆”遇挫，在昆明事件的背景下，体制内部的强硬派势必强烈反弹，新疆、中国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