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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基督教共产主义到国家恐怖主义
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原则亦即逻辑上等于邓小平「初级阶段一百年」加上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但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政治会追求物质财富呢？这缘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宗教内含。共产主义尽管自称是无神论政治，但它的基本来源是基督教共产主义即新约传道时代财产共有、人人均等。《新约·使徒行传》有言：「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注一】，以及「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注二】基督教新约传道时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而「世上的天国」之人性化目标追求必然会否定早斯的共产主义手段。因此，在以后的俗世里，基督教世界里出现了以财富为手段的荣耀神的社会制度即所谓资本主义。不必对马克斯·韦伯的新约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做新的诠释，「资本主义」简单地是以「资金」为「所依据」即以财富为手段的社会理想，而首先不是一种制度安排。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等一系列的试图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创新，都脱胎于建立「世上天国」的新约时代理想，因此，它们最终还要和资本主义进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较量。「世上天国」是伟大的宗教理想，而到了世俗社会，它就变成了生活信仰。所谓生活信仰，一如加尔布雷思所言：「一个人的消费变成了他的邻居的期望。这常常意味着满足需求的过程也就是创造需求的过程。被满足的需求越多，新产生的需求也就越多」【注三】，以及，「生产源自对消费的推动源自强调社会生产能力的价值体系，生产得越多，为了维持适当声望需要拥有的也就越多」【注四】。
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符号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学概念所具有的宗教性，其如「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关那样的内在联系，仍可借用前苏联著名哲学家斯焦宾的话来印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生活中扮演了劳动人民应当接受的特殊宗教的角色，记住这一点并不多余。」【注五】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宗教它搞反了一项最基本的认知：既然不再是旧约时代的天国理想，既然「世上的天国」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共产主义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悲的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在社会实践中制造了巨大悲剧。这种悲剧在人性上的亏欠至深而为人道主义灾难，并没有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暴君式人物有所反省，相反，这种悲剧还形成为有效的控制手段。比如，大饥荒之人道主义灾难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内在关系。
「不服从者不得食」政治镇压原则作为恐怖主义的延伸是托洛斯基的政治反省。这项反省良心意义固然不可小觑【注六】，但是它的血腥讽刺意义也许更该被记住：其一者，托洛斯基曾以反驳考茨基对俄国革命恐怖性质的批判为切入点，热情讴歌红色恐怖【注七】；其二者，作为不得已的革命背叛者他本人被苏联特工所暗杀，死于国家恐怖主义。苏联内部的演变暨对革命暴力性的软化（比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以此为戒【注八】，也没完全取消政治镇压，仍在实行级度稍低的国家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其必然在生活信仰（让人过得更好，人也有权利过得更好）上进行与西方的竞赛。生活信仰既是「发达社会主义」内在核心，又是冷战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追求消费者剩余的极端化情形
生活信仰在政治哲学层面属于人道主义。这一点中国的左派理论家比自由主义看得更明白，因此，在评价前苏联的后斯大林时代的状况时，他们说：「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失去动力而陷入困境，苏共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并最终乞灵于物质刺激，从赫鲁晓夫开始就这样做了。这正是与西方工业文明共同的做法。在西方，资产阶级用人的当下利益取代了对天堂的向往，在苏联，苏联共产党人的当下利益取代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它们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注九】虽然中国左派理论家批评颇为老套，但苏联的演变从逻辑上降低了冷战当中东西方民众的心理对立程度。心理对立程度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如之重要以至于在和平演变的理论设计中不可忽视。凯南（George F·Kennan）将苏联的挑战视为心理性的，「所以他为对付这挑战提出的建议也倾向于带有心理特征，目的是在潜在敌手以及潜在盟友和美国人民心中产生如此的看法，它将促进兴起一种更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注十】。坚信「我们的生活方式代表未来」【注十一】，不仅是冷战重要人物暨和平演变战略大师艾森豪威尔与共国务卿杜勒斯的政治信念，而且他们致力于在西方大国领袖之间传播该信息，由此而影响公众，以至于希望西方公众像当时东方阵营的人民坚信共产主义一样，坚信西方的生活方式代表未来。简单地说，西方才是「世上的天国」。
基于生活信仰层面的和平演变，西方确实成功了。在全球和平演变的视角下来看，冷战结束的意义更像一大晚（近三十年后）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对中美关系「共同进化」【注十二】之期望，尽管后者远非理想之状。雷默认为遏制论与接触论都已过时。这点确实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此亦为全球演变的一种思路，尽管雷默还没认识到全球演变的意义。
当如同中国左派理论家所指斥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苏联社会「当下利益」追求成为坚实的信仰之后，这种信仰必然对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影响。正像市场经济的消费者剩余一样，消费者并没有自己的量化手段来算出得到多少剩余，而且厂商（供应者）也未必在供应销售之初就知道自己会向消费者提供剩余，但是，消费者得到心理满足是事实，其得到满足的愿望也是市场存在的巨大支撑。与推崇公平的西方不同，即便已有了生活信仰的东方阵营（不只是苏联），消费者（社会一般人群）获取消费者剩余的愿望之强烈以至于不择手段，比方说国企把工人养成了「贼」。「贼」不以表面违法（至少违背职业道德）的方式获取消费者剩余，就无法得到心理满足。存在「贼性」的消费环境里，消费的含义已非简单的购买，后者可以产生一个狭义暨经典到数众小案例的地步。比方说，一件衬衣因高级商场盒装售出与四线城市特别店加工出售，而产生出的消费者剩余【注十三】。在前者那里，社会性的对消费者剩余的寻求因超越了无论是个案意义上的商场销售提供还是专业订做提供，几乎会使消费者剩余失去了原本意义。但是，每个国企员工家庭都会有从国企「拿来」的免费物品，可很好地说明集权主义制度下，一般公众对消费者剩余的极端追求。
在正统的集权主义道德说教者看来，这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质。更现代一点儿的说法是，贪污腐败也会导致和平演变。如果上述一大段论述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看看勃列日涅夫如何获得贼化的极端性消费者剩余就是了，尽管这只是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带来了一个相对丰裕社会，它比不上西方，但总是比当时的「文革」中国要强百倍。作为权力集团的顶尖人士，勃列日涅夫当然是受益者，他私人收藏的许多豪华进口小轿车是一个证明。甚至，在别墅冬季休闲时，他还会开着雪地摩托带朋友或同事兜风。他的腐败行为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有政治笑话云：不识字的勃列日涅夫的母亲对儿子丰富的轿车收藏十分高兴，因为它们太好看太漂亮了，但同时老太太又心有忧惧，对儿子说：「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怎么办？」【注十四】显然老太太不认为儿子是布尔克的一员，更不知道儿子是布尔维什克的最高权力人物。
对这个政治笑话进行学术抽象，印证了柯亨（Hermann Cohen）的理论（一八七七）关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判断。后来的和平演变大师或苏联国内推动演变的力量或许没有重视柯亨的预言，因为那时苏联还未出现。但是，「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哲学概念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它首先是需要整个社会的高福利水平且比较均衡，不能出现勃列日涅夫有一库轿车亦收藏而普通家庭为维持一部汽车而有压力的情形。柯亨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注意改造经济关系，忽略了「服从目的原则的法权社会」的强大伦理基础。一个伦理的社会主义至今未出现于人类社会。和平演变或许会推动它的出现，但不管怎么说，它要求建一个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无疑。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按照戈尔巴乔夫构想，「不应当从意识形态结构，而应当从生活本身、从人民的利益中推论出来」【注十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按照另一位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而社会主义则会永久存在下去【注十六】，凡此等等。但不管社会主义的未来情景如何，一个符合伦理原则的柯亨式理想图式首先是正常人的社会。正常人的社会也是我已经提到的「雅术」的最核心部位，更是苏联演变中人道主义的顶峰成就。正常人的社会在雅科夫列夫的术语表达中，准确地叫做「正常的社会」。在生活信仰层面，「那里人们有饭吃，每个人都能买到想要买的东西，能给自己选择住宅，有安全感」【注十七】，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必要或曰有资格「坐下来考虑怎么称呼这个社会」【注十八】。
二、修正主义亦未换来正常社会
在制度构造层面，正常社会就是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因为「这是正常文明社会的遗传密码」【注十九】。至此，「雅术」的密码也得以揭示，即它是利用了传统的「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手法，来用「还治其身」般揭开这个学问造成的不正常社会的秘密。「克里姆林宫学」可简称为「克宫之学」，它是一个相当有分析意义的政治学词条【注二十】，其核心就是前苏联统治集团极度封闭政治真相，外界只能根据暗喻材料暨间接信息去逻辑地推知一些事实。这种逻辑地推知具有情报学含义，是一种破译术。形象到中国政治中，或将「克宫之学」替换成「中南海学」，那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就用西方的成功来印证，对自己不利的就用西方的失败来反衬。陷入矛盾的情形亦不时有之。比方说，在二〇一三年上半年出现的批判普世价值、反对宪政主张（简称为「批普反宪」），最终结果是抽掉中国现行宪法和一些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在中国宪法里面，简称「第三十二条」，它来源于英国对君权的限制且置君主于平凡，最终消除了君权神授的迷信【注二十一】。作为一个普世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任何宪法形式的基点。但反普批宪势力不管那些，力图将「中南海学」升级为中国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也就回归到前苏联的不正常状态。很显然，此种行为在中共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引发了尖锐对立，以至于有观察家称「北京再现两条路线斗争」【注二十二】。
在苏联，克宫之学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不小的麻醉作用，但是，人们的生活信仰是在拓展的。这种信仰把政治参与当做幸福的指标之一【注二十二】，人们的知情权确实成为生活信仰的一个扩张元素，尽管多数情况下，它停留在一般兴趣层面的非明显的权利主张。因此，为回击克宫之学的封闭性而追求正常社会，人们就采取另一种的、可谓广义的「雅术」——用政治笑话来解构克宫之学，如前面所涉及到勃列日涅夫老母亲对儿子之非布尔什维克无意而中的评价。尽管赫鲁晓夫远在雅科夫列夫之前，但他的某些政治思维是属于广义「雅术」范畴的。当他引用一个较为生僻的伊斯兰教故事时，意味着他不仅仅是对斯大林的南斯拉夫政策（在东方阵营中压制铁托）不满，而且更是对克宫之学的不满。他说：一个教士从另一个地方（B）来到乡村小镇（A），不知何故，教士对人们说B地发放免费的大米和羊肉，于是，A地的人们疯狂奔往B地；由于整个假消息影响太大，发生的狂热情形似乎让教士忘了自己曾编造过假消息，以至于他拦住A地人问发生了何事；A地的人告诉教士B地发放免费的大米和羊肉，于是，教士再也不顾自己文雅的外形，「马上提起袍子，飞快地追随人群去索取免费食物」【注二十四】。
赫鲁晓夫似乎受到南斯拉夫政治家吉拉斯的影响，因为吉拉斯讲给赫鲁晓夫的自编寓言（现在看来，是一个标准的「段子」），不仅逗得赫鲁晓夫大笑，而且让铁托也大笑起来，尽管他质问基拉斯：「你打算用寓言暗示我们把驴子选进议会，是吗？」【注二十五】。这个质问就是答案，所有的非伦理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要把驴子般的愚人选进议会，而且其政治宣传的效果一如伊斯兰教士提袍而奔那样，最后自己连实实与谎言都分不清了！尽管当时的南斯拉夫相对于苏联是非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乃至于在东方阵营被指为严重的修正主义，但它自始至终也是非伦理的社会。也正是因为铁托的所谓修正主义并未换来一个正常社会，生活信仰难以实现，才致它最终崩亡。
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叫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就算退一步，它不是那么恐惧而在集体主义层面上给人一个清晰的社会目标，就是基督教早期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形情，但它终究无法实现生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平衡。所谓的真理在克宫之学（中南海学亦莫能外之）里面被反复絮叨，最终沦为社会笑料。严肃地讲，这是行为政治学所批判的那种危机结果，「一种公认的意识是自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而煞费苦心的时候，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忠诚。」【注二十六】拉斯韦尔（一九三六）的这个论断是否针对当时的苏联，现在没有相应的考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前苏联，已经不存在「还没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忠诚」那样的情况。因为曾经狂热过的人们承担了轻信的代价之后，再也不会接受克宫之学的蒙蔽，同时，也以反智方式对待那个制度的伦理基础。关于「马克思道歉」的政治笑话经典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如同赫鲁晓夫的伊斯兰教士、吉拉斯的狗、母牛和驴一样显系虚构，但内含却清晰无比。
「马克思道歉」的政治笑话产生于前苏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十七】，说是有一天马克思来到苏联电视台要求讲话，工作人员说：「你老人家讲得够多了，书也出了几十本，印了无数，不用讲了。」马克思说：「我就讲一句。」工作人员想马克思这么大的面子，一句不让讲，未免太不尽情理。于是问：「你老人家想讲一句什么呢？」马克思说：「我想讲：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吧！」如果对这个针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口号的反讽进行学术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那十年里，马克思遭到了宗教性失败。此种失败不仅是其学说的宗教性质被斯焦宾所揭示【注二十八】，而更由此种宗教性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领袖危机，仍如埃伦斯坦所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越来越通俗化，一个真正的教会发展起来了，这个教会就是共产党和它们的在世的或已故的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包括它们的圣徒和殉道者在内。」【注二十九】而所有这些的前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别的，正是苏联获胜的斯大林主义」【注三十】。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失败还会有高潮出现。它的后续之发生，正是全球和平演变的一道风景线。众「神」的黄昏已经不远！相伴生的是或必然构成黄昏景色的是，轻信作为一种文化【注三十一】的衰败也不只由基拉斯、赫鲁晓夫那样的政治家的讽刺智慧所体现，而且它必然是公众对领袖危机的深度体验。更何况这种体验会由网络传播功能予以清晰化呢！
三、国家政治违约风险累积
乔治·凯南提出的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点：其一，利用苏联自身内部矛盾分化之；其二，负面化苏共形象；其三，推动自由企业的出现【注三十二】。总地来看，这三点完全做到，其中有两点上中共还帮了大忙。中苏同盟关系破裂让东方阵营内部失衡，华沙条约仍在欧洲与北约相持,但中苏公开分裂对苏联作为世上天国领导地位的动摇远比其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影响要大，尽管中苏分裂是苏共方面先公开的。善于使用批判性语言的中共对苏共的舆论战争可能在苏联国内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中国国内以及全球共产主义政权的政要阶层所产生的灰化苏共的作用【注三十三】是深远而不可简单估量的。苏联产生和平演变的结果本质上是中美联手推动的。也许热心于中美关系改善的邓小平并没有想到的这一逻辑后果，因此，他才在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之后，在中国国内刻意防止和平演变。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战略，转而采取新的闭关锁国政策。
邓小平被迫选定的继任者江泽民曾试图发起对美国价值的清算，但他失败了。在两边发生了接近战争边缘的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的「炸馆事件」之后，江选择了妥协。江试图对美国价值进行清算实质上应对中共内部的领袖危机【注三十四】，更直接地是树立个人权威。比方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他分析国际因素对中共领导体系（名义上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影响时说「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选和平演变战略，支持、收买、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注三十五】。这样的讲话国际上少有人关注，或许是一则简短新闻报道的内容，不会对外部世界产生显著影响。他的用意是警告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尤其是赵紫阳派系的「残余势力」，休想利用国际支持来反对他的权力。若如此或如此之为明显化，后者必被指为接受了国际敌对势力的收买。
伴随着江泽民政治的全程，作为领袖危机表现的最高权力焦虑时伏时起。前面利用的「工人阶级领导」（宪法条文）壳子在九年后基本风化，一触即碎，因此由于宪法条文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全面混乱。这种混乱的逻辑结果是中共实质亡党（名存实亡），因此，江的个人权力地位也就没有了什么价值。在此困境下，他必须重新虚拟外部敌人，再次指称美国价值对中国是巨大威胁，尽管他仍然用「国际」之类的泛指而不直接用「美国」一词。在二〇〇〇年六月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讲道：「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这种政治图谋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注三十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到半年前，江提出了他被左派痛骂变质、被右派嘲笑胆怯的「三个代表」理论。而在庶众看来，「三个代表」意味「资本家可以入党」。「资本家可以入党」是邓小平法统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或言：在邓不愿认领他与美国暨西方新保守主义力量一起成功地演变了苏联的功劳之后，邓自己也接受了凯南三个点里面的最后一个——自由企业，亦可称为自由企业制度。标志性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注三十七】，或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专利。
「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制度）」是同义语，但是，在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条件下，它必然是扭曲的。说得好听一点，是「半市场」，即市场还是在政府的权能下发挥作用，受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江泽民在确认了邓的市场经济观念之后，进行专门修饰，即是说「要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注三十八】。然而，无论如何，半自由的企业制度也与美国价值有关，「自由企业」与「资本主义」的等价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凯南之后，哈耶克把「资本主义」给替换成「自由企业」【注三十九】，尽管后者并不是战略专家而是经济学家。这个替换已经超乎了冷战对峙的意义，表明在非外部激励（导致暴力革命）的大动作之外，制度优势显示出的杜勒斯意义上的「自由社会的美德」【注四十】能成为一种人类共识。这种共识在次于宗教信仰的层面即生活信仰那里也得到了有限的证明——没有政治自由，而有消费自由，未必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交易原则，尽管这项原则在道德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可指责性缺憾。
「中共为中产阶级带来富足生活，后者放弃政治诉求」是世界公认的交易原则【注四十一】，在另一端，它也是上指和平演变三个点当中最后一个的部分实现。中国的半自由企业制度带来了「新的中产阶级」【注四十二】雏型，是这个「部分实现」的主要内容。尽管「新的中产阶级」远未能实现「关系着中国未来」【注四十三】的经典社会功能，但它毕竟其中含有三个推动和平演变的动因：（一）这个群体中的少数出现了政治异议倾向，利用网络优势在不自觉地带动社会公众的全面异议化；（二）正牌的异议分子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了中产行列，因此与体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也即「张俊宏判断」【注四十四】成为一个生活原则；（三）在阶级意识与文化尚不明晰的条件下，多数中产阶级对上指的交易原则失去信心，惧怕对方违约，而出现整体焦虑以至愿以有限牺牲来实现一场规模性社会革命。盼望一场规模性社会革命（可以是社会骚乱乃至古典起义，也可以是前苏联式的和平演变）不太可能由一次明确的阶级号召来表达，这与中国特定文化与制度的社会压抑功能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反映。一个陷入人人不满【注四十五】的社会不可能不发生革命，革命的方式当然以和平演变为成本最节省。三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导致了两大相关联的社会特征：一方面，统治体系内部出现难以解决的领袖危机，任何技术性处理（如政治化反腐）都不足以弥补系统缺陷，但又缺乏伯恩斯（一九七八）意义上的领袖【注四十六】来扭转危机；另一方面，良心资产阶级即新富高端阶层表达了参与社会政治的愿望，而他们的参与愿望与传统的分享权力的政治理想大有异趣【注四十七】，旨在建立一个理性与自由的普世型社会，它至少相当于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正常社会。不幸的是，这两项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也就是说，已经出现严重领袖危机制统治集团不可能顾忌政治道德，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良心资产阶级集团妥协。其手段或是采取舆论讨论下的劝解，让后者安心于商业而不必过问政治，这样，就显得非常专业与体面，所谓在商言商是也【注四十八】；或是采取传统的名义诋毁，比如抓捕倡议政治改革的薛必理【注四十九】，而对薛必理的打压多少又导致了「金效应」【注五十】。
四、「天道」的锚定意义
良心资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很可能解决一个困扰中国民间自由运动的悖论即金钱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注五十一】。或者说，「张俊宏判断」在大陆得以更广泛的认知。此外，少数中产阶级的异议倾向不仅与良心资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相呼应，并将「张俊宏判断」普及为社会的政治常识，而且也会在整个社会起到发酵作用，从而为必要的街头抗争提供可能。街头抗争是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可能导致较高程度的暴力，也可能是极低暴力程度的社会集群愿望表达。仍从中共统治体系对苏联政治失败的总结来看，其十分担心，认为舆论失控终将导致街头政治【注五十二】。但前苏联的街头政治并未导致骚乱性破坏后果，更未导致国家的内战。就是在苏联政治败亡的十九年后，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运动以至于在北非与西亚地区引发了「阿拉伯革命」，这种革命行为也不是绝对贬义化，如被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是「源于一个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面对他们在太长时间里未曾享有过的机会产生越来越高的期望」【注五十三】。全球化毫无疑问地是以全球经济自由也即各国建立自由企业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一个环节，它的总体特征是和平。如此，也无怪乎中国的左翼政治势力将全球化与和平演变等同起来【注五十四】。不过，没有全球化因素推动情况下的关乎人类社会方面的关键性演进，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的发生。前苏联长期存在的异议力量更多地是象征性声音，而不被地缘政治学家们认可为内部力量，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环境为依托。不过，象征意义背后的社会情形却是具有中国传统中的「天道」之锚定效应。
中国传统的「天道」很简白地指出：老百姓对社会的观察就是上天的观察，老百姓对社会发出的不满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前苏联政治文化不可能接受中国的「天道」观念，但是，在它那里「天道」还是最终显现了。如著名眼科学家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认为自己在「八·一九事件」的短短三天里才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注五十五】。也就是说，这位标准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八·一九事件」之前的三十四年里（他一九五七年加入苏共）是政治盲人，尽管他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显然，这位著名人士所说太过文学化，因为若无三十四年多的深刻思考，他绝对不会有如超乎社会科学人士的总结：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新宗教，这个教门的所有人都要遵守反人类的训诫，否则连苟延残喘地活着都不可能【注五十六】。关于费奥多罗夫案例的意义应当联系相类似的案例展开论述，这一点我会本系列研究的以后专题来完成。
网络条件下的当今中国社会，表达如「今天才看到光明」之类的文学化异议，表达者的身份未必十分清晰，而且所使用的表达界面未必能为当局接受。如在统治体系命名的「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因过度的城市开发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就有网络谣言说延安「挖出大蛇，引发雨灾」【注五十七】。这个网络谣言一点也不高明，有点中国古代史阅读量的人大体会推知它的范本是古代屡现的社会谣言，比如西汉晚期的大水将淹长安的传说（也引起了严重恐慌以至于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注五十八】）。但是，这种谣言在政治伦理上具有「天听」性质，而即使是放诸现代社会学框架，也是一种民意的表现，如波普诺（二〇〇〇）所云：「它通常产生于当人们无法获得所需的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住信息源，而不甘接受缺乏信息这一事实。」【注五十九】谣言抗争具有政治伦理上的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它也是无权者能够便捷使用的暗器【注六十】。相较之下，被称为「段子」的政治笑话虽不具暗器作用，但亦具社会政治的印证性。仍在延安，有「段子」说：一个私家车司机从一所学校出来赶路，但路了被堵且堵得时间很长，他气忿至极，从车中拿出棒球棍，到车前把地上的一只蜗牛给击碎了，原因是「你（蜗牛）居然把我超了」【注六十一】。有私家车者当属中产阶级，或者说这段「棒击蜗牛」的政治笑话是中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幽默表达。它对「挖出大蛇引发雨灾」的网络谣言至少是一个逻辑上的呼应，或者说中产阶级群体不满的表达虽有方式之差异，但都是对社会状况做出的自由判定。没有人能否定自由判断的深远进步意义，而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整个社会的领袖危机绝非限于政治精英阶层，更是深及社会意识、道德文化层次的领袖危机。
中国当今社会的领袖危机既有伯恩斯意义上的相对传统的特征，也有专制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带来的活力冲突的微妙。前者可引伯恩斯原话【注六十二】来描述：「今天所说的领袖危机是指如此众多的当权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表现得平庸无能、毫无责任感，迫切需要领袖人物脱颖而出。而这种平庸的表象下面掩盖了才智的根本危机。」后者，是布兰代斯(Louis Brands)对「如此之善」的那种质问【注六十三】，即云：「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中。」
结语：政府一定内化于市场
统治体系的领袖危机广及整个社会的领袖危机，在演进意义上推动了「自领袖——公民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注六十四】。在更深的背景上看，领袖危机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它亦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全球性问题。首先，即便主张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那一代美国政治精英暨社会领袖，他们也未曾能预料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出「自领袖——公民社会」政治结构。彼时，他们认为：「共产党政权牢固地控制着中国，只要不发生大的战争，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被国内力量或敌对政权动摇。」【注六十五】然而，时至今日，不仅有人专门从企业制度方面来反击国企私有化主张，而自称「国企有经济」与「人民军队」一样是巩固执政党基础的两大支柱【注六十六】；而且，「找回政治家」舆论【注六十七】恰好印证统治体系的领袖危机已经如此之深刻，以至于论者认为：「对于周旋于利益集团之间、权力节制和权力扩张之间、精英与民粹之间的政治家们而言，如何获取民众的支持始终也是头等大事。」【注六十八】
其次，全球化进程至今，所有参与启动这个进程及后来主动参与其中的政治家们均未能认识到「政府内化于市场」这个基本演进逻辑。或者说，「政府内化于市场」因有嫌完全地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市场主张，更因为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效果，而使政府不愿接受自己内化于市场的基本逻辑。十分简单的事实又摆在政治家们的面前：「市场的功能是成千万、成亿人的意愿之综合，它总比政府里面有权决定经济政策的极少数人要聪明。」【注六十九】复次，凯恩斯主义往往被处于严重领袖危机的威权主义社会所误读乃至有意肢解。后者至少不想承认两点：其一者，凯恩斯主义「不会突破市场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底线」【注七十】；其二，凯恩斯主义的市场调控伦理基点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注七十一】。尽管这两项颇具政治哲学意味的洞见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所总结，但毫无疑问也逻辑地指向了「政府内化于市场」之基本事实。
一个分析意义上的市场不管它是完全自由的还是附加诸如「社会主义」政治条件的，一个现实存在的企业制度不管是完全自由还是明显受到威权政治调控的，这两者都必然面对创新问题，且不论创新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原教旨」要求，只看它的一般逻辑意义：从简单的产品（并非产品本身简单）创新到复杂的制度（并非制度一定要求复杂）设计，总会不经意地指向对外部环境的思考——如果政府天然地凌驾于市场之上，创新不可能比市场分子的身份接受这种凌驾，其选择或是降低创新愿望或转移创新的市场床基。就算市场与政府等价，处于公共选择理论里面的互补关系，但基于人性利己的那一面，人们也愿寻找一个「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理想状态。
注释部分：
[一]ACTS（《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节。
[二]同[一]，第四章第三十二节。
[三]与[四]参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著《富裕社会》（汉译本，赵勇、周定瑛、舒小昀译），第一百二十六页；赵周舒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五]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第三十一页；曹张樊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
[六]哈耶克（F·A·Hayek）在著名的集体主义暨计划经济批判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的第九章〈保障与自由〉题引部分，引述了托洛茨基一九三七年写下的一段话（出自何著作未说），是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可参见该书汉译本（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第一百一十六页。
[七]参见依高·普里莫拉兹编《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汉译本，周展、贾瑞涛、王俊译），第五十一至第七十一页〈为「红色恐怖」而辩〉；周贾王译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
[八]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仍将托洛茨基派视为列宁主义的敌人并肯定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的「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个报告平反了一些冤案。参见[意]维·维达利著《「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汉译本，王德树译），第二百二十五至第二百九十六页〈附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王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六。
[九]同[五]，第四十四页。
[十]参见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Caddis）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汉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第三十五页；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五。
[十一]同[十]，第一百五十页。
[十二]参见雷默发表于《时代》周刊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一期的文章《该如何思量中国》；新华社《参考消息》四月十一日译介，《美国应该「与中国共同进化」》，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十三]经典且通俗的「消费者剩余」解析，可参见拙著《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第一百六十六至一百六十九页；拙著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二〇一〇。
[十四]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第七版，汉译本，杨烨、卿文辉主译），第五百二十六页；杨卿主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五]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第十四页（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全文在第九至第二十三页）；编译局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四。
[十六]同[十五]，第四百四十二页（让·埃伦斯坦<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全文在第四百四十三至第四百五十一页）。
[十七]与[十八]同[五]，第四百六十页七。
[十九]同[五]，第四百六十七页。
[二十]参见韦农·波格丹诺（Vernon Bogdanor）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主编），第三百三十三页（该词条）；邓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十一]参见杰弗里·罗伯逊著《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汉译本，徐璇译），第一百一十九页；徐译版本：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对国王查理一世审判的伦理价值在于「表明国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是一个威慑措施，以防止将来又出现暴君」（第一百一十九页）。还有，议会扩大了叛国罪的涵盖，指出：「叛国罪不仅包括对国王不忠，也包括对国家进行政治攻击，如践踏法律或滥用权力。」如此，国王本人就成了最易犯叛国罪的人物，因为其行为大多是践踏法律与滥用权力。
[二十二]此为一篇政治评论文章的副题。主题是<中共高层的「战国态势」>（作者：荆冬雨），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二十三]瑞士经济学家布伦诺·S.弗雷与阿洛伊斯·斯塔特勒（二〇〇二）对政治参与提出了两个可检验假设：第一，从政治程序参与权衍生出来的效用支持公民的主观福祉；第二，实际政治参与与程序效用之间的联系，不如政治参与权与程序效用之间的联系密切。参见弗雷与斯塔特勒所著《幸福与经济学》（汉译本，静也译），第一百七十三页；静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
[二十四]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第五百四十三页；张王陆潘关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
[二十五]同[二十四]，故事原文（第五百四十至第五百四十一页）：很久很久以前，一条狗、一头母牛和一头驴子住在南斯拉夫某地一个村子里，那里情况赵来越坏，于是他们三个决定逃到山里去。他们在山里流浪来，流浪去，开始挨饿和想家。他们决定让狗回村去看看情况是否好转。一会儿狗拼命飞跑回来。「村里的情况仍然糟糕得没法住，」他报告说，「他们不准有吠声。如果禁止一只狗吠叫，那叫它怎么活下去呢？」这样，他们又继续在山里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决定让母牛回去侦察一下。狗和驴对母牛说：「你不吠不叫，禁止吠叫对你不会有影响。」母牛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母牛回来了，显得很狼狈。「不行，」她说，「简直不行。真的！我一到那里，人们就向我围攻。他们抓住我的奶头，又是拉又是吸。我拚命逃走，差点没把我奶头都扯掉了。我好不容易才脱身啊。」他们就只能在山里生活下去。后来他们又决定再试一次，驴子同意回村看看。没多久，驴子也飞跑回来。「不行，完全不能在村里生活！」「为什么？」其他两个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唉」，驴子说，「我一到村他们就要我做官。他们正在搞选举，要把我选进议会里。我好不容易才离开！」
[二十六]参见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著《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汉译本，杨昌裕译），第十九页；杨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
[二十七]同[五]，第五十八页。
[二十八]同[五]，第三十一页。
[二十九]同[十六]，第四百四十五至第四百四十六页。
[三十]同[二十九]，第四百四十五页。
[三十一]「轻信，作为一种文化」的命题，可参见同题文章，载于我的网易博客二〇一三年七月八日。
[三十二]同 [五] ，第三百五十八页。在和平演变战略的批评者总结来看，这三点（基本目标）是：「第一，利用苏联内部的矛盾对其施加压力促使其变化；第二，破坏苏联首先就要破坏苏共；第三，『新的俄罗斯』将是与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即美国所希望的制度。」
[三十三]参见《凤凰网·凤凰历史》板块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报道《苏联总理谈中苏论战：你们的『九评』太厉害了》。
[三十四]关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领袖危机」问题，请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领袖危机与公民抵抗（上）——转型社会的当代史鉴问题》，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以及（下），副题<转型社会的价值博弈问题>，七月十八日。
[三十五]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八十八页（全文<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第八十七至第一百〇四页）；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三十六]同[三十五]第三卷，第八十三页（全文<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七十四至第一百页）。
[三十七]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二百一十五页；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其环境论述如此：「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搞市场经济，破除了『左』的障碍，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疑云。」
[三十八] 同[三十七]，同页。
[三十九]转引自苏小和著《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二百四十页；苏著版本：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二〇一〇。
[四十]转引自[十]，第一百六十页。
[四十一]参见德国之声电台网站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文章《中国中产阶级盼稳定》（作者：斯文·汉森）；[十二] 译介报一月二十一日，《德媒称中产阶层企盼稳定》，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四十二]「新的中产阶级」之提法旨在与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的「中产阶级」概念相区别。按着中共严格的政治定义，「中产阶级」等同于「民族资产阶级」。参见一九八三年开始编写至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简明政治学词典》，第八十二页〈中产阶级〉条目与第二百一十三页〈民族资产阶级〉条目；词典（组写组）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由「中产阶级」的敏感性一直存在，翻译与学术当中均会自觉地使「中产阶层」来代指「中产阶级」。比如，[十]当中的原文「中产阶级」在汉译中变成了「中产阶级」；再如，纯学术著作《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沈瑞英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的题目之关键词，使用的是「中产阶层」而不是「中产阶级」。此外，「中等收入群体不等于中产阶级」也是一个讨论性（而非严谨学术）话题。可参见《社会学家茶座》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总第二十辑）文章《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杂志执行主编仇立平）。
[四十三]中产阶级的社会养成是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右翼中国社会政治主张，如储安平「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的中产阶级抬头」之主张。转引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二〇一二年四月号文章《被谴责的中产阶级》（作者：雪堂）。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此种社会养成观点再现，即云：「中产阶层的境遇，不仅与其本身相关：中产阶层能否顺利壮大，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关系着中国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因阶级对立陷入混乱、失序，还是走向富裕」。转引自《凤凰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十二期文章《莫让中产阶级成牺牲品》（作者：周兼明）。应当注意的是：周兼明虽然也用「中产阶层」作为文章题目的关键词，但在警示性表述中，他提到了「阶级对立」问题。这一点与[十一]中的同类分析可相印证。
[四十四]「张俊宏判断」是我发明的一个实证政治学概念即指台湾威权政治时期（国民党）党外人士张俊宏选择经济独立，不依赖体制（曾卖牛肉面）而后从政的个人抉择。其内在道理是「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转引自《南方人物周刊》二〇一三年第二十九期报道《「公知」的前生今世》（记者：杨潇）。
[四十五]「人民不满的社会」是如此之状，「不满的并不止处于社会食物链底端的人，境况好些的中产阶层，一些有钱人，甚至从体制内分享了一杯羹的人，也是牢骚满腹」。参见《南风窗》杂志二〇一三年第十四期报道《失意者正在走来》（记者：石勇）。
[四十六]参见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著《领袖论》（汉译本，刘李胜、郑明哲、陆震伦等译），第五页〈序，全书统一页码〉；刘郑陆等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伯恩斯对「领袖」的分类有数种，他也前提性地界定「领袖和暴君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在他的分类当中，最具影响意义的是「道德型领袖」即他最关注者。因此，我称之为「伯恩斯主义上的领袖」。这类领袖有三个特征：其一，与被领导者之间非止权力关系而存在需求、渴望、评价的相互关系；其二，其追随者拥有选择能力；其三，获得领导权后会落实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改进诺言。
[四十七]比如，对国家管控互联网的行为，新创基金会主席、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张树新，公开表达「『国家防火墙』成本将本可承担」的观点。参见[三十九]，第二百四十五页。再比如，著名的天使投资商人王功权以良心资产阶级的身份加入著名异议人士许志永发起的「公盟」，并从事相关活动，特别是对许志永案件的细节进行责任性关注。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七日消息《王功权就许志永狱中视频发声明》。
[四十八]有关讨论参见[四十四]刊二〇一三年第二十五期〈封面人物〉专题《公民企业家站在十字路》（记者：徐梅；实习记者：陈晓波）。报道中说：「很多人将他们的独立、敢言，与他们取得的财务自由联系在一起，寄希望这样一群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人在转型期有更大作为。」被报道的重点人物有王功权、王瑛、柳传志等。
[四十九]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转引新华社报道《北京警方：网络大V薛蛮子嫖娼聚众淫乱》。与薛必理案件的政治因素相同，王功权在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三日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刑事拘留。参见网易新闻九月十四日转引《京华时报》消息《知名投资人王功权涉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被刑拘》。亦可参见博讯网九月十三日转引多维新闻《中共打谣，许志永声援者王功权被捕》。
[五十]金效应，亦是我发明的术语，概指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试图以私德不佳来毁坏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政治事业，但这种手段并未达到目的。也就是说，金的私生活失检与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行为之高尚，颇有中国成语「瑕不掩玉」的含义。对FBI行为的描述可参见《中国新闻周刊》二〇一三年第三十二期文章等《坚持「非暴力」的反叛牧师》（记者：徐方清，特约撰稿：荣筱青）。
[五十一]参见我的文章《金钱与民主运动》，载于美国中文电子杂志《小参考》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当时文章使用的笔名是「姬离」，在日后的政治案件判决中该文被当作罪证之一，即如「（二〇〇〇）沧刑初字第四十九号」《刑事判决书》所指：「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被告人綦彦臣以姬离的笔名，在美国子电刊物《小参考》（总第四百二十六期）上发表文章《金钱与民主运动》，提出颠覆国家政权时，要舍得花钱，海内外反共势力要联合起来。上述犯罪被告人供述并有书证该文复印件予以证实。」
[五十二]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一书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描述，其中有两各个附件〈舆论失控〉（第二百一十八至第二百二十二页）与〈街头政治〉（第二百二十三至第二百三十三页）；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八。
[五十三]参见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杂志网站二〇一二年八月七日文章《全球中产阶级危机》（作者：美国前外交官、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学家布赖恩·克莱因）；同[十二]译介报八月十七日，《警惕全球中产阶级危机》，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四]参见《企业家天地·下旬刊》二〇〇八年第十一期文章《全球化背景下中共反和平演变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作者：向立宏）。该文的摘要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快了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步伐，敌对势力以各种创新的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演变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采取有效的反击措施。」
[五十五]与[五十六]转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汉译本，王晓玉、姚强译），第一百七十六页；王姚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五十七]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转刊《法制时报》消息《男子造谣「挖出大蛇引发雨灾」被拘留》。
[五十八]同[三十一]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博文《西汉晚期谣言：后世四位学者费劲考证》。
[五十九]参见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著《社会学（第十一版）》（汉译本，李强等译），第六百五十九页；李等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
[六十]参见我的通俗历史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一百二十四至第一百三十三页（第四章第三节〈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该著版本：中国社会出版社，二〇〇五。亦可参见[三十一]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谣言，无权者握有的致命暗器》（网易博客首页推荐，共识网四月二日转载）。
[六十一]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报道《延安「削山建城」探秘》（记者：郭海飞）。
[六十二]同[四十六]，第一页。
[六十三]转引自哈耶克（F·A·Hayek）著《自由秩序原理（下册）》（汉译本，邓正来译），第三页；邓译版本：三联书店，一九九七。
[六十四]同[三十四]，（下），较为学术化的表述是：「非专业性的公民抵抗基于专业性的启蒙作用，但其推动边缘政治中心化的力量更大。在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下，它提供了整合专业抵抗与非专业抵抗的可能，因此，意见领袖自然而然地具备道德领袖的功能。边缘政治的中心化在意见领袖那里存在更大的可能。换言之，在领袖危机深刻的威权主义社会中，与其说有『自媒体』，毋宁说是有『自领袖』。推助公民社会形成的『自领袖』模式在政治伦理上，就是扬弃迷信而建立自信。」
[六十五]原文来自一九五三年末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二（之二）号文件。转引自[四十]，第一百六十一页。
[六十六]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报道《推动国企私有化是「外国阴谋」》（记者：吴国义）；[十二]译介报四月十二日，《国企负责人批「私有化阴谋」》，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六十七]与[六十八]参见《南风窗》二〇一三年第十期策划的〈封面报道·找回政治家〉，内含导语乃四篇文章。
[六十九]参见我的散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第一百七十七页（全文<政府永远不会比市场聪明>,第一百七十六至一百七十九页）；该集版本：台湾秀威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七十]与[七十一]同[三十九]，第三页（序〈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第一至第二十四页，单另页码）。
